《紐約時報》報道，台灣不再僅僅是美國在海外展現決心的試金石，而是世界經濟能否承受單一半導體芯片生產瓶頸衝擊的考驗。

台灣這座民主島嶼生產着絕大多數高端半導體，這些半導體驅動着從iPhone到人工智能數據中心等各種設備。

隨着中國軍方進行着難以想象的演習，美國官員警告說，封鎖或入侵台灣不僅僅會擾亂市場或阻礙科技產品的發布，還可能引發全球經濟災難。

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最近強調了其中的利害關係，稱台灣是“世界經濟面臨的最大威脅”和“最大的單一故障點”，並警告說，如果台灣的芯片生產被切斷，“那將是一場經濟末日”。

台灣製造的芯片

十年前，當華盛頓主要從地緣政治和民主的角度看待台灣問題時，這種說法或許顯得誇張。但如今，這種擔憂卻無比現實：美國經濟——以及中國經濟——都依賴於台灣晶圓廠製造的芯片。

一份受半導體行業協會委託撰寫的2022年機密分析報告，其數據之驚人，甚至讓那些經驗老道的管理者也不得不從季度財報中抬起頭來。

報告警告稱，切斷台灣的芯片供應將引發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美國經濟產出將暴跌11%，約為2008年經濟衰退衝擊的兩倍。中國的經濟崩潰將更為嚴重，降幅將達到16%。

彭博經濟研究估計，圍繞台灣爆發衝突的代價將超過10萬億美元，約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10%。

白宮曾多次試圖改變這一估算結果。在拜登總統的領導下，美國嘗試了一種經典的政府干預產業的方式：補貼。《芯片法案》（CHIPS Act）投入了約500億美元用於激勵措施，旨在重建國內芯片產能並吸引投資回流美國。

台積電擴大了在亞利桑那州的布局，三星承諾在德克薩斯州進行大規模投資，英特爾也宣布了在俄亥俄州建設大型園區的計劃。

但建廠僅僅是成功的一半。另一半在於說服最大的芯片買家使用這些工廠——而這正是華盛頓遭遇企業務實主義阻力的地方。美國製造的芯片成本更高——業內高管估計溢價超過25%——這主要是由於勞動力、原材料、監管和許可等因素造成的。

即使製造工廠在沙漠中拔地而起，其技術水平也可能比台灣最先進的產品落後一代，因為台灣長期以來堅持其最新的製造技術必須首先留在島內，並且在過去50年中，台灣一直在努力發展，才達到了如今的水平。

正是這種僵局使得川普政府的策略在其支持者看來越來越具有先見之明。

川普長期以來一直主張美國應利用貿易力量重塑供應鏈，他反對類似CHIPS計劃的撥款，而傾向於使用關稅槓桿——用大棒取代胡蘿蔔。

美國芯片工廠投資2000億美元

這種邏輯已經推動了一波交易浪潮。據全球芯片行業協會SEMI稱，到2030年，美國將在半導體工廠建設項目上投入約2000億美元——從賬面上看，這足以大幅提升美國的產能。

然而，即使是如此巨額的投入也無法保證安全，因為台灣和中國也在進行投資。

2021年3月，時任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的菲利普·S·戴維森海軍上將警告國會，“威脅將在未來十年內顯現”，並補充說，“事實上，未來六年內就會顯現”——這一評估使得2027年成為規劃者的關注焦點。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這一時間線變得更加不容忽視。如果有人懷疑獨裁者是否會為了奪取領土而冒着經濟自損的風險，那麼華盛頓現在傳遞的信息是：看看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就知道了。

甚至企業界也開始意識到這一點。埃隆·馬斯克警告說，“人們可能低估了一些地緣政治風險，而這些風險將在幾年內成為重大因素。”

2023年7月，在硅谷舉行的一次機密簡報會上，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J·伯恩斯和國家情報總監艾薇兒·海恩斯向一些全球最重要的首席執行官們通報了有關中國軍事集結的情報：蘋果公司的蒂姆·庫克、英偉達公司的黃仁勛和AMD公司的蘇姿豐都在現場，高通公司的克里斯蒂亞諾·阿蒙則通過視頻連線參與。

信息直截了當：中國的軍事發展軌跡表明，到2027年對台灣採取行動是完全有可能的。據報道，庫克事後告訴官員們，他“時刻保持警惕”。

但最終決定美國能否建立一個能夠有效替代台灣的平台的，是採購訂單的數量。

麥肯錫的比爾·懷斯曼(Bill Wiseman)以殘酷的洞察力描述了整個行業的集體聳肩：太多高管認為，一旦災難降臨，所有人都會一同遭殃——所以誰也不想第一個承擔損失。

台積電、英偉達、英特爾

川普的關稅威脅及其帶來的談判籌碼正是在此發揮了作用。

在最具影響力的博弈中，台積電本身成為了籌碼：要麼加快美國產能擴張速度，要麼面臨不斷升級的貿易懲罰。

英偉達作為全球人工智能領域的領軍企業，處於這場博弈的核心，因為它設計了驅動人工智能蓬勃發展的芯片，但卻依賴台積電進行生產。

脅迫的邏輯很簡單：如果關稅導致台灣製造的芯片價格上漲，那麼阻力最小的路徑就是從亞利桑那州購買——即使價格更高。

部分壓力已轉化為數十億美元的投資承諾，包括台積電大幅增加在美國的投資，以及主要買家採取新措施將生產轉移回美國本土。

英特爾飽受財務困境和技術質疑的雙重打擊，也已成為製造業回流戰略的核心——它既是美國本土製造業的支柱，也象徵着美國不能失去其在尖端製造領域最後的制勝機會。

目前負責推動美國商務部產業轉移的霍華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設定了一個目標，即把台灣40%的半導體製造轉移到美國。

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旨在將單一故障點轉變為多元化的網絡。

懸而未決的問題是，美國能否以足夠快的速度行動，趕在戴維森事件引發、烏克蘭事件加劇的危機之前完成。

到2030年投入2000億美元，是否足以將潛在的經濟災難轉化為可控的衝擊？或者說，這些支出——分散在數年，用於應對導致美國芯片價格更高、技術含量往往更低的成本——最終是否只是一份保險單，在風暴來臨時，房子仍然只建了一半？

如果台灣陷入黑暗，世界將沒有時間討論戰略。它將不得不面對10萬億美元的巨額賬單，以及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地球上最重要的經濟體竟然建立在一條仍然貫穿單個島嶼的供應鏈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