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6月23日，詹姆斯·A·戴维森（James A. Davidson）和马修·J·斯劳特（Matthew J. Slaughter）在《外交事务》杂志就 AI 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发表评论－－“如何挺过人工智能冲击”， 并为其提供“避免政治危机的政策行动方案”。詹姆斯·A·戴维森是银湖资本联合创始人及前管理合伙人。马修·J·斯劳特是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保罗·达诺斯院长、厄尔·C·道姆1924国际商务教授，2005年至2007年期间，曾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请读他们的评论：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世界经济和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希望。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美国经历了数十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生产率，即每位劳动者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经济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指标。生产率增长缓慢意味着平均收入增长乏力，而这又助长了过去一代人在全球范围内所表现出的诸多政治动荡。在美国，生产率增长缓慢加剧了政治两极分化，并促成了许多人眼中美国梦的逐渐消亡。

美国需要创造一场生产率复兴。而人工智能似乎正是完美的催化剂。2024年，美国非农商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了3%，这是数十年来在非经济衰退、非疫情年份中最快的增长速度。麦肯锡于2025年发布的一项研究估计，到2030年，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代理和机器人每年可为美国创造2.9万亿美元至6.4万亿美元的新经济价值——这一生产率提升相当于美国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至20%；对于全球而言，这一数字将达到28.7万亿美元。

人工智能有望推动这样的复兴，因为它同时促进资本投资和创新，而这正是各国能够持续提高生产率的两种可靠方式。美国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正在见证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本投资的激增，包括计算机芯片、数据中心以及电力系统。根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2025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总量的39%。这一数字将在2026年继续上升。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和云计算领域四大“超大规模运营商”——字母公司、亚马逊、元宇宙公司和微软——计划于2026年将其人工智能资本支出总额提高至7250亿美元，比去年合计约4100亿美元的支出增加77%。

提高生产率的另一种方式——创新——则涉及发现新的商品和服务，以及寻找生产现有商品和服务的更高效方法。每天都有企业利用人工智能发现并利用效率提升机会，同时将日常工作自动化。例如，由深层思维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折叠”，其研发团队于202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它极大地加快了生产突破性药物及其他医学进步所需蛋白质的发现和分析过程。

然而，尽管拥有如此巨大的经济前景，人工智能也正在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它可能以比现有政府援助体系能够合理应对更快的速度、更广泛的范围摧毁就业岗位。这种困境并不新鲜。创新几乎总是会减少某些商品和服务对劳动力的需求。有时，这种创新并不会导致现有岗位的大规模消失，而是导致旧任务消失，并在这些职业内部创造新的任务和新的能力。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约有1650万美国人从事办公室运营和行政支持工作。尽管各种信息技术发明已经将速记、誊写和复印等秘书工作自动化，但今天在这一行业工作的美国人数几乎与当年相同。他们只是从事着不同的工作。

有时，创新会永久性地减少对某些职业的需求：例如汽车发明后制造马车的工匠，个人电脑问世后使用打字机的打字员，以及因机器人和其他资本投资实现自动化而被取代的流水线工人。这种破坏是生产率增长的基本特征。事实上，现有岗位、企业，甚至有时整个产业的消失，是创造新岗位、更高收入和更多财富的必要条件。

但是，创造性破坏也会伤害部分劳动者和社区，并可能激起政治抵制。这种现象至少自工业革命时期以来便一直存在。当时，反对新机器发明和推广的英国熟练纺织工人——卢德分子——袭击工厂，捣毁动力织机和针织机。几个世纪之后，大量来自中国的低价出口商品涌入美国，减少了许多美国制造产品的需求，削弱了数千家美国制造企业，并摧毁了许多社区。

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工智能正在降低许多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导致一种类似于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冲击”的“人工智能冲击”。但是，与主要局限于少数行业中年龄较大劳动者的“中国冲击”不同，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冲击”最终可能规模更大、破坏性更强。它主要影响的是年轻人，而不是年长者；主要影响的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而不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影响的是几乎所有行业，而不仅仅是制造业。而且，由于创新发展的速度惊人，“人工智能冲击”的传播速度也远远快于当年的“中国冲击”。

人工智能正在制造巨大的政治风险。

如果“人工智能冲击”的规模和速度超过政策制定者寻找解决方案、缓解其负面影响的能力，其后果可能十分严重。如果一个国家未能为失业劳动者建立足够的劳动力市场支持体系，那么它就可能因屈服于公众压力而通过限制甚至逆转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法律和新监管，从而失去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率收益。这些国家还可能面临沿着新的、更尖锐社会裂痕爆发的政治动荡。与此同时，它们还可能永久落后于那些成功缓解“人工智能冲击”、从而充分实现人工智能全部收益的国家。

一些企业已经采取了值得欢迎的措施帮助受到影响的劳动者：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杰米·戴蒙（Jamie Dimon）和威瑞森首席执行官丹·舒尔曼（Dan Schulman）都已宣布相关计划，为那些因人工智能而已经失业或即将失业的员工提供帮助。但是，私营部门的解决方案不足以应对人工智能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冲击”，现在就需要进行有意义的公共投资。美国对此几乎毫无准备。其陈旧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覆盖范围狭窄，资金也严重不足。如果没有新的税收来源来支持失业劳动者并帮助他们接受再培训，美国根本无法应对如此规模的冲击。

两项新的政策可以防止美国重蹈“中国冲击”的覆辙：鼓励新技能培训的税收抵免，以及鼓励重新就业的工资损失保险。这些新增财政支出应通过对股权相关薪酬征收新的税收来提供资金，从而更加公平地将人工智能预期生产率增长所带来的意外收益，在那些将从这项技术的颠覆性影响中获得最大经济利益的企业高管与受到冲击最严重的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人工智能繁荣必将以任何经济学家都无法完全预见的方式改变美国经济。但这些政策将确保其收益能够在创新企业、企业员工以及遍布全美的各个社区之间得到更加广泛的共享。

困难程度各异

请看看2025年底的以下新闻标题。10月，亚马逊宣布裁减14,000个岗位，并计划进一步裁员。一个月后，威瑞森裁减了超过13,000个岗位——约占其员工总数的13%，也是该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轮裁员。据高管咨询公司挑战者、格雷与圣诞公司的统计，2025年全美宣布裁减的岗位总数达到120万个，比上一年增加58%，也是自2009年大衰退最严重时期以来（不包括新冠疫情期间）的最高纪录。

越来越多的公司将人工智能作为裁员的原因。2025年6月，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Andy Jassy）警告称，未来几年，随着公司“广泛使用人工智能获得效率提升”，预计“将减少我们的企业员工总数”。11月，当时担任惠普负责人恩里克·洛雷斯（Enrique Lores）解释称，公司裁减约5,000个岗位，是其努力将人工智能融入“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一部分。

今年，同样的情况仍在持续。1月，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布赖恩·莫伊尼汉（Brian Moynihan）预测，随着公司追求“卓越运营并应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技术”，员工人数将会减少。次月，金融服务公司布洛克宣布，由于采用了人工智能“智能工具”，将裁减近40%的员工——超过4,000人。4月，元宇宙公司宣布计划裁减约8,000名员工——约占员工总数的10%——并取消6,000个空缺岗位，同时扩大其人工智能投资。同一天，莫伊尼汉透露，美国银行的人工智能已经取代了1,000个岗位。5月，云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为裁减1,100个岗位辩护称，这并非“削减成本之举”，也不是“对员工个人表现的评估”，而是为了定义“一家世界级、高增长公司如何在智能代理人工智能时代运营并创造价值”。并非所有这些近期裁员都完全归因于人工智能，但员工效率已经成为许多企业部署这项技术决策的核心。

问题不是人工智能是否会带来生产率的大爆发；它一定会。

尽管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裁员数量不断增加，意味着这场正在形成的冲击影响了各种类型的劳动者，但它似乎尤其严重地冲击了年轻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并且涉及所有行业。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学术研究之一，由斯坦福数字经济实验室完成。该研究考察了从开放人工智能公司于2022年11月首次公开发布聊天生成预训练转换器，到2025年7月期间，数以百万计员工在数以万计企业中的月度工资记录。研究人员利用美国最大的工资软件提供商自动数据处理公司的数据发现，在最容易受到人工智能影响的职业中，例如软件开发人员和客户服务代表，22岁至25岁劳动者的就业人数下降了6%。论文指出：“相比之下，同一职业中经验更加丰富的劳动者，以及所有年龄层从事受人工智能影响较小职业（如护理助理）的劳动者，就业趋势仍然保持稳定或持续增长。”

“中国冲击”使美国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蓝领劳动者直接与数以亿计的中国低工资劳动者展开竞争。相比之下，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近期美国整体失业率的上升主要集中在“应届大学毕业生和白领劳动者”身上。在整个美国经济中，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已经高于整体劳动力市场。2026年3月，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约为5.6%，而整体人口的失业率为4.2%。人工智能对白领就业市场压力最早、最突出的受害者，或许就是软件工程师，尤其是那些努力寻找初级岗位的理工科应届毕业生，因为人工智能编写和修改计算机代码的能力每天都在提高。

但其影响远不止于那些希望成为程序员的人。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得出结论：“即使是在过去一直较为稳定领域中的高学历劳动者，也无法免受经济冲击。”如今，在许多过去对冲击具有较强抵御能力的行业中，那些主要工作内容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完全按照一套规则和流程进行编码，因此可以被人工智能自动化取代的人，都已面临威胁：咨询行业的分析师、金融行业的会计师和精算师、法律行业的初级律师和律师助理。年轻人劳动需求的下降，也降低了职业生涯早期劳动者获得那些往往能够推动未来职业发展的差异化技能的可能性。

在某些行业，特别是那些依赖所谓隐性知识而非可编码知识，并且判断力和情绪智力等能力至关重要的行业，人工智能是在增强工作，而不是取代工作。医疗保健就是一个例子。《纽约时报》报道称，梅奥诊所一边部署数百个人工智能模型支持医学影像分析，一边将放射科工作人员扩大了50%以上，使医生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复杂决策和患者护理。人工智能也正在催生全新的职业，并且未来甚至可能催生新的产业。

人工智能最终应当能够提高美国的生产率、收入以及整体生活水平。但是，即便人工智能已经开始补充现有劳动力，最初岗位被摧毁的速度和规模，很可能仍将超过新岗位创造的速度和规模。而且，它所造成的损害也可能呈指数级扩大。其中一个原因，是人工智能工具质量提升的速度令人震惊。自2022年底聊天生成预训练转换器发布以来，人工智能产品数量激增，其性能也呈指数级提高，而对于任何拥有互联网连接的企业或个人而言，这一切几乎都无需付出高昂成本。仅今年3月和4月两个月，领先的人工智能企业就至少发布了十个新的模型。

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如此惊人的创新，并且能够如此迅速被广泛采用的例子。美国人口普查局于2024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自1961年美国安装第一台工业机器人60年之后，仅有12%的制造工厂使用机器人。另一项调查发现，在个人电脑问世整整一代人之后，到1997年，只有49.8%的在职成年人使用个人电脑。根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2025年11月关于人工智能采用情况的研究，在聊天生成预训练转换器向公众发布仅仅三年之后，美国已有54.6%的成年人正在使用人工智能。

企业领导者已经开始为“人工智能冲击”不断扩大的影响做准备。在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的一项调查中，接受调查的大约10,000名全球企业高管中，有41%表示，他们预计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减少本企业的员工人数。他们无疑已经意识到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劳动力市场影响正在形成的共识。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组学者采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对美国劳动力市场中32,000项不同技能进行了建模，计算结果显示，美国工资总额中有12%是支付给目前人工智能系统在技术上已经能够自动化完成的任务，并指出目前对编程等科技岗位产生的早期影响“仅仅是冰山一角”。麦肯锡的研究则得出结论，目前包括人工智能代理在内的现有技术，“理论上可以自动化约占美国当前57%工作时间的各项活动”——换句话说，就是“目前美国劳动者所完成的大多数工作”。

年轻人与躁动不安

问题不是人工智能是否会带来生产率的大爆发；它一定会。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是否能够顺利渡过劳动力市场最初的冲击，并缓解对国家经济和政治结构造成的压力，从而充分实现未来的全部收益。历史记录已经清楚表明：当创造性破坏的速度和规模超过政府政策应对的速度和规模时，对创新的抵制就会出现。

迄今为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体系所经历的最大创造性破坏冲击，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生产率繁荣所带来的劳动密集型中国出口商品激增。研究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美国进口中国商品导致超过100万个美国制造业岗位消失，而这些损失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曾经工业繁荣州份中年龄较大的制造业劳动者身上，例如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华盛顿以及地方政府在应对“中国冲击”带来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成本方面做得过少，这一点早已有充分记录。他们错误地认为，那些更加广泛但分散的收益——例如更便宜的消费品和更多的出口机会——会在失业劳动者眼中超过就业岗位流失所带来的集中而深刻的伤害。美国应对“中国冲击”的主要政策屏障，是《1962年贸易扩展法》依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推动美国贸易自由化时建立的贸易调整援助计划。贸易调整援助计划旨在向那些因进口增加而受到冲击企业的劳动者提供更高水平的失业保险、求职援助和职业再培训。但是，该计划因设计复杂、官僚程序繁琐以及资金不足而效果有限：2005年，其总支出仅为8.45亿美元，仅占联邦政府总支出的0.03%。

反对人工智能的浪潮，已经具备了滋生的土壤。

这些忽视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是毁灭性的。受到制造业劳动力市场萎缩冲击最严重的劳动者，更有可能遭遇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所描述的“绝望之死”：自杀、药物过量和酒精中毒。在过去二十年中，这类死亡人数的激增导致部分美国群体的预期寿命下降。其政治后果同样具有震撼性。川普之所以能够当选并再次当选总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强烈反对全球化，并愿意为“中国冲击”的受害者发声。在他的第一任期内，他发动了对华贸易战，并推行移民限制政策。在第二任期内，他实施了一套范围广泛且充满混乱的全球关税制度，并发起了一场大规模驱逐行动，主要针对在美国非法从事低工资工作的移民。

尽管存在两个重要但长期未受到充分重视的现实，这些冲击波至今仍然塑造着美国政治。中国对低技能制造业岗位造成的经济压力已经基本缓解，而且从整个国家来看，这些压力已经被消费品和工业投入品价格下降，以及美国在仍然具有比较优势产业中的增长所抵消。2024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达到83,730美元，经通胀调整后，比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那一年——高出18.6%；与此同时，美国总体失业率仍接近历史低点。但是，这些经济现实并没有削弱针对全球化的政治反弹。

“中国冲击”涉及全球供应链网络的重组，其推进速度由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历经数年的谈判进程以及跨国公司的决策共同决定。根据经济学家戴维·奥托尔（David Autor）、戴维·多恩（David Dorn）和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的一项经典研究，1990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冲击”导致美国约150万个制造业岗位消失，平均每个月约有7,500名美国制造业劳动者失去工作。现有证据表明，“人工智能冲击”可能已经达到同样的规模，而且未来还有可能变得更加庞大。在美国经济中，仅软件开发岗位就有200万个，客户服务岗位就有300万个，受到人工智能威胁的岗位数量可能远远超过“中国冲击”所造成的岗位损失。此外，人工智能所依赖的数字基础设施，比全球供应链网络所依赖的实体基础设施——或者铁路、电网等此前那些定义时代的重大创新所需要建设的基础设施——要容易建设得多。“人工智能冲击”最终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速度最快的一场技术驱动型冲击。

如今，针对人工智能革命反弹而形成政治运动的土壤已经具备。世界各地更加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者，已经开始对他们正在步入其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系表达深刻的不满。Z世代对精英、资本主义和大型科技企业持怀疑态度，这种世界观深受工资停滞、财富高度集中、机会日益减少以及对制度和领导者信任下降等悲观情绪的影响。

这一代人进入政治舞台之际，首次购房者的年龄中位数已经从1991年的28岁、2000年的32岁，上升到40岁；高质量医疗保险的月保费持续飙升；顶尖大学本科生每年的标价学费已经逼近10万美元。因此，如今大多数美国年轻人认为资本主义并未提供公平的成功机会，也就不足为奇；同样不足为奇的是，30岁以下美国人中，仅有16%认为民主制度对他们运行良好。因此，他们开始支持那些回应这些关切的候选人：阿比盖尔·斯潘伯格（Abigail Spanberger）和米基·谢里尔（Mikie Sherrill）都以“可负担性议程”为竞选重点，并依靠年轻选民的支持分别赢得弗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州长选举；民主社会主义者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也凭借类似的信息动员了年轻选民，最终当选纽约市市长。

在许多发达国家，Z世代中的大量年轻人将自己迈入成年视为一场几乎无休止竞争的考验：竞争进入优质初中、高中和大学；竞争进入全球知名企业获得精选实习机会；最后，再竞争获得这些企业的正式职位，从而开启职业生涯。如果人工智能消灭了过多这些令人向往的工作，那么年轻、高学历专业人士所产生的被背叛感，很可能会与“中国冲击”期间年龄较大、教育程度较低制造业劳动者所表现出的愤怒高度相似。随着年龄成为美国政治中的另一条断层线，围绕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新一轮争论，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本已严重的政治两极分化。

忘掉如何编程

那些认为美国人会毫无保留地接受人工智能——包括由此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冲击——的政策制定者，将会遭遇一次沉重打击。事实上，在人工智能转型真正全面展开之前，它已经不受欢迎。马里斯特学院于2025年9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约67%的美国人认为人工智能消灭的岗位将多于它创造的岗位；而昆尼皮亚克大学于2026年3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81%的美国年轻人认为人工智能将减少就业机会。针对数据中心的反对浪潮，是不断壮大的社会不满情绪中出现的第一波高峰。为广泛部署人工智能提供计算基础设施所需的数据中心投资，正越来越多地推动美国经济增长。但这并未阻止针对数据中心的激烈抗议不断增加，也没有阻止各州议会和地方议会讨论暂停建设数据中心的提案。

为了充分获取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和地缘政治收益，并避免更广泛的反弹严重限制这些收益，美国政府必须设计新的方式来支持劳动者。鼓励培训新技能的税收抵免，以及促进重新就业的工资损失保险，是覆盖范围广、实施简单的政策，它们能够增强劳动者技能和收入，帮助劳动者应对因人工智能导致的失业，从而避免再次出现政治断裂。为了支付这些政策的成本，联邦政府应当对企业股权薪酬设立工资税。

绝大多数员工所从事工作的报酬完全以现金形式支付，因此联邦政府可以立即征税。但有些员工，尤其是美国收入最高的企业高管，其大部分薪酬则以股权激励形式发放，例如公司股票或购买公司股票的期权。股权薪酬通常不会在授予时征税，也不会在其价值随着时间增长过程中征税。根据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股权薪酬一直是美国企业首席执行官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最大推动因素，这一比例已从1965年的21比1上升至2024年的281比1。

无论是明确还是默认，市场目前都在奖励那些采用股权薪酬制度的企业。根据美国法律，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公认会计原则》报告其财务业绩。但大多数公司同时还会公布剔除了股票薪酬成本的“备考”业绩。学术界和市场观察人士长期批评这种做法，因为“备考”业绩由于排除了股权薪酬成本，从而夸大了企业盈利能力。然而，投资者接受了这种惯例，因此企业也继续沿用。这种做法极大地奖励了那些主要依靠股权获得报酬的企业高管，同时使那些领取现金工资的劳动者处于不利地位。

“人工智能冲击”的规模，可能已经与“中国冲击”相当。

对上市公司和大型私营企业在发放股权薪酬时征收25%的新工资税，每年至少可带来1,00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而不会对人工智能创新造成过度惩罚。这项税收将使新增税收收入与那些最受益于人工智能推动生产率繁荣、股权价值不断升值的企业相联系，同时仍允许企业高管获得符合市场规律的薪酬方案。随着人工智能成功部署所带来的收入增长和成本下降，这些企业不断增加的收入和不断降低的成本，随着时间推移将能够抵消这项税收的部分成本，甚至全部成本。每年新增的1,000亿美元税收收入，仅相当于截至2026年5月《财富》500强企业股票市值总额的0.16%，也仅约相当于2025年美国1万亿美元股票回购规模的十分之一。

与财富税不同，财富税可能违反宪法，也可能扼杀人工智能这样具有突破性的创新，而针对股权薪酬征收工资税，则能够使所有在人工智能中拥有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保持一致：寻求创新和增长的企业、希望提高美国整体生产率和平均生活水平的联邦政府，以及需要获得支持以顺利完成人工智能转型的劳动者。

新增税收收入将同时用于鼓励再培训的税收抵免和鼓励重新就业的工资损失保险。为了缓解潜在大规模白领失业所带来的冲击，联邦政府将设立一项数额可观的新税收抵免，符合条件的劳动者或其雇主可以利用这项抵免投资于新技能培训。政府不会自行设立再培训项目，因此也无需预测哪些技能未来需求最大；无论是在线课程、高等院校面对面授课，还是企业自行设计的内部培训项目，都将教授那些最终能够与人工智能形成有效互补的技能。

一种广泛适用、可随劳动者流动而携带的税收抵免，还能够克服大多数培训项目所面临的所谓“逆向选择”问题。通常情况下，这类培训项目之所以无法提高劳动者收入，是因为企业往往认为参加培训的人可能技能较弱，因此不太值得聘用。而如果这项税收抵免面向大量劳动者而不是少数人提供，那么市场竞争将迫使企业提供真正有意义的再培训，否则就会在整体劳动力市场中显得缺乏吸引力。

为了鼓励那些因人工智能而失业的劳动者重新就业，由联邦政府设立的新工资损失保险计划将在符合条件的劳动者找到另一份工资较低的新工作后，在一定时期内补偿其部分工资损失。

工资损失保险的逻辑十分简单。被裁员的劳动者往往会失去企业特有或行业特有的人力资本。例如，大型科技公司中因人工智能取代其岗位而被裁减的软件工程师，将失去在工作中继续积累人工智能应用经验的机会。很多时候，这些劳动者只能找到工资更低的新工作，而他们完全可以理解地不愿接受这种工作，从而因长期失业进一步加剧人力资本流失。政府可以通过在劳动者转入工资较低的新岗位时，对其收入损失给予部分补偿，从而降低这种风险。例如，一名软件工程师可能会在另一家大型科技公司找到销售岗位，或者成为一家新兴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的首席工程师。工资损失保险将有助于减轻他们接受新岗位较低薪酬时所承受的冲击。

工资损失保险通过降低劳动者为了等待更好工作机会而继续失业的动机，从而鼓励他们在失业后更快重新就业。同时，它又不会削弱企业招聘积极性，因为这种保险并不会改变企业愿意支付的市场工资水平。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工智能能够替代高技能任务（也就是高薪岗位），因此工资损失保险尤其适合应对“人工智能冲击”所带来的风险——同时也有助于释放其潜力。经济学家罗布·希默（Rob Shimer）和达龙·阿杰姆奥卢（Daron Acemoglu）的研究表明，工资损失保险能够提高总体经济产出，因为它鼓励劳动者主动寻找那些虽然伴随着较高失业风险，但同时具有较高生产率潜力的高薪岗位——换句话说，也就是那些将推动未来经济繁荣的岗位。

税收抵免和工资损失保险相对简单，因此调整其适用资格标准和整体覆盖范围也同样十分容易。例如，政府可以根据“人工智能冲击”的发展情况，轻松修改或扩大符合资格的职业和技能类别名单，以保持政策同步。

数百年来，创造性破坏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人工智能也不例外。作为一项技术，它为劳动者、企业和整个国家带来了迫切需要的经济希望。但是，如果管理不当，它的推广应用可能引发一场政治和社会危机，与之相比，“中国冲击”都将显得温和得多。在“人工智能冲击”尚未完全形成之前就大胆采取行动，能够防止另一场定义时代的危机发生，并开启一场生产率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