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联合创始人兼所长托尔斯滕·本纳(Thorsten Benner)今日7月16日早晨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题为“中国与欧洲即将发生的冲突”的评论,分析为何中欧贸易战无法避免: 2025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试图利用美国对欧洲日益强硬的态度,将中国塑造成负责任大国的替代选择。在庆祝中国与欧盟建交50周年的贺信中,习近平邀请布鲁塞尔与北京携手合作,“维护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并“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然而,尽管措辞冠冕堂皇,北京并未向欧洲提供任何实质性内容,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回应欧洲对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担忧,而这些做法正威胁着欧洲大范围工业部门。事实上,中国并未寻求缓和矛盾,反而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最近驳斥了那些担忧“第二次中国冲击”的欧洲人士,告诉他们应当把注意力放在“第二次中国机遇”上。 欧盟主要领导人以及布鲁塞尔官僚机构并不买账。他们已经得出结论:中国正在威胁欧洲核心产业的生存。第一次“中国冲击”指的是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家具、纺织、金属等行业遭受的毁灭性打击。而新一轮“中国冲击”将有所不同。它将主要发生在欧洲,而且破坏程度更为严重,将重创汽车、机械、化工、制药和绿色能源等先进制造业,并导致大量就业岗位流失。 越来越多的欧洲领导人主张,欧盟必须采取行动保护本国工业。威胁已经严重到几年前还难以想象的措施,如今正迅速获得支持。例如,今年早些时候,法国政府提议“建立相当于对中国普遍征收约30%关税的保护水平”。虽然德国最初态度犹豫,但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已表示准备采取行动,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上个月,除西班牙外,所有欧盟领导人都要求欧盟委员会提出可供采取行动的方案。 与中国全面爆发贸易战正在成为一种现实可能。如今,欧洲是唯一仍然对中国产品全面开放、且拥有强大购买力的主要市场。由于中国国内需求疲弱,许多企业难以盈利,北京迫切需要欧洲市场。因此,北京很可能会竭尽全力维持这一市场的开放。如果布鲁塞尔希望在即将到来的贸易战中拥有一线胜机,就必须确保成员国实现最大程度的团结,同时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开展广泛合作。这两点都不会容易做到。但如果欧洲希望保住对其繁荣与安全至关重要的工业基础,两者都不可或缺。 当欧洲沉睡之时 十年前,欧洲对华政策仍然建立在自满情绪之上。2015年,北京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明确提出取代欧洲工业领先地位的目标。然而,很少有欧洲人认真对待这些雄心。欧洲工业巨头无论在中国市场还是全球市场都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相信,中国竞争对手永远无法赶上自己具有创新优势的产品。当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一任期内对北京发动贸易战时,许多欧洲人否定了他关于对华贸易逆差不可持续的判断。此后,这种自满情绪依然持续。在拜登政府执政的大部分时期,布鲁塞尔似乎更加担心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产业补贴政策——担心其会使欧洲工业处于竞争劣势——而不是来自中国的竞争。与此同时,北京有计划地投入数千亿美元,扶植本国工业冠军企业,以挑战欧洲竞争者。 渐渐地,欧洲人越来越难以忽视北京已经成为一个强劲竞争对手这一现实。中国汽车企业的崛起尤其令人担忧,因此欧盟于2024年底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征收17%至35%的关税。当川普于2025年1月重返白宫时,在法国及其他主要成员国支持下,欧盟委员会原本希望与华盛顿在对华政策上展开合作。他们期待双方共同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并认为美国的参与将促使欧盟内部原本态度保留的成员国支持更强硬的措施。然而,他们遭到了川普的拒绝。相反,川普威胁要与欧洲发动贸易战,这几乎耗费了布鲁塞尔2025年大部分的注意力。 尽管受到这一干扰,欧洲决策者和企业界领导人对北京的看法仍然变得越来越强硬。贸易失衡正在各个行业和供应链持续扩大,警钟已经敲响。相关数字令人震惊。中国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6%提高到约30%;与此同时,欧盟的份额则从30%下降至17%。自2015年以来,中国对欧盟出口额增长了89%,贸易逆差扩大了四倍。去年,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约达4,110亿美元。今年,仅德国一国的贸易逆差预计就将达到1,140亿美元。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彦辞(Jens Eskelund)曾将欧中关系比作“一艘长400米、装载2.4万个集装箱驶向欧洲、返程时却几乎空载的超级货轮”。欧洲工业企业在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国家也不断丧失市场份额,而中国产品正大量涌入这些市场。这种影响在欧洲本土已经显现。德国工业每月流失约一万个工作岗位,隧道掘进机制造商海瑞克公司创始人马丁·海瑞克(Martin Herrenknecht)表示:“中国冲击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它正以全部力量冲击德国工业。” 中国企业受益于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体系,以及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所带来的巨大规模经济优势。但中国的竞争优势同样建立在巨额补贴基础之上,以及一种被估计低估了16%至30%的汇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2005年至2024年期间,“中国企业平均获得的政府支持是经合组织国家企业的三至八倍”。与此同时,北京已经学会将欧洲的依赖关系武器化。中国政府如今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拥有强大的行政执行能力,并掌握了欧洲供应链依赖情况的详细信息。它将利用这些工具,迫使欧洲继续向中国制造的商品开放市场。 即将到来的浪潮 即将到来的“中国冲击”将是持续性的,而且将极其严重。欧洲所有核心产业都将同时受到冲击,并遭到那些在成本上无法竞争的中国企业削弱。整个产业都有可能崩溃。德国和欧洲太阳能产业的发展历程,就是未来趋势的预兆。该产业在2010年代初曾占据全球制造业30%的份额,而如今仅剩1%,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竞争者的崛起。不过,相对规模较小的太阳能产业所造成的失业问题尚属可控。而这一次,欧洲面临失去数十万个就业岗位的风险,而且一旦这些产业消失,重建它们的成本将极其高昂。此外,这种工业能力的丧失还可能引发恶性循环,使欧洲对中国形成越来越深的依赖,而北京则能够利用这种依赖,在政治上将欧盟逐步变成中国的附庸。如果这些产业不能免受中国竞争的冲击,欧洲的重新武装目标很可能将无法实现。如今,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或许价格低廉。但再往后,北京将能够提高出口欧洲产品的价格,因为它知道,中国企业已经消灭了当地竞争对手。 欧洲必须做好准备。首先,欧盟委员会应当构建一套具有说服力的行动叙事。欧洲内部亲北京势力以及中国宣传机器已经准备好攻击任何强有力的欧洲贸易防御措施。这些声音——例如英文报纸《环球时报》,以及法国的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和德国的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等欧洲极端政治人物——将指责欧洲领导人鲁莽,挑起一场代价高昂且注定无法取胜的对华斗争。他们还将辩称,欧洲决策者将责任归咎于中国,只不过是在掩盖他们自身的失败。 为反驳这些论调,欧洲官员需要强调,与北京的沟通渠道一直开放,而且仍将保持开放,欧洲首选的路径依然是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该方案应促使北京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终止不公平补贴,并允许人民币升值。这项协议的障碍并不在欧洲,而在于中国领导层。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让欧洲选民明白,布鲁塞尔必须采取行动,迫使北京进入真正严肃的谈判。选民还需要理解,贸易防御措施是应对充满敌意全球环境的一项重要经济调整。这些限制措施将为欧洲争取时间,以实施大幅削减成本和繁文缛节、深化内部市场、推动创新,并使欧盟在人工智能产业化应用方面占据领先地位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必须让公众相信,如果不保护欧洲工业基础,这一切都无法实现。欧盟领导人需要强调,国内改革与防范不公平竞争,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北京已经学会将欧洲的依赖关系武器化。 欧洲决策者还必须尽可能联合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同样受到中国竞争威胁的日本和韩国,是极具前景的合作对象。巴西、马来西亚和土耳其也是如此,这些国家都已经采取措施,应对大量廉价中国产品的涌入。这个联盟应当同意实施统一的关税和共同的经济安全标准,以增强对北京的影响力。这种协调也将确保任何国家都不会因此处于竞争劣势。 最直接的回应方式,是全面征收反补贴关税,以抵消不公平竞争优势。但这也是在政治上最不现实的选择,因为那些面临中国集中游说和报复威胁的欧盟成员国,不太可能支持如此广泛的措施。作为一种更具可操作性的替代方案,欧盟应当采取安德鲁·斯莫尔(Andrew Small)所称的“蜂群战术”。他主张实施“针对进口激增的保障措施、更广泛地开展补贴调查、在各行业部署政府采购工具”,以及“系统性开展产品安全和产品保障审查”。当这些措施以分散的“蜂群”方式实施时,北京将更难加以应对,并有望通过减缓进口激增和降低依赖程度,削弱“中国冲击”的影响。欧洲还可以在互惠基础上,向自由贸易伙伴开放市场,前提是这些伙伴落实双方商定的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限制措施。同时,欧盟应豁免自由贸易伙伴适用于中国进口激增的相关限制措施。 最后,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需要为中国可能采取的报复措施做好准备,推演并制定不同升级情景下的应对方案。成员国必须承诺迅速启动《反胁迫工具》,该机制允许欧盟委员会选择适当手段,反制中国的胁迫措施。一旦有需要,欧盟必须能够将中国对欧洲的依赖关系武器化,例如进一步收紧半导体制造及维护服务方面的限制,或者对飞机零部件实施出口管制。切断中国进入欧洲市场的渠道,将成为一种极具威力的工具,因为这将对中国出口产业造成重大需求冲击,加剧中国经济困境,并加速其通货紧缩螺旋。北京很可能会试图采取“分而治之”策略,对部分成员国实施不成比例的打击,以期瓦解欧盟团结。欧盟委员会目前正着手制定一项团结机制,为遭受报复的国家和行业提供部分补偿,这一做法是正确的。 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伙伴 欧洲并没有放弃全球贸易。事实上,欧盟最近刚刚与澳大利亚、印度以及南方共同市场签署了贸易协定。布鲁塞尔态度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放弃自由贸易,而是意味着放弃了这样一种信念:欧洲能够在保持市场开放的同时,应对来自中国威权国家资本主义的竞争。在这一转变中,布鲁塞尔与华盛顿如今立场一致,而这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会。 华盛顿与中国争夺全球制造业主导地位的唯一途径,是依靠盟友形成规模优势,而欧洲正是这一努力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特种化学品和聚合物中间体等领域,欧洲制造商是中国生产商之外唯一可行的替代来源。如果失去这一替代选择,美国将受到损害,并不得不依赖中国产品。美国参与这一努力,同样完全符合布鲁塞尔的利益。美国加入后,不仅能增强这一联盟的力量,还能够消除与华盛顿爆发全面贸易战的威胁,使布鲁塞尔能够更加大胆地应对中国的不公平竞争。事实上,出于开明的自身利益,美国与欧盟在对华问题上开展合作具有充分理由。然而,川普却一次又一次违背这一自身利益,将矛头对准欧洲盟友,而不是北京。如果他希望长期保持美国抗衡中国庞大工业实力的能力,就必须改变方向。 但是,布鲁塞尔不能等待川普幡然醒悟。维持当前中欧关系的现状,已经不再是一种选择。北京似乎认为,欧洲人最终终将屈服,因此并未提出任何真正严肃的让步来回应欧洲的关切。如果缺乏充分准备和协调,欧盟将在与中国的贸易对抗中面临遭受决定性失败的现实风险。这种情景并不难描绘:中国可能会通过切断欧洲工业生产所需的关键投入品,来回应欧洲的关税措施。这将使欧洲陷于孤立,并迫使那些不愿承担局势升级代价的欧洲选民向本国领导人施压,要求作出让步。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将进一步壮大欧洲内部那些失败主义声音,他们本来就主张欧洲应当顺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然而,这一结果并非命中注定。事实上,比失败风险更糟糕的,是眼睁睁看着欧洲宝贵而强大的工业基础逐渐萎缩。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但布鲁塞尔仍然有机会奋力一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