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两位教授， 恩里科·法尔德拉（Enrico Fardella）与谢尔盖·拉德琴科（Sergey Radchenko）今晨7月15日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题为“中国正在破坏支撑其崛起的世界”的评论，并指出－－北京针对西方的行径是危险的赌注：

继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于5月先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后，许多美国和欧洲评论人士指出，这两场峰会并未取得多少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成果。但从中国的视角来看，这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中国官方媒体所播放的画面：如同古代皇帝一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接待着来自最重要外国统治者的朝贡使团。从象征意义上看，这些访问强化了北京所宣扬的叙事——中国已经超越了竞争对手，并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

支撑这一胜利愿景的是中国的一种主张：苏联未能管理好社会主义，美国则腐蚀了资本主义，而只有中国找到了能够协调国家权威与市场活力、并恢复国际和谐的正确模式。然而，这种民族主义叙事有可能掩盖一个根本性的历史现实：中国的崛起并非发生在竞争对手建立的体系之外，而是通过北京巧妙利用这些体系实现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中国共产党依赖苏联帮助建立国家基础。而自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以来，中国一直利用进入西方市场的机会，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

然而，北京似乎惊人地没有意识到，中国持续取得成功仍然依赖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近年来，北京加强了对供应链的控制，并获得了对贸易伙伴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它在争夺工业主导地位方面也变得越来越大胆，对欧洲和美国关于中国过度生产正在削弱其本国产业的抱怨置若罔闻。例如，在6月于大连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没有承认中国依赖于其他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持续吸收中国过剩产能的意愿，而是声称中国只是因为持续投资创新，所以更具竞争力。北京拒绝承认、更不用说解决其产能过剩问题，已使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它们全部都是西方主要经济体——忍无可忍。

目前看来，中国或许占据了上风，因为它已经在多个关键全球产业和供应链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尤其是欧洲国家，已经因中国竞争而受到削弱，而欧盟未能形成对北京的统一战略，也有可能削弱其内部经济，甚至政治上的凝聚力。但长期结果很可能与中国领导人设想的大不相同。日益增长的对中国的不满，已经促使美国和欧洲采取严厉的反制措施，以保护本国产业。因此，北京忽视了其自身成功所蕴含的决定性悖论：中国的崛起仍然依赖于那些它希望超越的开放经济体。它通往后西方秩序的道路，仍然必须经过西方。

崛起中的依赖

一个大国的雄心，会反映在它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上。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战略雄心一直是恢复国家在其领导人所认为应有的位置——国际秩序的中心。在这种世界观中，西方霸权是中华文明重新回归其天然中心地位、并由此恢复全球和谐的主要障碍。

然而，北京并没有通过彻底拒绝现有国际秩序来实现这一目标。相反，它首先利用这些秩序加速中国崛起，然后随着自身实力不断增强，再逐步从内部挑战这些秩序。无论是苏联主导的秩序，还是美国主导的秩序，都被中国视为实现目标的工具，并以务实而有选择性的方式加以利用，在维护并扩大自身战略回旋空间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

这种战略在中国参与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意味着一项务实决定，即利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中国谋取利益。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北京不断深化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中国领导人却越来越把美国的主导地位视为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主要长期障碍。他们担心，与西方持续接触可能会促进政治自由化，并最终削弱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

因此，北京采取了一项双重战略：一方面利用现有国际秩序的开放性，另一方面逐步削弱其基础。在习近平领导下，这一倾向变得更加明确。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这项由北京于2013年启动、如今已覆盖150多个国家的大型国际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计划，通过以中国标准、供应链和金融网络为支撑，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经济体——包括部分欧洲国家——连接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庞大网络，北京试图把国际经济的重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支撑美国领导地位的那些制度体系中转移出来。

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快速增长，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一种信念，即美国对国际秩序的霸权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衰落阶段。近年来，习近平公开采用了“东升西降”这一论述，但这一口号的思想基础可以追溯到2007年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时许多中国分析人士将这场危机视为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存在结构性弱点的证据。

中国的崛起仍然依赖于那些它希望超越的开放经济体。

自2025年末以来，诸如“美国绝杀线”之类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网络迷因——其含义是普通美国人距离全面崩溃只差一次危机——帮助强化了中国社会对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衰落的认知。对于许多正面临经济放缓、机会减少的年轻中国人而言，关于美国衰落的故事带来了一种心理安慰，使他们相信中国的问题只是暂时的，而西方的问题则是结构性的。

与此同时，中国战略界人士和外交政策专家将西方描绘为一个道德和政治上都已疲惫不堪的世界，同时把中国塑造成稳定、秩序和文明复兴的源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Renmin University）学者金灿荣等人主张，世界重心正逐步从跨大西洋地区转向亚洲，尤其是中国。事实上，这一论点已经在部分非西方国家获得一定认同，这些国家包括柬埔寨、津巴布韦、伊朗，甚至沙特阿拉伯。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将西方自由主义描述为具有侵入性、虚伪或已经走向衰落，同时把中国描绘为稳定、主权和发展的伙伴。

中国的这一论述也已经在西方社会的一些群体中获得立足点。匈牙利前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和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佐（Robert Fico）等领导人，将中国描绘成稳定的典范，以及西方自由主义之外的一种战略选择；而在法国和意大利，具有影响力的工商界和政界人士长期主张加强与北京的关系，将其视为经济机遇和战略自主的来源。即使是在对华态度已经趋于强硬的德国，工业界部分人士仍然倾向于继续开展经济合作，而不是走向对抗。川普与欧洲领导人之间围绕贸易、国防开支、北约和关税不断出现的紧张关系，也进一步强化了北京的判断，即跨大西洋关系十分脆弱，而欧洲最终可能寻求与华盛顿保持更大距离。

在北京看来，中国能够取代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不是通过直接对抗，而是通过比美国坚持得更久、适应得更好，并随着时间推移，说服越来越多的国家相信，中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具有更大的合法性。在习近平的战略盘算中，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之所以能够避免，恰恰是因为预计美国将在任何灾难性冲突不可避免之前，先从内部走向衰弱。支撑这一判断的是北京的一种信念，即中国能够以苏联未能做到的方式取得成功：苏联失败，是因为它无力维持战胜美国所需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竞争；而中国则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有足够的文明底蕴、政治韧性和经济活力，能够超越美国霸权，并塑造新的全球秩序。

然而，中国这一辉煌叙事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盲点。中国崛起的成功，在压倒性程度上依赖于现有国际秩序提供的援助、技术、专业知识以及最终的市场准入。与苏联不同，中国从未建立起一个能够取代支撑美国主导国际体系各项制度的完整替代性秩序。相反，它一直依赖现有秩序的开放性，同时逐步从内部挑战其规则和制度。因此，中国越是成功削弱促成自身崛起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就越有可能破坏其自身繁荣至今仍然赖以存在的根基。

恩将仇报

中国领导层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给本国经济造成的大规模失衡。近几个月来，中国多位知名经济学家和前央行官员逐渐形成共识，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国内需求不足。他们认为，中国以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导致了储蓄过剩、居民消费疲弱以及长期需求不足。在他们的论述中，越来越普遍的共识是：除非中国居民收入提高，并且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否则中国将继续产生过剩产能和过剩储蓄，从而维持巨额经常账户顺差，并进一步强化对国外需求的依赖。

然而，中国经济学家大多回避讨论中国依赖外国市场持续吸收其过剩产出和过剩储蓄这一现实。相比之下，许多外国经济学家虽然对中国国内经济问题作出了类似诊断，却同时指出了中国经济失衡所带来的深远国际影响。例如，常驻北京的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受到抑制的消费和国内过剩储蓄，迫使中国同时出口商品和资本，从而需要其他经济体——历史上尤其是美国——通过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入来吸收中国的顺差。

如今，欧洲分析人士正将这一论点扩展到欧盟。随着美国努力减少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依赖，北京正将过剩产能转向欧洲市场，而这一做法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趋势。这可能使欧盟面临不断上升的去工业化压力以及通缩式竞争。如果这一局面得不到解决，将导致失业率上升、社会不平等扩大以及经济不安全感加剧，从而推动民族主义和极右翼政治运动在整个欧洲获得更多支持。

支撑中国崛起的机制，也正在制约其未来的发展。

北京的做法已经促使美国和欧洲同时加快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在华盛顿，两党已经形成共识，认为有必要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并应对中国政府补贴造成的产能过剩影响。而在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已经认定当前欧中经济关系“不可持续”。欧洲目前正考虑推出一系列协调一致的大规模措施，力图从制度层面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

即使是西方之外的国家，也开始采取类似行动。在与美国竞争高科技产业的同时，中国也继续大力扶持本国中低端制造业，从而限制了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等国家的发展。这已经引发了一系列政策回应，包括印度扩大针对中国企业的贸易防御工具和投资审查机制，巴西和土耳其加强反倾销调查，并讨论针对战略性工业部门采取保障措施。印度尼西亚也出现了类似趋势，当地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希望减少对中国制造产品进口的依赖，并加强本国价值链建设。

北京越是寻求扩大工业主导地位，就越会推动保护主义、降低风险战略，以及支撑其崛起的整个国际经济体系进一步走向碎片化。中国的经济模式如今似乎陷入了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矛盾之中：支撑其非凡崛起的那些机制，也正在同时催生国际社会的抵制和制度体系的碎片化，而这些因素将反过来制约中国未来的发展。

最受青睐的倾销市场

迄今为止，北京一直将美国和欧洲的担忧斥为试图把自身经济困难归咎于中国。中国官员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并非国内经济失衡造成，而是真实比较优势以及西方消费者和企业自愿选择的结果。从这一角度来看，西方抵制中国工业扩张，不过是徒劳地试图阻止全球力量平衡不可逆转地发生变化。这一立场所传递的信息十分明确：美国和欧洲应当适应中国的崛起，而不是试图加以遏制。

北京的回应反映出一种微妙但意义重大的身份转变：从一个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反霸权力量，转变为一个事实上寻求外界接受其所建立新等级秩序的霸权性行为体。然而，北京期待世界其他国家无限期地接受对中国工业产能不断加深的依赖，这种设想并不现实。如果中国继续沿着目前的道路前进，针对其工业霸权的反弹只会不断加剧。充其量，中国只能通过提高贸易伙伴摆脱中国供应链的成本，来推迟这种不可避免的调整。同时，北京还可以利用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准入机会，以及动员那些仍然受益于对华经济合作的外国企业和政治力量，削弱外界对更严格贸易和投资政策的支持。

尽管欧洲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但欧洲抵制中国可能比美国更加困难。正如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和恩里科·法尔德拉（Enrico Fardella）所指出的，欧盟在结构上仍然容易继续吸收中国经济失衡所带来的影响。欧元区既包括德国和荷兰这样依赖出口并保持贸易顺差的经济体，也包括南欧那些更加依赖进口的经济体，这导致各成员国在对华经济关系上存在利益分歧。因此，中国能够把对外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欧洲内部的政治分裂。与此同时，针对那些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产业——尤其是德国汽车工业，以及奢侈品、机械制造和先进制造业——可能遭到报复的前景，也进一步削弱了欧洲制定统一对华经济战略的能力。

北京谋求全球工业主导地位的努力，很可能最终适得其反。

布鲁塞尔与北京之间不断加剧的争端，反映出欧洲需要制定更加完善的战略。欧盟委员会正越来越积极地加强自身管理外部失衡和维护欧洲经济稳定的能力。但中国则将继续进入欧洲市场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目标。随着美国不断限制中国进入其市场，并减少对中国进口商品的战略依赖，欧洲正逐渐成为中国过剩产能最后一个主要倾销市场。如果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失衡持续存在，它将继续积累债务，并加速去工业化，进一步推动整个欧洲大陆已经显现出来的政治碎片化。

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并非完全没有回应这些担忧。它曾多次承诺扩大国内需求，推出有限措施支持消费，并在外交措辞上作出部分缓和，以安抚外国政府和投资者。然而，这些调整力度远不足以改变根本问题：中国仍然继续优先发展生产而非消费，优先推行产业政策而非提高居民收入，优先扩大出口而非真正实现国内经济再平衡。

因此，就在世界越来越不愿继续吸收中国过剩产能之际，中国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加深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北京追求全球工业主导地位的战略，因此很可能最终适得其反。它不仅不会推动世界顺利迈向后美国时代的国际秩序，反而可能破坏长期支撑中国崛起的全球环境。摆在中国领导层面前最紧迫的挑战，也许不是如何超越西方，而是如何在世界迫使其调整之前，率先实现本国经济的再平衡。

改变发展模式

如果欧洲和美国果断重新掌控各自的对外收支平衡，中国将面临一个根本性的制约：其过剩产能赖以出口的海外市场将被关闭。其他发达经济体不太可能提供替代市场，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缺乏维持相应贸易逆差所需的财政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迟早将不得不在国内重新调整其经济发展模式。

从理论上讲，这可能为各方带来最具建设性的结果。中国增长模式如果能够成功实现转型，就必须大幅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推动消费增长，减少国内不平等，并使经济增长减少对出口和工业投资的依赖。这类再分配政策将确保经济增长带来的更大份额收益流向普通家庭，而不是企业、地方政府和受到国家扶持的行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长期福祉，中国也许必须再次变得更加社会主义——但这一次，不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是繁荣成果的社会化。

这种转变还将缓解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紧张关系，减少全球经济失衡，并削弱北京“以邻为壑”式经济民族主义背后的逻辑。然而，在现实中，改变中国经济模式将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此外，如果要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国领导层就必须相应削减目前由企业和地方政府所掌控的资源，而这种调整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对北京而言都将付出巨大代价。

如果北京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说服世界继续吸收其过剩产能，那么它更长期的挑战，则是如何找到一条不再依赖这些过剩产能也能够实现繁荣的发展道路。如果美国和欧洲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重新掌控各自的对外收支平衡并重建自身生产能力，那么它们更长期的任务，则是如何推动中国重新定义其崛起方式，使之更加符合可持续国际秩序的发展要求。

归根结底，全球经济稳定的未来，或许将取决于中国是否愿意重新审视支撑其崛起的那套逻辑。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行的反霸权战略，在重塑国际环境并为中国实现非凡崛起创造空间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而这一成就首先植根于中国人民的勤奋、纪律和坚韧。然而，历史提供了一条值得警惕的教训：当一个大国不再把成功视为机遇与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开始将其视为历史宿命的体现时，它便会面临危险。如果北京落入这一陷阱，并拒绝倾听西方发出的警告，它将引发一场恶性贸易战，使整个世界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而中国民族复兴的梦想也将支离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