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编辑、前MSNBC评论员、播客主持人及作者诺亚·罗斯曼（Noah Rothman）近日在《纽约邮报》发文，正面評價美国经济－－“无论民主党人喜欢与否: 美国经济引擎正超出预期”：

上个月，当埃隆·马斯克的SpaceX上市时，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万亿富翁”的国家。

马斯克的成功是他自己赢得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也与其“养育他的国家”共享这一成功。他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卫星互联网提供商，一家开发并完善可重复使用助推火箭技术并主导商业航天市场的公司，而不是在俄罗斯、中国，甚至最不可能的欧洲，是有原因的。

如果马斯克对美国有所亏欠，那也只是一种感恩之情。但民主党人似乎认为，他欠这个国家的远不止如此。如果他不愿支付他们认为他应付的“账单”，他们就要亲自去收取。

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埃德·马基（Ed Markey）宣称，马斯克的财富本质上是“我们的财富”，并引用一份报告称SpaceX的巨大估值很大程度上来自政府合同。这仿佛联邦合同不过是可以随意撤销的君主恩赐。

其他民主党人甚至懒得为这种贪欲寻找理由。

马萨诸塞州众议员吉姆·麦戈文（Jim McGovern）在推特上写道：“万亿富翁不应存在于一个道德社会中。”没收马斯克的财富，无论联邦政府是否需要，都是一种道德义务。

事实上，在左翼的叙述中，利用税收政策惩罚马斯克，是美国对其“犯罪性忽视政策”的最基本补偿——正是这些政策造就了他成为世界首富。

进步派策略人士、作家埃里卡·佩恩（Erica Payne）坚持认为：“马斯克所达到的财富水平，必然伴随着对人的剥削、工资盗取、工资压制、反竞争市场、垄断控制、价格合谋、不充分的税收体系以及腐败。”

这种经济观是幼稚的。它完全没有考虑到马斯克创造的账面财富，不仅属于他本人，也属于他的员工，其中数千人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同时，它也没有考虑到围绕SpaceX所产生的经济活动，这些活动为成千上万人带来了繁荣。

马斯克的成功再次引发民主党人对惩罚性“财富税”的呼吁，类似欧洲国家的做法。但在欧洲自身正在放弃这些政策之际，民主党此时推动引入欧洲式税制显得格外奇怪。

但民主党似乎并不在意。

如果他们如愿以偿，他们的政策将把他们想要“重新分配”的财富推离任何人可及的范围。欧洲正是用来证明这种虚伪贪婪代价的例证。

目前，欧洲正经历某种自我怀疑危机，其公民涌向美国观看世界杯。欧洲游客以全新视角观察美国，对许多日常生活中被美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普通现象感到惊叹。

前《纽约时报》经济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这些欧洲人“消费很便宜”。他通过对购买力平价统计的个人化解读（而非严格的人均GDP分析），得出结论：欧洲与美国整体上是经济相当的。

《经济学人》对此并不买账。其记者写道：“克鲁格曼提出了一种‘走路观察法’——如果欧洲正在变穷，为什么感觉如此宜人？”

而克鲁格曼的批评者则提出了另一种经验指标——“开车看美国”测试。《经济学人》也不得不承认：“美国郊区或许没有中世纪城镇的魅力，但财富从独栋豪宅的车库中不断溢出。”

除大学教授与欧盟官僚之外，欧洲人清楚地知道，美国在经济上已经超越欧洲大陆的程度难以掩饰。2024年，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警告称，欧洲正面临经济落后的“缓慢痛苦”，投资与创新不足，以及共同市场的碎片化问题。欧洲已在增长与活力方面严重依赖非欧洲国家。

德拉吉警告说：“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将不得不在福利、环境或自由之间做出妥协。”

欧洲对“公平”的执念早已削弱了其经济活力。2024年底，经济学家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比较了欧洲与美国的大型企业。他发现，欧洲在过去50年内仅拥有14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的公司。而欧洲总市值约为4300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拥有数十家公司，总市值约30万亿美元。“几乎是欧盟的70倍，”麦卡菲写道。

这并不令人意外。毕竟在2008年至2023年间，欧洲GDP仅增长13.5%，而美国几乎翻倍。

欧洲人理所当然地对美国这种随处可见的财富感到震惊。而在本国，他们的政治阶层与治理机构却对财富创造所依赖的条件充满敌意。对欧洲政治阶层而言，大规模创造价值并从中获益本身就显得“不体面”。

而美国人并未因此困扰。

美国的经济引擎之所以成为巨兽，正是因为它不会随意从最具生产力的公民手中没收财富，并将其收入投入无底洞般的社会福利体系。

民主党长期主张美国应当“更像欧洲”。马斯克及其万亿财富正是对这一主张失败的证明。我们或许应当庆幸：左翼对他人财富的贪欲，与其夺取财富能力的低效一样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