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9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西（Rafael Mariano Grossi）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以其亲身经历讨论“如何拯救联合国，使其摆脱无关紧要的命运，及结束维和机构的瘫痪”。请君一读：

2022年9月初，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军事前线之间的无人区，我必须作出一个决定：是在炮火下继续前进，在欧洲最大的核电站建立一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全专家组成的团队，还是掉头返回。为了走到这一步，已经进行了数周的外交努力；最终，我们决定继续前进。我们的装甲车左右穿梭，以避开地雷，车身剧烈颠簸，使我们夹克上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标志——一个旋转的原子图案，被两根橄榄枝环绕，这一标志与联合国共享——不停晃动。当我们驶过遭到轰炸的建筑、烧毁的汽车，以及向乌克兰较安全地区和邻国西逃的家庭时，大家谈论的话题却转向了欧洲是否拥有足够的天然气储备度过那个冬天。

冲突与国际后果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战争导致流离失所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同时扰乱了全球贸易和能源网络。冷战结束后建立起来的全球一体化经济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商品、资本和技术能够相对自由地跨越国界流动——正逐渐出现裂痕。贸易、安全、发展与环境问题之间传统上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人为。与此同时，网络安全漏洞也已不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开始影响关键基础设施、能源电网、选举以及银行系统。随着外交僵局和军事冲突不断扰乱供应链，各国正在走向相互脱钩。

战争重返欧洲，已经重塑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安全认知和战略考量。在中东，一轮又一轮的对抗正在产生远远超出本地区范围的影响，加剧政治分裂，扰乱能源市场、贸易航线、粮食价格以及全球经济信心。在亚洲，竞争如今已经扩展到军事、经济、科技和海洋等多个领域。在非洲，人口增长和经济潜力正受到融资机会不平等以及制度能力参差不齐的制约。在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日益复杂的跨国犯罪网络正在利用全球市场、金融体系、港口、物流链以及治理漏洞谋取利益。在这一体系中，失败所带来的后果传播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影响范围也更加广泛。

与此同时，多边主义以及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它们能够降低灾难性错误发生的可能性、提供稳定，并为共同问题提供共同解决方案——正面临巨大压力，因为它们难以适应这些结构性变化。冷战期间建立的大多数核军备削减与控制条约，例如《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中程导弹条约》，不是已经失效，就是已经遭到削弱。主要核武库正在实现现代化并不断扩张，而不是继续缩减；与此同时，大国之间用于降低误判风险的沟通渠道也在不断削弱。一些长期履行不发展核武器法律义务的国家，如今也开始出现是否应当发展核武器的讨论。

今天，我们面临发生重大战争——包括核战争——的风险，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任何时候都更高。随着亲身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惨剧并建立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制度框架的一代人逐渐离去，人们对于全球竞争失控所带来后果的记忆也正在消失。联合国——尽管存在种种不足，但在过去80年里促进了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共同威胁、支持了非殖民化进程，并帮助防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如今已经被削弱到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它正走向国际联盟的命运。恰恰是在世界最需要联合国为和平发挥作用的时候，联合国却缺席了，包括乌克兰战争、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对抗，以及亚洲和非洲的地区冲突。

不能指望联合国阻止或结束每一场战争，但朝着这一目标努力正是联合国的核心使命。联合国完全可以再次成为一个有能力、公正并积极参与的和平斡旋者。如果在关键时刻缺席，将导致人们对联合国产生失望情绪，并使联合国走向无关紧要。一个无法说明自身价值所在的机构，将变得容易受到漠视。而在当前形势下，漠视并非一种消极状态——它正积极侵蚀联合国的财政基础和政治意愿。联合国目前面临流动性危机，而这一危机归根结底，是成员国对联合国失去信心所造成的危机。

国际社会能够立即采取、以应对这一信任危机的最重要行动，就是在选择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时作出正确决定，而我正是这一职位的竞选者。历史表明，一位更加积极主动的秘书长，亲赴冲突现场防止战争发生，并亲自参与外交解决方案谈判的会议，即使在一个严重分裂的世界中，也能够发挥作用。

为和平而联合的国家

联合国应当把重点放在减少导致危机产生的条件上，而不是主要应对危机造成的后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新聚焦于推动和平、发展和人权，并将三者视为相互促进的优先事项。

整个冷战期间，联合国历任秘书长都支持成员国防止冲突，并在冲突发生时寻求缓和局势的途径。历史学家丹特·敏特－吴（Thant Myint-U）最近在《外交事务》撰文指出，他的祖父吴丹（U Thant）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通过低调外交帮助结束了20世纪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二十年后担任这一职务的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érez de Cuéllar），则推动了柬埔寨和中美洲冲突的外交解决方案。

历史已经证明，联合国秘书长能够为筋疲力尽的交战各方建立退出冲突的通道，并创造有助于防止未来危机发生的条件。要胜任这一使命，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必须成为一位协调者，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传递信息、澄清立场，并坚持不懈地跨越分歧开展工作，以减少误判和局势升级的风险。这需要耐心、谨慎、政治勇气，以及在其他人不能或不愿与各方接触时，仍然愿意同所有方面保持对话。同时，还需要一位已经建立起足够信任与支持、能够打开各种大门的人。而建立这些关系，远早于坐到谈判桌前就已经开始。正是在积极推动国际安全、发展和人权事业的过程中，信任以及和平的基础才得以建立。

在发展问题上，集体目标与实际落实之间的差距已经变得过于巨大。联合国旨在消除贫困、改善健康和教育、减少不平等与环境破坏以及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相当大一部分已经偏离轨道，甚至出现倒退。发展融资受到限制，债务负担不断上升，援助预算已经削减了三分之一。当国家无法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而一次又一次外部冲击又不断抹去其发展成果时，人们便不再相信自己的生活能够改善，社会凝聚力也随之受到削弱。

联合国秘书长必须是一位现实主义者。

联合国应对这些趋势的方式必须务实。联合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开发银行和发展机构共同合作时，其独特贡献在于自身所拥有的独特合法性、普遍性，以及能够将发展置于更广泛政治和人文背景下加以考量的能力。这使联合国能够为那些最容易受到经济动荡影响的国家发声。当外部支持能够帮助释放各国内部潜力、促进投资、加强制度建设、扩大能源获取渠道，并建设使社会能够参与现代经济的基础设施时，这种支持才最为有效。在这一过程中，秘书长的职责是理解成员国的优先事项，并据此采取行动，创造机会，动员公民社会，吸引私营伙伴参与联合项目。

两股技术力量正在重塑世界长期以来所熟悉的发展道路。第一股力量，是能源转型推进速度的不均衡。能源获取仍然是现代经济正常运转的前提；没有能源，就没有现代医疗体系，没有具有竞争力的工业，也没有数字经济。然而，那些最不应为推动能源转型所需解决的问题负责的国家，往往也是最缺乏资金完成这一转型的国家。如果能源转型成本过于高昂，或者无法为尚未获得能源的人群提供更加可靠的能源供应，那么这种转型将无法持续。

人工智能同样正在改变发展的现实，它正在集中生产能力，同时引发关于劳动、获取机会以及军事风险等一系列问题。秘书长办公室或许无法解决这些挑战，但可以确保这些问题能够在发展议程中得到充分考虑，并确保那些最容易受到其后果影响的国家，在作出决策时能够参与其中。

保护人权和人的尊严始终是联合国使命的核心，但不能把它视为一个脱离和平与发展现实而独立存在的支柱。只有在拥有健全制度、可信赖的经济机会以及稳定环境的地方，人权才能得到最有效的保护。当这些基础薄弱时，人权也将变得脆弱。捍卫人权不能仅仅依赖各种宣言和报告机制，还必须着眼于支撑这些权利实现的条件——国家公共服务、法治以及包容性制度。

当自然灾害或人为灾难导致局势恶化时，联合国仍然必须继续发挥支持和协调迅速有效人道主义行动的重要作用。然而，秘书长办公室更应把重点放在预防上。最后关头的援助，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替代方案，无法取代冲突预防以及对发展和有效治理持续不断的投入。

搭建舞台

为了在一个更加分裂的世界中推进和平、发展和人权，联合国秘书长必须是一位现实主义者，认识到国家利益所具有的核心且持久的重要作用。这并非一种愤世嫉俗的看法，而是一种理性的判断。当各国利益出现重叠、风险需要共同承担、合作能够服务于而非削弱国家主权时，各国才最有可能支持一个持久的国际秩序。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曾写道：“No nos une el amor sino el espanto”，意思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爱，而是恐惧。”各国可能在核心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但仍然明白，局势升级、核扩散、大流行病、金融恐慌或技术失控都会损害所有国家的利益。

联合国的创始者正是在亲身经历了这种力量所造成的最具毁灭性的灾难之后，才深刻理解这一点。他们的伟大成就在于建立了一套制度框架，使政治能够以避免灾难发生的方式得到管理。要恢复这一愿景，并不是通过理想化一个追求乌托邦式和谐的联合国，而是努力建设一个更加务实的联合国，使其能够持续、可信地支持和平、促进发展并保护人权。

一些改革努力已经开始展开。旨在提高联合国成本效益和问责能力的“联合国80周年”讨论，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然而，削弱联合国效能的根本问题过于复杂，任何单一改革进程都无法解决。数十年来管理松散、重点分散，导致联合国授权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机构重叠、程序重复以及报告周期繁杂的局面，消耗了大量制度资源，却没有产生可衡量的成果。整个体系已经变得宣言很多，而成效很少。

一个更加高效的联合国，应当集中精力做好只有它才能做到的事情：召集原本不会坐到一起的各方，在政治互信已经崩溃时继续维持对话，并确保那些最容易受到全球风险影响的国家，在管理这些风险时拥有发言权。这不仅需要重组联合国机构，还需要重新评估其议程的广度，把重点放在能够为联合国所服务的人民带来看得见成果的事务上。

秘书长个人无法改革联合国、解决所有冲突或消除一切弊病。秘书长办公室既不能指挥军队，也不能凌驾于成员国之上。但它确实拥有一种召集各方的权威，并能够以负责任且富有勇气的方式运用这种权威推动外交。而这种权威，一旦因缺席而无法发挥作用，就是一种浪费。下一任秘书长必须出现在战争前线、出现在需要帮助的社区、出现在使命所召唤的一切地方。亲临现场，就是这项工作的本质。无论把各国带到谈判桌前的是恐惧还是共同利益，他们都应当发现，联合国已经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