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恩·德恩斯（Sean Durns）是《华盛顿观察家报》的评论副主编。他长期评论外交事务与国家安全问题，曾为《华盛顿时报》《华盛顿自由灯塔》《新闻周刊》《国家评论》《每日来电者》《每日连线》、福克斯新闻等媒体撰稿。近日，肖恩·德恩斯在《华盛顿观察家报》发表评论：“土耳其是中东最新战争的真正赢家”。请读他的评论：

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战争中没有赢家。每一场战争都有赢家与输家。但在中东最新冲突中，真正的赢家可能出乎意料：土耳其。

2023年10月7日将因其臭名昭著而载入史册。伊朗代理人入侵以色列，并实施了自大屠杀以来最大规模的犹太平民屠杀。

但这次入侵不仅是一场导致伊朗及其附庸与以色列之间多年公开战争的血腥屠杀，它也可能标志着伊朗政权的巅峰点。

战争开始时，以色列被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包围。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以及南部的其他组织，以及北部的黎巴嫩事实统治者真主党。也门、伊拉克、叙利亚以及约旦河西岸的伊朗代理人也具备发动攻击的能力。仅真主党就拥有比多数欧洲国家更先进的弹道导弹。

近三年后，这些力量全部遭到严重削弱。而首次出现的是“蛇头”伊朗本身也未能全身而退。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斯兰共和国的联合军事行动取得了战术性成功。

伊朗的国防工业基础遭到严重破坏，其投射力量的能力被大幅削弱。美国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多次表示，其海军“已经沉入海底”。

在一次集中打击中，耶路撒冷与华盛顿实施了现代军事史上最成功的斩首行动，消灭了伊朗军事与政治领导层的高层结构。

这些都是在短短数周内发生的重大成就，而不是数月。现代历史上，从未有国家在如此短时间内以如此低代价取得如此规模的战争成果。

然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或影响其通行能力”的能力，为德黑兰提供了其精心利用的杠杆。正如美国总统川普（Trump）在2020年1月的一条推文中所说：“伊朗从未赢得战争，但也从未输掉谈判。”

伊朗现在已经确认了它长期怀疑的事实：它可以影响并控制海峡，并利用经济胁迫迫使更强大的国家坐到谈判桌前。它相信自己能够拖垮那些更容易受国内民意左右、因此更不稳定的民主国家。

伊朗的支持者，尤其是北京，几乎肯定在记录这一切。

另一方面，美国在战争中消耗了宝贵的弹药，并再次证明战场上的战术胜利并不必然转化为政治成功。

这种情况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一直存在于美国的战争实践中，并且已成为美国在中东战争的标志性特征：政治胜利往往难以实现。如果正如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那么美国在一个政治与文化与自身截然不同的地区，始终面临困难局面。

以色列同样展现了卓越的战术与作战能力。耶路撒冷恢复了10月7日失去的威慑力。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这个犹太国家在多条战线同时面对多个根深蒂固的对手并取得胜利。这并非首次，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的战争模式一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的成功早于美国在2025年夏季的军事介入。事实上，这甚至可能反过来促成了美国的介入。以色列惊人的情报能力，在黎巴嫩“巨型蜂鸣器行动”（Operation Grim Beeper）中充分展现，未来将被长期研究。

然而，近三年的消耗性战争给本土带来持续导弹袭击、弹药消耗以及战斗伤亡，这些影响不可忽视。

伊朗、以色列与美国都付出了人员与物资的代价。没有任何战争是没有成本的。

相比之下，土耳其几乎只获得了收益，而它甚至没有参战。其国土未被破坏，人民没有战争创伤，财政也未遭受打击。

叙利亚长期以来一直是地区力量竞争的战场。在巴沙尔·阿萨德统治下，该国实际上成为伊朗的附庸。自2011年3月血腥内战爆发以来，以及随后由奥巴马促成的伊朗协议向该政权注入资金，德黑兰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但由于其加沙代理人哈马斯发动10月7日袭击，伊朗在叙利亚的控制被致命削弱。随着阿萨德被推翻，伊朗失去了其在叙利亚的帝国性据点。

伊朗的损失成为土耳其的收益。艾哈迈德·沙拉（Ahmed al Sharaa）如今控制着该国残余地区。在夺权之前，他是“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 Sham）的埃米尔，该组织是基地组织的分支之一，并得到土耳其支持。

沙拉刚刚上台，其权力基础仍不稳固。在1946年至1970年间，这个国家经历了10次政变与16次政治更迭，直到阿萨德之父哈菲兹发动政变为止。

土耳其在该国的影响力短期内不太可能减弱。

土耳其还拥有其他能够填补伊朗削弱后留下真空的资源。其军事实力与情报能力优于该地区多数国家，仅次于以色列。其经济结构更加多元，并拥有许多阿拉伯邻国所缺乏的制造业体系。

事实上，仅从地理位置来看，土耳其始终具有关键的地缘战略意义，横跨东西方，控制着自古以来就影响全球经济的水道与交通节点。围绕君士坦丁堡（今日伊斯坦布尔）的战争，其原因远不止宗教。

土耳其具备条件，也具备动机。

土耳其长期执政者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希望重建昔日奥斯曼帝国。他将自己塑造为“苏丹”，并在多个方面重塑土耳其的国家方向。在他的领导下，土耳其力量不断增强，他对此心知肚明并意图加以运用。

在埃尔多安治下，土耳其逐渐远离西方，也远离以色列。尽管如此，土耳其从未真正属于西方，尽管其加入了北约等由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

但在埃尔多安统治下，土耳其变得更加伊斯兰化，背离了其创始人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即阿塔图尔克“土耳其之父”）所确立的世俗传统。土耳其在实质上支持包括哈马斯在内的伊斯兰主义运动。这一转向导致其不仅与以色列关系紧张，也与许多阿拉伯邻国关系紧张，这些国家不仅没有忘记土耳其的帝国历史野心，也担忧其境内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

在“史诗之怒行动”之后，这些邻国中的许多国家本身也遭到伊朗导弹的打击。他们见证了美国与以色列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同时也对伊朗政权仍然存续感到困惑。

伊朗削弱所留下的真空终将被填补。在关键层面上，土耳其是唯一具备填补这一空白能力的国家。土耳其的影响力正在上升，而美国及其盟友将在未来多年内面对这一后果。

尽管这一趋势早在中东最新战争之前就已存在，但这场战争客观上强化了土耳其的地位。正如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所言，这位政治家曾因加里波利战役与土耳其结下历史渊源：“被战争热情左右的政治家必须明白，一旦发出信号，他就不再是政策的主人，而是不可预见、不可控制事件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