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兰登·吉尔（Brandon Gill）是新任联邦众议员（共和党，来自得克萨斯州）。今日7月17日早晨，《妈妈战争》播客联合主持人贝瑟妮·曼德尔（Bethany Mandel）在《华盛顿观察家报》发表题为“布兰登·吉尔的苏格拉底方法”的文章，推荐布兰登·吉尔－－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令人惊讶的是，已经有相当多的美国人知道新任联邦众议员布兰登·吉尔（Brandon Gill，共和党－得州）是谁，即便他们说不出他代表的是哪个选区。

他们看过这位得州共和党人在一次众议院听证会上，要求一位长期支持堕胎的人说出她“最喜欢的堕胎方式”，这个问题出人意料，以至于迅速传遍社交媒体、有线电视以及保守派新闻网站的头版。他们看过他追问一位主张扩大食品券福利的证人，质疑纳税人是否真的应该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领取者购买可口可乐。他们看过他就移民政策与伊利诺伊州州长J.B.普利兹克（J.B. Pritzker，民主党－伊利诺伊州）交锋，就纳税人资助问题质询美国国家公共电台高管，并且有条不紊地驳倒自由派证人，而始终没有提高音量。即使是那些从未主动观看过国会听证会的美国人，也很可能已经在X、YouTube、Instagram或福克斯新闻上，看过吉尔其中一段两分钟的交锋视频。

这对于任何一位国会议员来说都很不寻常。对于一位上任仅仅几个月的人来说，更是几乎闻所未闻。

华盛顿到处都是拼命想要“爆红”的议员，而他们的尝试往往令人尴尬。委员会听证会充斥着伪装成提问的演讲，议员们打断证人发言、彼此大喊大叫，或者对着镜头表演，希望自己那30秒义愤填膺的片段能成为下一个社交媒体爆款。这些尝试大多数都失败了，因为观众本能地能够识别什么是表演。而吉尔的交锋却让人感觉不同。他几乎礼貌得令人不安。他提出直截了当的问题，耐心等待回答，却总能让经验丰富的活动人士、学者和民主党证人说出他们显然希望自己没有说出口的话。

事实证明，这种不同既不是偶然，也不是天生的。这是多年思考说服之道的结果，早在他设想竞选国会之前便已如此。

当我坐在华盛顿特区吉尔的办公室里与他交谈时，我原本以为他会谈媒体策略、算法，或者短视频的重要性。结果，他开口谈的却是苏格拉底。

“我会尽量对证人保持文明和礼貌，”他告诉我，“很多人都想对证人大喊大叫。也许那样很解气，也许感觉很好。但很多时候，那并不是很有效。”

他笑了笑，然后解释说，如果他的目标只是为了攻击自由派，那么国会绝对是一个效率极低的地方。

“如果我只是想对自由派大喊大叫，”他说，“我完全可以坐在办公桌后面，录一段对自由派大喊大叫的视频。”

在他看来，国会听证会承担着完全不同的目的。

“整个西方的思想体系都是建立在苏格拉底方法之上的，”他继续说道，“它建立在不断提出探究性问题，并通过提出具有启发性的探究性问题来接近真理的基础上。委员会听证会正是做这件事的最佳场所。”

这句话几乎解释了吉尔来到华盛顿以来所有引发广泛传播的时刻。以那场让他在保守派圈子家喻户晓的堕胎听证会为例。那场交锋并不是围绕一句事先排练好的金句展开，而是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前提之上：如果一个人已经将自己数十年的职业生涯奉献给捍卫堕胎权，那么她难道不应该愿意坦率地、毫不委婉地描述她所捍卫的程序吗？

“如果你准备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捍卫这件事，”吉尔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那就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一种方式。”

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为了制造震撼。它迫使证人放弃抽象的表述，而去面对她所主张之事的具体现实。当她拒绝回答时，这种拒绝本身，比任何事先准备好的声明都更能说明问题。

听着吉尔讲述这场交锋，我很快意识到，他看待听证会的方式与大多数国会议员不同。许多议员把属于自己的五分钟视为发表演讲的机会，而证人不过是演讲中的陪衬。吉尔却把证人本身视为整个过程的核心。听证会之所以有价值，恰恰是因为坐在他对面的人是在宣誓作证，摄像机正在拍摄，而数百万美国人能够实时看到各种思想接受检验。

这种做法并非凭空出现。

如果你问吉尔是在哪里学会沟通的，他不会从国会讲起。他会从得州西部的一座牧牛场讲起。

早在成为国会议员，甚至成为政治活动人士之前，他就花了无数个小时驾驶拖拉机、放牧牛群，而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的声音则不断从扬声器里传出。

“我们家的电视总是锁定福克斯新闻，”他告诉我，“我干活的时候，经常一听拉什就是几个小时。”

对于32岁的吉尔这一代共和党人来说，拉什·林博不仅仅是一位广播主持人。他是一种教育。

整整一代保守派不仅通过收听林博每天下午长达三个小时的节目，学会了自己相信什么，更学会了如何为这些信念进行辩护。早在播客流行、YouTube人物成为政治意见领袖之前，拉什就已经在教导数百万听众如何构建论证、预判反对意见、拆解传统观点，以及——或许最重要的是——拒绝因为持有保守派观点而道歉。

拉什的弟弟戴维·林博（David Limbaugh）认为，吉尔正是这一代人的代表。

“尽管他有自己的节目风格，”他对《华盛顿观察家报》表示，“拉什实际上是一位真正谦逊的人，他无疑会对自己对几代年轻听众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感到惊讶，其中许多人后来成长为保守派媒体人物和政府官员，包括冉冉升起的新星——联邦众议员布兰登·吉尔。自从他去世以来，无数人告诉我，是拉什让他们接触到保守主义原则、美国的伟大，以及定义了他本人的那种阳光般的乐观精神。在许多情况下，他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思想和人生观——而且是朝着更好的方向改变。凭借自己的才华与热情，拉什把我们父亲在餐桌上灌输给我们的价值观分享给了数百万人。这些‘拉什一代’正在社会各个领域作出积极贡献，看到这一切，我感到无比欣慰，也无比自豪。”

吉尔毫无疑问就是这些“拉什一代”中的一员。

但如果说林博为他奠定了思想基础，那么另一位人物则教会了他说服他人的技巧。

因为在布兰登·吉尔成为吉尔议员之前，他是《华盛顿特区观察家》（DC Enquirer）的布兰登·吉尔，一位保守派媒体创业者，多年来思考的不只是政治本身，还有政治是如何传播的。而在他迎娶丹妮尔·德索萨（Danielle D’Souza）之前，他已经坐在一位成就非凡的政治导师家的餐桌对面。

《得州论坛报》最近指出，吉尔认为，他的岳父、电影制作人兼作家迪内什·德索萨（Dinesh D’Souza）教会了他在讨论政治时更加精准，并鼓励他“突破讨论的边界”。吉尔对我说的话也大致如此。

“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简单地说道，“迪内什算是我的政治导师。”

与你交谈得越久，这种影响就越明显。吉尔回答问题时，与其说是在重复宣传口号，不如说是在阐述第一原则。问他国会听证会，他会谈苏格拉底。问他政治传播，他会引用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他告诉我，我们谈话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时刻之一，是吉尔开始谈起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所著的丘吉尔传记时。他回忆起曼彻斯特提到的一点：丘吉尔认为，一名演讲者在走上讲台之前，必须发自内心地相信自己即将说出的每一句话。

“人们看得出来，”吉尔说，“他们知道你是不是真诚。”

这或许正是吉尔与许多整天追逐“爆红”时刻的政客之间最大的区别。他根本不谈“爆红”。他谈的是说服。他认为，国会议员不应该死记硬背宣传口径。事实上，他认为，这正是共和党人至今仍在犯下的重大错误之一。

“如果你要上福克斯新闻，”他告诉我，“那就说一些独特的东西——而不是和其他每一位国会议员说同样的话。”

这条建议听起来足够简单。但在一个政治传播越来越集中化、脚本化、由顾问主导的时代，这几乎称得上是一种激进的理念。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吉尔的视频片段并不像出自政治顾问之手。它们更像是出自一个多年研究思想如何说服他人的人之手。

吉尔对委员会听证会的处理方式，也体现了同样的理念。当许多议员把听证会当作发表演说或博取关注的机会时，他几乎把它当作一种思想训练，像审判律师研究交叉盘问一样，研究那些成功提问者的方法。

当我问他是否有刻意学习的议员时，他立刻提到了一场已经载入国会传奇的听证会：联邦众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共和党－纽约州）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对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三位校长的质询。

“那场听证会我大概看了十几遍，”吉尔告诉我。“我关注的是，她推进论证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她想表达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她又是如何一步步铺垫到那个观点的？通常最后都会归结到一个真正非常简单的问题。”

这个回答揭示了吉尔不同寻常的一面。他研究的不是表演，而是结构。他并不是想复制斯特凡尼克的说话节奏，也不是模仿联邦众议员吉姆·乔丹（Jim Jordan，共和党－俄亥俄州）的强硬风格。他所剖析的是说服本身的结构。

吉尔告诉我，乔丹也是一位他绝不会错过其听证会的议员。“每次吉姆·乔丹参加委员会听证会，我都会停下手头的事情去看。他实在太有效了。”

但吉尔也很快指出，有效并不意味着模仿。每位议员都有不同的个性，而最好的提问源于真实，而不是表演。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什么他自己的交锋很少让人觉得刻意。那些广泛传播的时刻，几乎只是提出直截了当的问题、暴露证人宁愿避而不谈的矛盾之后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

斯特凡尼克也看到了这一点。“布兰登·吉尔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位出色的国会质询者，未来几年他的前途将不断上升，”她对《华盛顿观察家报》表示。“我对他光明的未来充满期待。”

与你和吉尔交谈足够久之后，还会发现另一个规律：他几乎从不从政策出发，而总是从第一原则出发。

问他堕胎问题，他不会立刻谈民调或选举策略；他会先问，堕胎究竟是什么。问他移民问题，他会从移民本身的目的谈起：美国的移民制度究竟是为了造福全世界，还是为了造福美国人。问他保守主义运动的未来，他不会先谈人物或派系；他会先谈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

吉尔对于后川普时代保守主义的设想，与许多批评者想象的相比，明显没有那么革命性。他把里根著名的“三脚凳”——经济保守派、社会保守派和外交鹰派——视为未来的模式，而不是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遗产。他认为，共和党人面临的任务，不是放弃运动中的某一个派别去迎合另一个派别，而是在适应新现实的同时，建立一个足够广泛、能够把这些派别团结在一起的联盟。

“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类似的时刻，”他告诉我。“保守主义运动内部存在不同的思潮，有时感觉它们开始分散了。我们有机会帮助塑造一种愿景，把这些不同的思潮重新凝聚起来。”

这个回答或许会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围绕年轻共和党人的许多媒体报道都认为，他们沉迷于党内斗争，或者忙于在后川普时代争夺影响力。而吉尔谈论的却是综合与融合。

他的回答也解释了为什么他花了这么多时间进行传播。

今年早些时候，《得州论坛报》在介绍吉尔的报道中，承认他在吸引公众关注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但也质疑他在立法方面是否真正取得了多少成果，认为新闻标题已经超过了他的实质性成就。

如果按照国会的传统标准——提出法案、修正案获得通过、立法签署成为法律——来衡量，这种批评是可以理解的。新任议员很少拥有太大的制度性权力，吉尔也不例外。

但这种批评建立在一种较为传统的政治影响力理解之上，而这种理解如今似乎越来越跟不上现代美国政治。

几十年来，共和党人往往把传播置于治理之后。政策优先，说服随后。拉什·林博却颠覆了这种假设。他从未担任过委员会主席，从未提出过法案，也从未在众议院投过一票，但过去半个世纪里，很少有人比他更深刻地重塑了保守主义政治。他明白，在立法改变一个国家之前，人们必须先改变自己的想法。

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总统则从另一个方向证明了同样的道理。早在掌控共和党之前，他就已经改变了共和党人谈论移民、贸易、中国以及政治建制派的语言体系。立法上的胜利来得更晚。说服先于立法。

吉尔属于第一代完全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共和党公职人员。他并不是先学会政治，然后才接触媒体。他是在担任公职之前，就已经学会了说服。这种区别，最终可能比他在第一届任期内提出的任何一项法案都更重要。

作为林博的好友、经常代班主持节目的人，同时也是全美最受欢迎的全国联播广播主持人之一，埃里克·埃里克森（Erick Erickson）立刻就看出了林博对吉尔的影响。

“拉什·林博传递的信息始终都是关于美国的机遇和乐观精神，”埃里克森对《华盛顿观察家报》表示。“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听布兰登·吉尔讲话时，你会发现，他所有的批评都是建立在有人正在破坏这些东西这一前提之上。他并不想从根本上改变那些本来行之有效的东西。这正是拉什的天才所在——他知道是什么让这个国家伟大，也知道如何把这种理解传达给各个年龄层的人。”

在吉尔经常与自由派证人针锋相对的交锋中，这种乐观精神很容易被忽略。他的视频之所以广为传播，是因为它们充满对抗性。但对抗本身并不是重点。他的听证会展现的是一位年轻国会议员相信思想重要、语言重要、说服重要——相信改变美国人看待某个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成就。

这种信念也标志着他与上一代共和党人的不同。多年来，许多保守派人士面对自己的信念时似乎总带着几分歉意，不愿挑战那些隐藏在敌意提问或媒体叙事中的前提。川普改变了这一点，他证明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或仇外等指控，再也无法决定辩论的规则。吉尔是在听着拉什·林博节目成长，并在川普已经重塑共和党之后进入政坛的，他似乎从未继承上一代那种本能的防御心理。

他不会在提出论点之前先道歉。

他只是直接提出自己的论点。

这种风格最终是否能够转化为漫长的国会生涯，目前仍无法判断。华盛顿已经见过太多年轻政治明星，他们早期的光芒最终未能发展成为持久的影响力。现年32岁的吉尔，才刚刚开始他可能长达数十年的公共生涯。

但有一点已经十分明显：他代表着一种不同于许多前辈共和党人的新类型。他属于第一代不仅是保守派媒体消费者，更是保守派媒体产物的保守派公职人员。林博教会了他们如何构建论证。迪内什·德索萨教会了他们如何磨砺论证。川普则向他们展示，政治是传播的下游产物。吉尔把这些经验融汇成了一种特别适合现代时代的风格。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委员会听证会如此频繁地突破国会山的范围。吉尔或许正坐在听证会现场，在聚光灯下质询证人，但他真正讲话的对象，并不是坐在他周围的那几位议员。正如当年的拉什一样，他明白，真正的听众完全在别处：那数百万正在滑动屏幕、浏览又一段国会视频，并在短短几秒钟内决定华盛顿是否还有人能够改变他们想法的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