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南亚高级研究员阿斯凡迪亚尔·米尔（Asfandyar Mir）今日7月20日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题为“巴基斯坦赢得了伊朗战争”的评论，认为巴基斯坦领导人通过促成伊朗战争停火，找到了一条通往全球大国地位的新路径:

4月7日，随着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向伊朗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期限临近——要求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将面临“整个文明”的毁灭——一位巴基斯坦将军拨出了一通帮助避免灾难发生的电话。巴基斯坦陆军元帅阿西姆·穆尼尔（Asim Munir）——巴基斯坦陆军总司令，也是该国最具权力的机构领导人——敦促川普和伊朗仍然幸存的领导层停止战争。数小时内，华盛顿和德黑兰宣布停火。川普和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齐（Abbas Araghchi）公开感谢了穆尼尔和总理夏巴兹·谢里夫（Shehbaz Sharif）。几天后，美国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在伊斯兰堡与伊朗谈判代表面对面会谈超过20个小时，这是自1979年革命以来两国之间最高级别的直接接触。

由此达成的停火未来如何，以及随后正式停战协议和更广泛解决方案计划的前景，如今都充满了高度不确定性。然而，巴基斯坦的斡旋仍然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发展。在战后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个国家获得地缘政治影响力所需具备的条件一直十分明确：包括大国地位、经济实力、自由主义规范信誉，以及召集其他大国共同参与事务的能力。巴基斯坦在其历史上从未符合这些标准。它是一个拥有核武器、处于西方秩序边缘的国家，人们更多将其与地区不稳定联系在一起，而非冲突解决；它经济规模有限，自由民主方面的信誉也十分有限。然而，在这一代人经历的最危险的中东危机期间，巴基斯坦完成了中国、法国、德国、印度、英国以及其他地缘政治重量级国家都未能完成的事情。

伊斯兰堡的努力体现了全球政治更广泛的一种转变。在一个由多极竞争塑造、秩序日益混乱的国际体系中，那些缺乏传统地缘政治资历的国家，正开始获得新的回报。随着联合国及其他多边机构被证明无力缓解现代冲突，包括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等在内的非传统强国，正开始通过从事稳定国际秩序的外交实践来填补这一空白。这些国家能够跨越地缘政治阵营建立信任，并在那些无法或不愿直接接触的对手之间开辟沟通渠道，因此得以促成人质和囚犯获释、谈判开放商业通道，并开启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对话，其目的都是在冲突失控升级之前加以管控。在未来十年，这种外交实践将使这些国家成为极其宝贵的地缘政治资产。

这些国家并非都会通过美国通常用来筛选伙伴的标准，例如民主资历、自由主义治理模式，或与中国保持政治距离。华盛顿或许认为，在与北京竞争时，它应当只依赖那些与自己拥有共同价值观和战略目标的既有盟友和伙伴。但如果美国希望避免自己卷入世界各地代价高昂的冲突，它可能别无选择，只能与这些新的稳定力量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

斡旋这一关键时刻

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川普基本上已经摒弃了美国传统外交的惯例：包括强调联盟体系、多边机构以及在海外推广自由主义价值观。然而，即便在他重返白宫之前，传统外交工具箱的局限性也已经显现。美国及其盟友用来影响伙伴、迫使对手让步的各种工具——联盟体系、军事援助、经济制裁、峰会外交以及诉诸国际法——都已被证明不足以结束这个时代的战争。针对一个主要经济体所实施的史上最全面的西方制裁体系，以及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都未能迫使俄罗斯结束如今已进入第五年的乌克兰战争。以色列和哈马斯一再无视美国多轮施压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外交努力，使加沙战争持续了近三年。西方海军联盟也未能阻止胡塞武装向穿越红海的船只发射导弹，扰乱了这条全球最重要商业航道之一的贸易。

伊朗战争是大国未能阻止冲突的最新例证。尽管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给欧洲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冲击，但欧洲国家除了例行公事地发表关切声明之外，几乎没有为结束战争作出任何贡献。中国虽然曾于2023年促成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并长期宣扬自己在中东地区不断扩大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却依然置身事外。即便是奉行其所谓多重结盟外交政策的印度，也拒绝承担相关角色。在这一真空中，巴基斯坦挺身而出。

一些日益珍贵的特质，使伊斯兰堡成为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有效的斡旋者，尽管它既不是美国的条约盟友，也不是美国的敌人。其中一个原因是，它能够跨越传统强国难以跨越的分歧，维持具有实际意义的关系。巴基斯坦保持着与中国的战略关系，同时也始终寻求与美国建立战略关系，即使华盛顿出于照顾印度利益而拒绝这样做。它与沙特阿拉伯关系紧密，同时又因地理邻近和宗教联系而与伊朗保持联系。这种横跨多个阵营的地位，使巴基斯坦在华盛顿和德黑兰各自都需要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中间人时，成为一个有价值的选择。

伊朗战争是大国未能阻止冲突的最新例证。

巴基斯坦还拥有一种以可信强制力量为基础的影响力。伊斯兰堡与利雅得之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意味着，当伊朗开始向海湾地区各地目标发射导弹时，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巴基斯坦本可以介入保卫沙特阿拉伯。反过来，巴基斯坦的参战还可能促使其他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其中大多数当时对伊朗的袭击采取观望或克制态度——全面加入战争。这种前景比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更会威胁伊朗政权及其地区地位的存续，因为那将意味着德黑兰将在穆斯林世界陷入孤立。

然而，如果没有愿意承担政治风险加以运用的领导人，影响力和灵活的外交关系也毫无意义。领导人会将自己的政治信誉押注于成功的斡旋之上；如果斡旋失败，他们可能会付出国内政治代价，并损害本国的对外关系。大多数传统强国的领导人受到其下属外交官僚体系的约束，风险厌恶程度过高，不愿尝试这种由最高领导人亲自主导的地缘政治斡旋。但巴基斯坦的领导层恰恰具备这一条件。穆尼尔愿意为一次充满不确定性的外交突破投入政治资本，因为他相信，川普仍然可能愿意通过谈判结束该地区的敌对行动。

在过去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巴基斯坦都没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角色。该国参与美国反恐战争，一直是伊斯兰堡与华盛顿之间持续摩擦的根源。2021年美国撤出阿富汗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到穆尼尔于2022年接掌军队——也使他成为巴基斯坦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时，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巴基斯坦已经陷入无法挽回的衰退。它与美国的关系尚未恢复，国内政治依然动荡，经济濒临违约，同时还面临着得到阿富汗新塔利班政权支持、不断蔓延的武装叛乱。

但穆尼尔成功带领巴基斯坦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尤其是在国际事务方面。他重建了与华盛顿的关系。2025年5月与印度的战争成为这一努力的转折点。巴基斯坦在面对实力远强于自己的对手时坚守阵地并实施反击，帮助穆尼尔赢得了川普的赞赏，并由此建立起了一种比过去一代以来任何巴基斯坦领导人与美国总统之间都更加密切、更具个人色彩的关系。他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并加强了与伊朗的外交渠道，进一步提升了伊斯兰堡在地区内的地位，并扩大了其外交活动空间。

拓展外交布局

巴基斯坦并不是唯一一个如今正在实践稳定国际秩序外交的非传统强国。卡塔尔同时拥有哈马斯政治局总部和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并促成了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以及人质和囚犯释放。在同一场冲突中，埃及利用其对拉法口岸——加沙援助物资进入和难民撤离的主要通道——的控制，推动双方达成协议。土耳其则利用其与华盛顿及哈马斯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地位，影响了加沙停战协议的条款；在此之前，它还利用自己少有的能够同时与莫斯科和基辅保持对话的能力，主持了俄罗斯、乌克兰、联合国等各方之间的谈判，最终促成了黑海粮食协议，并避免了一场全球粮食危机。胡塞武装减少对穿越红海船只的袭击，则是通过沙特阿拉伯和阿曼展开的低调外交实现的。

美国不能忽视这一趋势。长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一直围绕着拉拢盟友和伙伴展开：北约成员国、亚洲条约盟国以及少数地区支柱国家。这种以联盟为核心、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架构，在冷战时期以及随后美国单极优势时代一直很好地服务于美国，当时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使冲突局限于局部地区。在这一时期，美国也与其核心盟友和伙伴圈之外的国家开展合作，但往往将这种关系视为例外——具有交易性质、临时性质，并且从属于联盟关系。即使在今天，华盛顿仍可能倾向于把巴基斯坦促成伊朗停火的作用视为一次有用但并不重要的事件，尤其是在停战最终彻底破裂的情况下。

但正如拜登政府和川普政府都付出了巨大代价才认识到的那样，现代冲突无法被局限于某一个地区。以联盟为中心的战略寄希望于汇聚多个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以威慑威胁，并在必要时击败对手，但事实证明，这种战略既无法阻止乌克兰、加沙和伊朗战争的爆发，也无法结束这些战争。在一个秩序混乱的世界里，这种僵化的方式反而成为一种负担。要创造局部稳定，就需要巴基斯坦及其同类国家所展现出的那种灵活性。

为了与这些斡旋国家建立关系，美国必须展现出与这些斡旋者自身相同的跨越分歧意愿。直到2024年，华盛顿几乎形成一种共识，认为由于美国需要与印度保持牢固关系以制衡中国，因此就必须疏远巴基斯坦。川普打破了这种逻辑，并亲自重视与伊斯兰堡的关系。当危机来临时，这种做法被证明是有价值的。

这也可能具有启发意义。如果过去十年能够提供借鉴，那么未来的总统在应对新的以及长期存在的冲突时，同样将从这种灵活性中受益。欧洲安全局势依然没有稳定下来，红海仍然是一处脆弱的战略咽喉。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伊朗和海湾地区的局势也将继续动荡不安。与那些并不符合传统“朋友”与“敌人”分类标准的斡旋国家建立广泛的关系网络，将有助于美国应对这些挑战。华盛顿仍然应该保有传统意义上的盟友和伙伴。但国际秩序的维持，也将取决于这一圈子之外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