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担任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过渡团队成员的马克·A·贾米森（Mark A. Jamison）今日7月14日凌晨在《美国保守派》杂志发文，遣责中共国企图锁住人工智能，并建议华盛顿开放它，以赢得与中共的竞争：

当一个国家认为自己拥有战略性技术优势时，它将面临一个选择。它可以通过限制他人获取这项技术来保护这种优势；也可以让这项技术广泛传播，使世界其他国家都对它的技术形成依赖。

中国似乎正在选择第一条道路。

近期有报道称，北京正考虑进一步加强对其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出口的管制，将前沿人工智能视为一种国家安全资产，只允许外国用户在严格限制条件下使用。如果情况属实，这表明中国领导层已经认定，中国的长期成功取决于严密守护其最优秀的技术。

美国则应该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

美国之所以一再成为全球技术领导者，并不是因为把创新留在国内，而是因为让这些创新在海外变得不可或缺。美国的操作系统、云计算、软件平台、金融服务、娱乐产业和互联网企业之所以成为全球标准，是因为世界各地的企业和消费者都希望使用它们。这不仅为美国企业带来了巨额利润，也扩大了美国的影响力。同时，这还确保美国始终是全球人才的首选目的地，并为未来进一步巩固美国主导地位的创新奠定了基础。

如今，我们有机会再次借助人工智能实现这一点。美国在人工智能创新和投资方面仍然领先全球。我们的前沿模型一直都是同类产品中的最佳。但这种领先优势正在缩小。

过去两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能力取得了巨大提升。今年6月，一家中国开发商发布了一款新的人工智能模型，据称其在网络安全领域的表现已经能够与安思罗普公司的最先进模型“神话”（Mythos）相媲美。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可能已经具备绕过或解除我们许多现有网络防御体系的能力。更糟糕的是，据报道，这一模型是在国产芯片基础上训练出来的，这表明，仅靠对美国先进半导体实施出口管制，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华盛顿应当如何回应？

一些政策制定者正在考虑限制外国实体使用美国人工智能系统。这正是政府此前针对安思罗普公司采取的策略，不过该公司部分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使用限制如今刚刚被解除。在国会，《远程访问安全法案》等提案则计划将出口管制范围从先进计算机芯片扩大到基于云计算的人工智能服务。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做法是合理的——例如，当人工智能能力具有明确军事用途，或者涉及敌对国家政府时。但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拒绝向战略对手提供先进能力，另一种则是限制所有人的使用。如果美国政府阻止合法的国际客户与美国企业开展业务，其结果并不会消除海外需求，而只会把这些需求转向竞争对手。

历史已经提供了值得警惕的教训。出口限制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有效，但它们会强烈刺激替代供应来源的发展；而一旦这些替代来源出现，它们往往会长期存在。竞争对手将变得更加自给自足，美国企业将失去市场，而美国的技术影响力也将随之下降。

人工智能尤其容易受到这一规律的影响，因为这一技术发展速度极快，而且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规模效应。一个模型拥有的用户越多，其开发者获得的数据和反馈就越丰富，从而能够不断改进模型；围绕该模型积累的配套软件和专业知识也会越来越多。这些网络效应会使领先的人工智能系统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更加强大。因此，限制出口意味着主动放弃这些优势，同时刺激具有竞争力的非美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形成。

与其收缩防守，我们不如把北京的这一失误视为华盛顿的机会。中国希望控制并囤积自身技术能力，最终将适得其反，削弱中国的影响力，并最终限制其技术、经济和军事雄心。

因此，美国应当采取不同的战略。我们不应限制世界使用美国科技产业最优秀成果，而应努力让美国人工智能成为全球企业、研究人员和各国政府的首选平台。那些围绕美国技术建设本国经济的国家，更有可能采纳我们的技术标准、购买我们的产品、与我们的研究人员合作，并持续参与我们的产业体系。通过让全球消费者依赖美国技术生态，我们将最大程度提升美国的繁荣和美国的影响力，并使所有人受益。

二十一世纪主导地位之争，不会因为拒绝他人获得先进人工智能而获胜。真正的胜利，将来自于让美国技术变得如此无处不在、如此不可或缺，以至于世界离不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