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 Froman）周五7月17日下午在《外交关系委员会》杂志 发表评论－－“川普的新关税：需要了解哪些内容”。分析深刻，请君一阅：

今年2月，当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川普总统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的全面全球关税时，一些人将这一裁决视为对总统热衷于征收关税的一种制衡，并为此欢呼。然而，这种庆祝充其量只能说是为时过早。

当时，我曾写道，法院的裁决很可能只是一次短暂的喘息机会，我们应当预计，未来全球经济将被比川普上任前更高的关税所定义。我还详细说明了川普政府如何利用其他法律授权，虽然这些授权启动程序更加耗时、更加繁琐，但其法律基础将比《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更加稳固。

如今，这堵伟大的关税高墙正在一砖一瓦地重建，并已接近完成。本届政府已经或计划对几乎所有主要贸易伙伴的大范围进口商品征收的新关税，已经接近最初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税率。然而，尽管当前关税政策的持续性和具体税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但这些关税是否真正推动了川普政府所宣称的目标，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后，政府立即依据《贸易法》第122条征收了10%的关税（这一措施最初是为应对国际收支危机而设立），该关税将于一周后的7月24日到期。与此同时，政府依据《贸易法》第232条以国家安全为由，以及依据《贸易法》第301条针对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展开了一系列调查。

其中一项《贸易法》第301条调查最近认定，包括欧盟、日本以及美国所有主要贸易伙伴在内的六十个贸易伙伴，因未能阻止强迫劳动产品的贸易而从事了不公平贸易行为。针对拟议征收10%至12.5%关税的公众意见征集期刚刚结束，这些关税现在随时都有可能实施。

另一项《贸易法》第301条调查，则针对美国最大的十六个贸易伙伴——中国、欧盟、新加坡、瑞士、挪威、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韩国、越南、台湾、孟加拉国、墨西哥、日本和印度——指控它们通过制造产能过剩，从而扭曲公平竞争，构成不公平贸易行为。这项调查仍在进行中，预计很快就会公布结果。

这是一项特别值得关注的调查，因为尽管各方普遍认同，中国推行了一项有组织的经济战略，通过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等行业的产能过剩来主导海外市场，但其他国家是否采取了相同的战略，或是否拥有相同的政策工具，则并不那么明显。一个国家仅仅因为存在或长期保持货物贸易顺差，是否就应被推定为制造了产能过剩，并从事了不公平贸易？

目前还有若干其他程序正在推进，也可能导致征收更多关税。例如，就在本周三，川普政府依据《贸易法》第301条宣布，对来自巴西的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理由是不公平贸易行为。不过，牛肉和橙汁等产品获得了显著豁免。这项关税声明是在最高法院宣布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因巴西对待巴西前总统、川普盟友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的方式而征收的50%关税无效之后作出的。

因此，正如预期的那样，本届政府正稳步推进，通过一系列调查拼接而成的关税体系，最终使美国拥有与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时相近的关税水平。然而，这些关税是否真正实现了政府推动再工业化、提高制造业占经济比重，并最终增加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的目标，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川普政府官员有理由指出，企业需要时间才能把新的关税现实纳入战略规划，并在美国进行必要投资，使制造业真正繁荣起来。但问题在于，相关时间尺度究竟应当如何衡量？虽然全面全球关税始于2025年4月2日的“解放日”，但通过提高关税来推动制造业和制造业就业增长的试验，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川普第一届政府。当时，美国分别对来自全球的钢铁和铝进口征收了25%和10%的关税，并对中国加征了一系列额外关税。拜登政府保留了这些关税，并进一步增加了一些新的关税。而川普第二届政府当然又进一步扩大了这一政策。

到目前为止，其影响如何？自川普第一任期以来，制造业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实际上已经下降。2017年第一季度，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7%；而今天，这一比例仅为9.4%。此外，自2025年1月至今，制造业就业人数基本没有增长；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关税对此也有所贡献——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同样相对停滞。

即使现在判断美国制造业是否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还为时尚早，人们至少希望能够看到一些积极迹象，例如美国工厂建设投资增加。然而，《华尔街日报》本周早些时候报道称，尽管数据中心建设支出有所增长，但制造业厂房建设支出同比下降了22%，部分原因正是建筑材料成本上升，而这一成本上升部分正是——你猜得没错——关税造成的。

我们不妨承认，提高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出于国家安全、国际竞争力、创新能力，还是创造优质就业岗位的考虑。问题依然在于，关税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积极促进这一目标，又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任何政策，包括关税，都有其成本和收益，也都有取舍。关税的成本如今已经显而易见，而它们对制造业可能带来的收益，也许只有在相当长时间以后才能体现出来。这给本届政府带来了真正的政治挑战，尤其是在民众对生活成本持续担忧的背景下：现在付出代价，以后（希望）获得回报。

本周早些时候，我有幸聆听了现任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大使的发言，并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与前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大使就这些问题（以及更多议题）进行了讨论。我鼓励大家去听一听，也欢迎告诉我你们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