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理事会自由与繁荣中心高级顾问帕特里克·奎克（Patrick Quirk）周一7月6日上午在《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发文－－“支持自由，打击反美政权：2026—2028民主援助议程”。专家深度好文，请君一阅：

核心要点

• 在海外支持民主，能够直接促进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并对抗中国、俄罗斯和伊朗。
• 民主援助是有效的，具有很高的投资回报率，并获得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
• 美国国会应设立“自由与民主委员会”，将民主援助置于外交政策议程的核心位置，并确保各项倡议具有明确时限和具体成果。

本报告是自由与繁荣中心“民主援助的未来”系列研究的总结性成果。该系列分析了全球民主面临的诸多复杂挑战，并重点提出了促进民主治理的可操作政策。

引言

本报告提出了一份可执行的美国民主援助蓝图，适用于截至2028年的时期。报告首先评估全球民主现状，并阐述为何支持自由的扩展（按照大西洋理事会《自由指数》对自由的定义）对于维护和推进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第二部分概述了优先挑战与机遇，包括迫切需要大幅加强应对中国恶意影响的努力，以及巩固具有战略重要性国家民主核心制度的必要性。报告最后提出一系列建议，供白宫、国务院和国会采取行动，以应对威胁美国利益的各种挑战。

本报告提出的建议，旨在为川普政府提供一份路线图，以有利于东道国政府的方式巩固重点国家的民主，同时推进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

自由格局

美国、其民主伙伴与盟友的安全，以及全人类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民主的发展状况。自2012年以来，如果参考包括大西洋理事会自由与繁荣中心发布的各类指数，就会发现，威权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不断上升，而民主则在对美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出现了令人警觉的衰退。

许多民主国家正因长期未能充分满足其民众需求而遭遇合法性危机。这一根本弱点使它们更容易受到威权主义者、颠覆性信息技术、外部恶意攻击以及内部民粹煽动者的冲击，而这些力量如今正沿着一条早已被反复实践的路径，从内部逐步削弱民主治理。

正如自由与繁荣中心“民主援助的未来”系列专题报告所显示，没有任何一个地区能够避免民主和基本自由受到冲击。尤其是政治自由，在所有地区都出现了普遍性的下降。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民主衰退始于2003年，并因政治权利不断减少以及自2016年开始公民自由的崩溃而进一步恶化。曾经是稳定民主国家的厄瓜多尔，如今日益成为墨西哥贩毒组织争夺势力范围的战场。由于帮派和贩毒集团试图进一步控制该国，暴力犯罪和制度性腐败显著上升，该国自由评分从2022年的68.7分下降至2025年的61.7分。即便如此，基多的新一届领导层似乎仍致力于打击贩毒集团，并加强制度性薄弱环节。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民主最近开始衰退的地区，这一下降始于2014年，其典型表现是一系列震动性的军事政变。这种衰退主要归因于威权政权不断加大对选举制度的压力，以及立法机构对行政权力制衡能力的削弱。

欧洲自2010年以来一直面临政治自由下滑的问题，目前已倒退至与1995年相近的水平。持续进行的乌克兰战争导致乌克兰民主信誉急剧下降，其在大西洋理事会《自由指数》中的自由评分由2021年的56.6分下降至2025年的52.4分。尽管该国的反腐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抵御民主衰退和俄罗斯混合战术的积极屏障，但其民主制度仍需要外部支持才能生存下去。在格鲁吉亚，执政的“格鲁吉亚梦想党”在2024年议会选举中宣布战胜处于不利地位的反对派之后，全国爆发了大规模民主抗议。该国自由评分也从2023年的75.3分下降至2025年的66.6分。

全球法治的发展轨迹自2013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原因在于威权主义者不断收编并削弱各种制度。几乎所有地区都面临着法治日益加剧的压力。中东和北非地区在大多数指标上出现了最严重的下滑，包括安全和司法独立，同时腐败现象不断上升。突尼斯在2019年选举中凯斯·赛义德（Kais Saied）获胜之后，自由评分由2020年的68.3分下降至2025年的56.1分。赛义德于2021年暂停、随后解散议会，并努力清洗司法体系、清除潜在的民主挑战者。赛义德已经巩固了权力，并成为一名彻底的威权领导人。

这些衰退不仅引发了美国海外利益方面的担忧，也阻碍了那些民主发生倒退国家的繁荣发展。1995年至2012年间，全球繁荣平均每年增长0.4分。自2012年以来，这一进展明显放缓，下降至每年仅增长0.2分。

但并非一切都如此悲观。例如，在玻利维亚，一个广泛的联盟成功推动实施总统任期限制，从而有效阻止了左翼反美民粹主义者、意图成为独裁者的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重新掌权。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路易斯·阿比纳德尔（Luis Abinader）总统于2020年就任。他推动调查并起诉高层腐败案件，同时实施政府透明化改革，并通过新版《反洗钱和非法融资法》，恢复了公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使该国自由评分由2019年的64.7分提升至2025年的70.2分。

海外自由对于美国国内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美国人希望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其中83%的受访者表示，美国应当在世界各地捍卫人权与民主。这其中包括87%的民主党人、81%的共和党人，以及84%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共和党人。与此相关的是，大多数民主党人与“让美国再次伟大”共和党人都认为，为促进海外自由与民主所提供的资金有利于美国。超过十分之七的美国人——即73%，其中包括81%的民主党人和67%的共和党人——认为，支持这类资金投入的一个重要理由在于，这些努力有助于在极端主义和威权主义等威胁蔓延至美国或影响美国之前加以遏制。持类似观点的美国人比例也大致相同，并且各党派支持程度相近，他们认为，支持民主项目资金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这些项目能够加强全球自由。

支持海外民主，本质上是一项战略事业，而不仅仅是一项出于利他的努力。美国应当支持自由斗士和健全的政治制度，因为这样做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但美国通过外交、投资和国际援助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民主，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做符合美国自身利益。在一个自由开放的世界中，美国会更加安全。民主国家是更可靠的贸易伙伴——这直接有助于在美国国内创造就业机会——彼此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更低，也不太可能滋生并输出影响美国国内安全与福祉的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

一些最不自由的国家制造并输出了最多的不稳定因素。俄罗斯和中国等政权由于缺乏对权力的制衡，向外输出战争、扶植美国的敌人，并通过经济胁迫在一些社会中与美国展开竞争。从萨赫勒地区到中东，那些由掠夺性精英控制、腐败制度遭到劫持的弱国家，一直都是袭击美国利益、美国军人及美国盟友的恐怖组织滋生地。例如，在马里，“伊斯兰国”正不断取得进展，试图在萨赫勒地区建立一个稳固的极端主义哈里发国。在西半球，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曾利用委内瑞拉国家机器，通过向美国贩运可卡因来中饱私囊，直至其被赶下台。这位独裁者及其政权打手制造了一场双重危机——经济崩溃与对政治反对派的严重镇压——迫使数百万委内瑞拉人逃离家园，到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寻求经济机会和人身安全。

海外民主也更有利于美国企业。独裁政权往往掌控着对美国企业不利（甚至充满敌意）的监管体系。在委内瑞拉，政权腐败和监管缺乏透明，导致在那里经营的美国企业损失了数亿美元。相比之下，拥有透明监管制度和透明程序的国家，是美国企业更加可靠的市场。根据大西洋理事会《自由指数》——该指数依据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法律自由的综合评分对各国进行排名——美国企业五大新兴市场中，有四个属于自由国家（韩国）或大体自由国家（巴西、墨西哥和印度），而第五个国家阿根廷也已实施了一系列前景可观的改革。

美国将民主支持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能够使美国在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美国模式优于其对手的模式。各国民众认识到民主代表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和变革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克里姆林宫明白，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会影响它们自身的国家安全，因此一直大力推广威权主义的发展和治理模式。中国共产党通过输出监控技术、专制治理做法以及其他镇压手段，努力建立一个对共产党安全的世界——一个由威权政权组成的世界。中国共产党向全球南方国家的政党提供培训，以推广应对治理挑战的威权主义方案，同时拉拢各国政权，使其与北京保持一致，而不是与华盛顿保持一致。为了讨好当地精英并营造有利于中国利益的环境，北京拉拢记者，并投资媒体行业，以影响新闻报道。中国积极支持并资助有利于北京、粉饰北京腐败交易以及传播反美宣传的报道。

脆弱民主国家在外国融资和投资方面监管环境薄弱、透明度低，为这些国家对中国形成依赖创造了条件。无论是对中国国有银行不可持续的债务，还是对与中国政府有关联企业提供的信息通信技术的依赖，都会造成这种依赖。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将选择中国作为其主要经济和政治伙伴，在涉及美国利益的问题上站在北京一边；这将损害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

民主援助的实践：工具与经过验证的投资回报

三十年前，美国在支持欧洲前苏联集团国家实现民主转型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帮助建立自由选举，重振长期沉寂的议会，并引导这些国家从一党统治向充满活力的多党制度转变。美国帮助公民建立新的政党，加强司法框架以确保法治的公信力，并支持不受国家控制的媒体揭露共产主义政权的真实情况。尽管一些集团国家迅速接受了民主制度，但另一些国家则经历了长期转型或遭遇挫折，因此需要更长期形式的援助。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外交体现了这些目标，并与这些支持工作协调推进。

最终，大多数国家摆脱了苏联的影响，并成为美国坚定的盟友。美国资助的民主项目，包括国家民主基金会提供的项目以及美国国务院支持的项目，再加上国际广播，共同成为推动欧洲民主开放的重要软实力工具。如今，波兰、立陶宛、捷克、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等国家已成为北约的重要伙伴，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抵制威权主义，并防止可能将美国卷入、危及美国公民生命的冲突。这些国家也是美国的重要经济伙伴，承接美国投资，开展活跃贸易，并接受美国文化和价值观。仅波兰一国，2025年与美国的贸易额就超过280亿美元。

美国对民主的支持在实践中究竟是什么样子？它并不是一些评论人士所宣称的那种国家建设，也不是用枪口强迫推行民主。

民主支持，是美国为保护和加强海外民主治理而提供的援助。它主要依靠两种相辅相成的工具：一是外国援助项目，用于加强政府内外民主机构或民主力量的能力；二是美国外交参与，支持当地民主倡导者，并追究专制政权行为的责任。如果缺少这两方面的共同努力，美国将无法成功塑造有利于自身及其他社会的国际环境。

民主援助可以帮助加强制度，使其更加有效并承担责任；支持推动追究腐败领导人责任的民主倡导者；推动建立更加透明的监管体系，以及带来其他诸多益处。民主促进能够推动的这些变化，可以阻止恶意国家在目标国家施加影响，或者至少使它们更难做到这一点。健全的选举程序能够防范来自威权侵略者的外国干涉，并有助于维持公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独立的公民社会和媒体有助于追究领导人的责任，并减轻外部势力腐蚀并最终拉拢他们的影响。

民主支持有助于提高透明度，并抵消中国共产党和克里姆林宫拉拢政治和经济精英的企图。如果这些行为得不到遏制，不仅会削弱政治问责，还会导致政策和商业决策偏向中国或俄罗斯的利益，而违背华盛顿和美国企业的利益。

民主援助是有效的，并且通过推进美国海外利益，为美国纳税人带来了可观的投资回报。民主支持投资能够带来切实成果。民主支持总体投入规模较小，远远低于在一个更加专制的世界中，为应对不可避免的公共安全、军事和经济损失所需付出的代价。一项针对1990年至2003年这一冷战后关键时期美国民主促进项目的研究发现，民主援助对东道国民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明确且持续的影响”，包括公民社会、司法和选举程序以及媒体独立性。这对美国国内民众有利，原因正如前文所述：更多民主意味着更少恐怖主义、更高稳定性，以及对美国企业而言更好的营商环境，从而为美国公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尽管2012年至2022年全球民主经历了衰退，但2023年已有八个原本正滑向威权主义的国家重新回归民主。国际民主支持和保护，是确保这些成果的重要因素。

美国民主支持议程：核心优先事项

美国既不能，也不应该应对世界各地所有民主挑战。美国必须优先处理那些对自由和美国利益构成最大挑战的威胁，并采用具有成本效益、时限明确的方法来加以应对。

基于这些原则，美国民主支持议程应聚焦于两项优先事项，以威胁美国利益的主要挑战以及解决这些挑战的循证方法为核心。

增强各国抵御中国、古巴、伊朗和俄罗斯等反美政权恶意影响的韧性

美国与中国、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对抗，本质上是军事和经济层面的，但美国与这些对手的斗争同时也是意识形态层面和非军事层面的。北京、莫斯科和德黑兰利用从经济交易到发展援助等一系列软实力工具，以确保关键矿产协议或港口使用权，同时削弱那些对美国持友好态度的政治人物，并不断宣扬民主是一种失败的模式。习近平和普京都已经熟练掌握了运用非军事工具配合硬实力、实现自身目标的方法。

因此，这项工作应确保中国和俄罗斯无法拉拢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当地政治人物，使其通过有利于克里姆林宫和中国共产党利益、却损害该国公民及美国利益的政策、法律或不透明交易。

要对抗中国的影响，美国实际上需要逆向拆解中国共产党施加控制的方式，通过实施具有成本效益的项目，培训各国政党以回应本国公民而非外国主子的需求；帮助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和公众了解掠夺性贷款的代价；帮助当地公民力量在面对中国利益诱导时监督政治人物保持廉洁；并帮助各国政府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所推崇的人工智能模式和方法所带来的风险。美国还应使用这套同样的反中国共产党策略，来减轻伊朗、俄罗斯和古巴的影响力行动。与所有民主促进工作一样，这项工作不应以强迫其他国家接受某一种特定模式为核心。接受美国支持的一方，是为了增强本国民主韧性，而美国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受益。

加强民主治理的核心政治与制度要素，并赋能新兴领导人

美国的民主援助应着重加强政党、立法机构、选举委员会以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同时赋能新当选、致力于改革的领导人，使其能够兑现施政承诺。

制度基础设施通常被视为稳定民主的核心要素，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港口或铁路，因为它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基础设施，使各国能够实现经济和公民社会的繁荣。同样，这种制度基础设施也使古巴、朝鲜、中国和伊朗等反美政权更难拉拢其他国家的精英，并推进其恶意议程。

强有力的制度能够为各种政策理念展开充分竞争奠定基础，其投资回报率也优于以特定社会议程为基础的方法。美国自身的宪法原则以及既定的美国政策，应成为其民主支持标准的基础。美国不应资助那些随着不同政府更替而不断变化、或在全球范围内难以获得广泛认同的社会议程。在决定哪些类型的民主支持应当成为重点时，美国近年来已经过度偏向于帮助目标国家发展公民社会，以便这些力量推动民选领导人采纳特定政策方案。然而，如果缺乏有能力制定政策的官员和制度，公民社会的倡导终将徒劳无功。因此，美国需要在这些不同方法之间保持平衡。

推进民主的政策框架

前文已经说明，扩大自由对于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并阐述了美国应重点关注的两个推进海外民主的领域。本节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路线图。其中包括两组建议：第一组围绕美国政府官僚体系应进行的改革，以最大程度提高美国推进海外民主的可能性；第二组则聚焦于推动前文所概述的四项优先事项。

美国政府改革

落实这些优先事项，需要建立能够执行政策的官僚体系，制定实施政策的战略，并通过海外协调行动实现相关目标与任务。为了实现这些优先事项，行政部门现有体制中的若干缺陷必须加以改革。

在外交政策决策中优先考虑支持民主。 民主状况直接影响美国实现其关键外交政策目标的能力，无论是帮助美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还是防止中国共产党拉拢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推动民主不会、也不应该凌驾于许多纯粹的安全考量之上。同样，把民主促进置于优先位置，也并不意味着切断与民主程度较低国家的合作或接触。美国仍然需要与非民主国家保持接触，以应对紧迫的安全挑战，特别是那些危及美国公民和美国领土安全的挑战。

然而，如果美国希望成功巩固民主，以便与其对手展开竞争，政府就必须在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主动考虑相关政策对民主的影响。如果忽视这一点，而一味优先追求短期安全利益，就会进一步加剧当前全球所面临的恶性循环。这种做法助长了削弱民主治理的不满情绪，并制造了损害美国利益的不稳定局势，而不是持续推进美国的战略目标。

设立由国会授权成立的“自由与民主委员会”，制定美国民主战略，并明确目标和衡量成功的指标。 美国国务院设有专门负责支持民主、自由和个人自由权利的机构。白宫表示，美国支持欧洲的言论自由倡导者，并认为在马杜罗被赶下台之后，举行选举将是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在美国和以色列开始轰炸伊朗各地城市、并击毙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inei）数小时后，川普向伊朗人民表示：“你们获得自由的时刻已经到来。”他敦促他们在袭击结束后“接管你们的政府，它将属于你们”。

为了统一这些不同方向的努力，国会应设立“自由与民主委员会”，并任命委员会成员。委员会应起草一项涵盖相关政府机构和部门的民主战略，明确实现这些目标的短期和长期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成功路径。正如前文所述，这项战略的主线应是与伙伴国家合作，加强其抵御反美政权影响力行动的能力，完善制度基础设施，使美国企业更容易开展商业活动，并防范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其他威胁。

在提供美国对外援助时，应注重结果而非形式。 与其优先推动美国国际援助的本地化，或寻求与新的国际援助机构及私营部门建立合作关系，美国更应关注最终目标，并选择那些已被证明能够有效实现这一目标的合作伙伴和方法。

国际援助通过推动受援国发生积极变化，例如建立更强有力的选举委员会或完善相关法律，从而使美国公民受益。如果仅仅让一定比例的援助资金流向当地组织，美国公民并不会因此受益。同样，如果国务院只是为了追求形式上的创新，而向十几家新的国际援助伙伴或私营机构提供资助，以实现资金分配多元化，美国公民同样不会因此受益。相反，美国应把工作人员的时间集中用于设计能够带来具体、可衡量且具有明确时限成果的对外援助项目，例如实现自由、公正并能够确保权力稳定交接的选举，或者为各政治派别的政党提供培训，使其更不容易遭受中国共产党网络攻击。这类项目应包括提高当地机构执行特定类型工作的能力建设内容。同时，项目还应包括直接支持那些能够通过健全的财务和管理控制机制，确保纳税人资金得到妥善使用的运动或组织。所有合作伙伴都应获得参与美国政府资助项目竞标的机会。但美国政府不应仅仅因为某个组织此前从未为美国政府开展过工作，就给予其特殊优待。

政策建议：推进民主议程的优先事项

在落实上述官僚体系和政策建议之后，美国应针对每一项优先事项采取以下措施。这些建议以及前文提出的建议，旨在作为指导决策以及过渡团队制定构想和政策的总体框架，而非一套包罗万象的解决方案。

增强各国抵御中国、古巴、伊朗和俄罗斯等反美政权恶意影响的韧性：

•         扩大重点针对发现、防范和反制反美政权干预的倡议。 强有力的制度——如第二项优先事项所述——是抵御外国恶意影响的重要韧性来源。它们是必不可少的，但遗憾的是，仅靠制度本身还不足以遏制北京或莫斯科试图影响其他国家政治制度、进而破坏民主和美国利益的企图。因此，美国必须将制度建设与外交及外国援助支持的项目相结合，并重点推进那些已被证明能够有效增强民主抵御外国威权影响能力的领域：支持独立媒体，包括数字媒体，揭露中国和俄罗斯在国内外实施的掠夺性做法；向自由斗士提供最先进的工具，以增强他们安全通信的能力，并利用加密货币使他们能够在资金不被威权政权查封的情况下开展行动；通过揭露跨国镇压异见人士的行为，并加强民主盟友之间的法律框架，打击跨国镇压；推动美国与其他国家民选官员之间开展对话，共同分享对外国影响力行动的认识，并交流应对这些行动的解决方案。

•         支持威权环境中的亲民主运动——特别是在反美政权统治下国家中的亲民主运动——继续推动改革，并确保在专制政府垮台之后已有相关力量能够承担领导责任。 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制度已被执政的威权政权所控制，因此不值得提供支持。在这些封闭环境中，美国应重点支持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因为实践已经证明，这类运动对于推进民主和扭转威权主义至关重要。在封闭社会中，这些运动是实现民主开放的最佳希望，也是美国投资回报最高的方式，同时还能确保一旦威权政权垮台或改革开始时，已有亲民主力量能够承担领导责任。川普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希望古巴发生变革。但政权垮台之后怎么办？美国需要拥有能够在短期内合作的、有能力且立场一致的伙伴，并且这些伙伴必须在民主变革机会出现时做好承担领导责任的准备。伊朗的情况也是如此。

•         确保国家民主基金会获得充足资金以推进自由事业，并保持其依据《第一章》所享有的独立性。 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其四个核心机构均为非营利组织，行政管理成本较低，能够将资源集中用于应对民主面临的威胁——以及美国利益所面临的威胁——而不是追求盈利。它们的组织架构和工作方式，也是美国政治制度及政党体系在海外的一种体现。国家民主基金会是一项以使命为导向的事业，拥有两个目标：捍卫自由和传播民主。其下属机构是开展基层工作的理想合作伙伴，因为它们长期以来与当地民主倡导者建立了基于信任的合作关系，因此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果。国会应维持国家民主基金会目前的预算水平。

将美国民主援助重点放在加强民主和治理的核心政治与制度要素（即政党、立法机构、选举委员会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并赋能新当选、致力于改革的领导人兑现施政承诺：

•         在那些具有政治意愿并希望获得支持的重点国家，与合作伙伴共同评估政党、选举委员会、立法机构及相关制度的能力，并将民主援助重点放在弥补其不足之处。 如果合作伙伴政府希望获得援助，以加强本国选举制度，进而确保自由、公正的选举，美国就应回应这一需求。同样，例如，如果政党希望获得相关专业知识，以增强抵御中国网络攻击的能力，或提高其在下一次选举周期中的竞争能力，美国也应提供支持。

•         在那些正经历民主开放的国家，加大对新当选、致力于改革领导人的支持力度，确保他们能够兑现竞选承诺，并防止民众对民主产生失望情绪。 仅仅反对反美政权是不够的。美国还需要帮助过渡时期领导人以及亲美的民选政府兑现承诺，从而成为真正亲美的政府。在亲美领导人当选或反美政权垮台之后，美国应迅速加大对新当选领导人的支持力度，确保他们拥有治理国家并履行施政授权所需的资源。美国的支持不应仅仅意味着提供资源采购或物资供应，还应包括集中提供支持，帮助美国盟友推进其执政最初一百天及第一年的治理计划，以推动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并提高制度效能。这还意味着调整美国的关键政策，例如在适当情况下解除制裁，使新政府更容易兑现施政承诺。

结论

加强民主的重要性永远不会凌驾于紧迫的安全关切之上。然而，即便只是中期而言，如果不能帮助各国加强治理，就将导致许多安全挑战再次出现——从非洲各地政变导致不可预测的伙伴关系，到恐怖分子利用治理薄弱地区发动袭击。如果不支持海外民主，也违背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意愿，因为他们表示希望美国支持海外自由。

本报告提出了一项审慎的方案，旨在在最关系美国利益的地区支持民主，并以能够实现投资回报最大化的方式推进这一目标。

展望未来，美国民主援助战略应以四项优先事项为核心：帮助各国增强抵御反美政权恶意影响的韧性；加强民主的核心政治与制度要素（政党、立法机构、选举委员会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赋能新当选、致力于改革的领导人兑现施政承诺；以及支持威权环境中的亲民主运动——特别是在反美政权统治下国家中的亲民主运动——继续推动改革，并确保在专制政权垮台之后已有相关力量能够承担领导责任。美国国会应设立“自由与民主委员会”，将民主援助置于外交政策议程的核心位置，并确保各项倡议具有明确时限和具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