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7月8日，杜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文大学智慧绿色转型中心科学主任埃德蒙·J·马莱斯基（Edmund J. Malesky）和杜克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维多利亚·兹洛马诺娃（Viktoria Zlomanova）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越南共产党希望民营企业蓬勃发展，“但私营企业能拯救越南吗？”。请读他们的评论：

每五年一次，在党代会上伴随着红色横幅、精心编排的仪式和高调演讲，越南共产党都会发布两份风格严谨的政策文件：一份政治报告和一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尽管这些文件充满了党的政治语言，但它们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宣示。它们界定了未来五年政治周期内的施政议程。在一个正式政治运作并不透明的体制中，这些文件最能清楚反映领导层希望推进哪些工作。

今年1月党代会上公布的最新文件显示，越南正迈向一个新的方向。越南共产党正在改变过去四十年来治理国家的政治模式。2026年的文件一方面强化了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拥抱私营部门，并弱化国有企业的地位。越南领导层正押注于国家需要一项新的增长计划——将高度集中的政治控制与私营部门主导的发展结合起来——希望借此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的雄心目标。

这一调整发生在越南及其执政共产党面临敏感局势之际。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启动市场改革以来，越南一直依赖一种混合模式：由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生产低成本商品的小型私营企业、多数出口产品由其生产的跨国公司，以及虽然经济效率较低、但共产党依赖其向全国较贫困地区重新分配资源的大型国有企业共同构成。这种混合模式提高了居民收入，减少了贫困，并使越南工业融入全球供应链。然而，随着越南于2021年走出新冠疫情，这一模式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国有企业始终未能具备全球竞争力，而私营企业则缺乏扩大规模、投资技术以及参与国际竞争所需的资本。这使越南不得不过度依赖跨国公司。越南领导层内部逐渐形成共识：现有经济模式已经无法继续维持高速增长，也无法继续公平分享增长成果。

政策制定者曾尝试通过零敲碎打的改革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努力重组国有企业，提高竞争力；通过简化监管改善营商环境；并通过发展公司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深化资本市场。但这些改革一再停滞。强大的官僚体系和地方利益集团放慢了改革实施速度，因为他们既受益于国有企业在越南经济中的既有地位，也坚信这种角色应当继续存在。

2024年，苏林（To Lam）出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时，许多观察人士担心，这将意味着越南经济改革努力的终结。他们认为，曾长期领导公安部的苏林，会把国家安全目标置于经济目标之上。当苏林开始集中权力和强化领导地位时，这种担忧似乎得到了印证。他还受益于持续推进的制度改革，这些改革加强了党对国家治理的控制；与此同时，一场反腐败运动削弱了政治对手及其利益网络。仅仅十八个月后，苏林便成为越南四十年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

然而，正如今年党代会所显示的那样，苏林正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运用自己新获得的权力。越南领导层正着手推动一场经济转型，大力扶持私营企业，同时削弱国有企业的作用——这与越南过去的发展模式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一场大胆而充满风险的赌博，它既可能释放越南长期潜藏的发展潜力，也可能使越南陷入许多高度集权政治体制曾经经历过的内部衰败风险。面对日益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贸易环境，越南正押注于一种由共产党主导的新型资本主义，引领国家继续前进。

权力中枢

冷战结束后的大部分时期，越南一直维持一种集体领导体制，其目的是防止任何一位政治人物主导国家。越南将政治权力分散于四大支柱：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权力还通过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地区利益集团进行分配。党中央委员会是越南最重要的决策机构，各省代表几乎占据了一半席位。这一制度运行缓慢，但事实证明十分稳定。

如今，这一集体领导体制已被严重削弱。苏林在今年1月召开的党代会上已占据绝对优势，这既源于他上任后的持续集权，也反映了过去十年来越南政治发展的总体趋势。2016年，越南共产党发起了一场大规模反腐败运动，正式名称为“烈火熔炉”。这场运动已处分超过十六万八千名党员，并撤换了一百多名高级官员，其中包括两位在任国家主席以及多位副总理、省级领导人、部长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林在担任公安部长期间参与了其中许多调查，自担任总书记以来，更从这场运动中获益匪浅。通过排挤政治对手、瓦解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以及加强党对党员的控制，反腐败运动使权力进一步向党的最高层集中。

随着党所控制的各项机构更加直接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苏林的权力也进一步增强。自2024年12月以来，由政治局领导的中央指导委员会，而非国家各部委，开始负责协调全国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政治局决议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今年6月通过的新规定——第196号条例——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权力，加强了党对企业治理的控制。

集体领导体制已经被严重削弱。

2026年党代会发布的政策文件，进一步反映了党正在承担越来越大的角色。借助机器学习辅助的文本分析，我们评估了过去二十五年来历届党代会政治报告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关键词和核心概念出现的频率及重要程度。由于这些文件决定未来施政议程，因此，文件中提及党的次数，反映了党希望多大程度直接主导政策。官方政治报告中关于党的表述，由2021年每一万字不足八十次，上升至2026年每一万字接近一百次。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这一数字则由每一万字约四次增加到十次以上。

苏林权力高度集中的最明显标志，出现在今年4月。当时，越南国会打破惯例，在保留其共产党总书记职务的同时，又任命他担任国家主席，任期整整五年。过去，越南只有在特殊危机发生后，例如国家主席突然去世时，才会临时实行这种安排。尽管按照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地位仍低于党的领导，但这一职位承担着外交和国家安全等重要职责。苏林的任命，使他正式同时掌控党和国家两大权力体系，形成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越南推行“革新开放”重大经济政治改革以来前所未有的个人权威。

拯救私营企业

然而，这种权力集中本身并非最终目的。如今，共产党已经具备了比过去更大的能力，在政策协调、官僚体系管理以及经济发展方向上发挥主导作用。特别是，苏林政府正利用这种权力，推行一项以产业升级和壮大国内私营企业为核心的经济战略。在过去那个权力高度分散、任何重大政策调整都必须在多个实力强大的利益集团之间反复协商的政治体制下，推行这种战略极其困难。而随着苏林牢牢掌握权力，他能够推动更加深刻的经济变革。

今年1月党代会发布的政策文件清楚体现了这一转变：关于私营部门的表述大幅增加，而涉及国有部门的措辞则明显减少。过去历届党代会文件始终将国有企业描述为推动越南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然而，自2025年5月政治局发布鼓励私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文件——第68号决议——以来，共产党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真正构成经济“最重要驱动力”的，不再是国有部门，而是国内私营企业。今年党代会文件中涉及私营经济活动的内容数量，已超过2021年相关文件的两倍以上。

自“革新开放”改革以来，越南作为出口国的成功，一直依赖外国跨国公司，而不是本土企业。外国企业生产了越南近70%的出口产品，这虽然推动了越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却没有为长期增长奠定稳固基础。外国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往往比本土企业更依赖进口中间产品，也较少向本地企业转移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技术和知识。随着本地成本上升，外国投资者也更有可能撤离越南，这削弱了资本投资，并阻碍了本土创新企业的发展，使其难以沿着价值链向上攀升、参与技术竞争。此外，越南私营部门依然十分分散，大量小企业既缺乏研发投资能力，也无法达到参与全球供应链所需的质量标准。

越南领导层将私营部门视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党的新战略，是培育一批植根于私营部门的国家级龙头企业，而不是继续扶持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集团。河内已经向私营企业开放了许多过去由国有垄断企业控制的行业。传统上由国有企业承担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包括铁路、机场和能源生产设施，如今都向私营承包商开放竞标。与此同时，尽管国有企业在金融、电信等行业仍具有重要地位，越南一直在推进本国经济学家所称的“股份化”改革，即通过将部分国有企业改组为拥有私人股东的股份制公司，对其进行重组。这迫使企业按照更严格的市场纪律经营，同时也使政府能够更加有效地监督并遏制国家资源的浪费和滥用。

自2025年5月政治局发布《关于发展私营经济的第68号决议》以来，政策制定者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改善私营企业经营环境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包括：研发活动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以优惠价格获得工业用地、扩大信贷支持、限制检查和审计次数、简化许可证审批程序，以及加强对企业免受任意执法行为侵害的法律保护。这些改革明确以大型民营企业为重点，力求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与不受市场压力约束的国有企业不同，这些国家级龙头企业仍然面临市场竞争、预算约束以及私人所有权激励。国家能够给予支持，同时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本并奖励创新。

越南还正将产业政策重心转向附加值更高的行业，包括半导体、数字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和先进制造业。政府承诺，至少将国家预算的3%用于科学、技术、创新和行政现代化建设，其中包括到2030年培养五万名半导体工程师的目标。政府还推出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投资芯片设计、封装和测试产业，并重新启动扩建核电计划。这项计划曾因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的安全担忧而中止。过去，越南产业政策主要依赖税收优惠和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增长。而如今，把重点放在核能等领域，则旨在消除长期制约产业升级的重要基础设施瓶颈。

共产党还正在改革官僚体系，以支持私营部门发展。为了减少繁文缛节、提高政府效率，领导层合并了多个部委（数量由18个减少至14个），整合了省级行政区（由63个减少至34个），并推动行政审批程序数字化。从2024年底至2025年年中，越南已有超过十万名公务员被裁撤或提前退休。政府希望，通过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加快政策落实速度，鼓励私人投资，并使改革在那些可能因改革受损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政治阻力之前就得以扎根。今年4月，国会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改革方向，选举技术官僚、前中央银行官员黎明兴（Le Minh Hung）出任政府总理，这一任命进一步体现了领导层对宏观经济管理、金融稳定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视。

开辟新道路

许多观察人士将苏林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相提并论，两人都集中了政治权力，加强了党对国家的控制，并推动了大规模反腐败运动，从而重塑了精英政治格局，并削弱了部分政治对手。因此，人们常常把越南视为中国的翻版，认为河内正在追随北京的脚步。

然而，在经济战略方面，越南正走自己的道路。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强化了国有经济。北京推动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整合成为国家级龙头企业，扩大党在私营企业中的影响力，并将大量信贷和产业支持投向半导体、电信等国有部门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中国分析人士将这一趋势概括为“国进民退”——这与许多人在习近平2012年上台时所期待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正好相反。

相比之下，越南领导层越来越将私营部门视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越南之所以拥抱私营经济，是因为它别无选择。越南领导人清楚地知道，本国缺乏中国所拥有的许多结构性优势——庞大的国内市场、大规模政策性银行和充裕资本，以及完整的制造业生态体系——正是这些优势，使北京能够培育出具备全球竞争力、并足以主导整个行业的国有巨头。越南经济规模要小得多，更依赖国际贸易，也更加依赖外国供应链。如果试图建立一个主要依靠国有企业的发展模式，不仅会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压力，还会拖慢创新和生产率增长。

越南正在形成的一种独特模式，是利用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支持私营部门扩张、技术进步以及融入全球市场。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相比，越南的新模式更接近韩国和新加坡等东亚发展型国家，即把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私营企业明确结合起来。不过，与传统由相对独立技术官僚主导的发展型国家不同，越南把共产党本身置于整个战略的核心。在越南，负责协调各部委、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共同服务于国家发展目标的，不是技术官僚机构，而是党的组织体系。

高处不胜寒

然而，越南推行这一新增长模式所面对的环境，并不像领导层所希望的那样有利。过去四十年来推动国家崛起的开放，如今却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脆弱性。越南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外国投资以及全球供应链，因此特别容易受到地缘政治冲击和国际贸易动荡的影响。

这一新的增长模式本身也存在固有风险。过去越南实行集体领导体制，将权力分散于地方、部委和党内各机构之间，这虽然降低了决策效率，却也迫使党内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协商、彼此妥协。地方领导人、技术官僚以及党内不同派系，都拥有足够影响力来拖延自己反对的政策。由于任何一个派系都无法在没有广泛支持的情况下单独行动，因此，领导层必须广泛分配经济发展成果，以维持几十年来增长过程中的政治稳定。

权力集中将使政府能够更快推行改革，更积极地实施产业政策，因为权力受到的制约更少。但与此同时，这也减少了帮助官员纠正政策失误、协调地区利益矛盾的制度性制衡机制。随着权力越来越集中，整个体制应对经济冲击或区域发展失衡的能力可能随之下降。二十世纪后半叶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Suharto）领导下那些高度集权的发展型政权，都曾在政治权力集中之后实现过快速增长，但最终却因为领导人在缺乏制衡的情况下犯下代价高昂且难以纠正的错误而遭遇挫折。

几十年来，越南共产党一直依靠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持续经济增长，为一党执政提供合法性。如今，越南领导层正试图推进亚洲近年来最雄心勃勃、同时也风险最大的政治经济转型之一。越南已经设定目标，希望到2030年将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维持在约10%。如果这种共产党主导的新型资本主义获得成功，越南最终可能成长为东南亚经济强国。但如果失败，越南将可能陷入经济停滞，其政治体制也可能受到冲击。如今，权力已经高度集中于最高层，越南未来的发展，将取决于更强有力的领导究竟能够带来持久改革，还是会削弱过去几十年来一直维持国家稳定的自我纠错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