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理事会网站》近日刊发大西洋理事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弗雷德里克·肯普（Frederick Kempe）的评论－－“林赛·格雷厄姆留下的决定性议题”，供君一阅：

林赛·格雷厄姆去世时，办公桌上仍摆着两项世界上最具决定性意义、尚未完成的事务。一项是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独立民主国家的生存，另一项则是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这两项成就中的任何一项，都将以积极的方式重塑全球版图，同时推进美国的利益。

这一点，比我在他上周末去世后读到的大部分评论更能说明这位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的真实写照。有关他的评论似乎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仰慕者所写的颂扬文章，将这位美国国际主义的乐观斗士奉若圣贤；另一派则把他描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认为他从一个“永不支持川普”的人转变成了川普的阿谀奉承者。

但若要评估格雷厄姆的影响力，还必须将他与川普政府及其他伙伴围绕当今时代一些决定性议题所开展的工作考虑在内。

我认识格雷厄姆将近三十年，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还是《华尔街日报》的一名记者，而他当时还是联邦众议员。有几次，我与他和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参议员一同乘机前往慕尼黑安全会议。在飞机上，他们满怀福音传教般的热情，为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据理力争。他们决心维护美国的全球战略使命，以原则为驱动，并始终与盟友并肩而行。

多年来，格雷厄姆一直追随麦凯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麦凯恩是共和党内最能代表格雷厄姆内心最坚定信念的人：美国退出国际事务将制造权力真空，而这些真空最终将被独裁者、恐怖分子以及其他各种敌对势力所填补。

这一观点使两人与唐纳德·川普发生了冲突。但川普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获胜，以及麦凯恩于2018年去世，使格雷厄姆面临一个两难抉择。他可以选择反对川普，却冒着失去影响力甚至政治生命的风险；或者尽可能接近川普，努力促使总统接受格雷厄姆对于美国利益那种截然不同的理解。

格雷厄姆本人曾以极为坦率的方式描述他与川普之间的关系。在马克·莱博维奇（Mark Leibovich）于2019年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人物特写中，标题为《林赛·格雷厄姆如何从川普怀疑者变成川普跟班》，格雷厄姆说道：“我在这里与总统合作，有机会为这个国家争取到真正好的结果。”这位参议员把双方关系描述为互惠互利：川普请他做一些事情，而他也请川普回过头来帮他做一些事情。“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哪位总统给我打过这么多电话，”他告诉莱博维奇。“这很奇怪，也让我受宠若惊，同时也创造了一些机会。当然，它也带来了压力。”

在那次采访中，格雷厄姆明确表示，他是在为保持影响力而奋斗。“那是约翰·麦凯恩最常说的一个词，”他说，并解释道：“我这一生从未见过有人既能一直记仇，又能同时继续向前走。”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如果麦凯恩还活着，他是否会放下自己对川普的敌意，但他最亲近的朋友对此表示怀疑。

格雷厄姆的批评者认为，他对影响力的渴望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或保住自己。一个更宽容的结论则是，格雷厄姆晚年致力于推进乌克兰主权和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说明他是在积累政治资本，并将其投入到自己最关心的地缘政治事业之中。

华盛顿对政治人物动机作出的那种非此即彼的判断，往往无法完整反映人性的复杂。接近权力确实令人陶醉，但它也可能成为发挥积极影响力的一种工具。格雷厄姆拥抱川普，与他早年对川普品格的评价并不一致，但他的行动却始终符合他一生坚持的世界观——美国国际领导地位至高无上。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雷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今天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他渴望权力和影响力，并愿意为了得到它而在公开场合向川普放低姿态（并承受昔日朋友的鄙视）。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核心信念——民主国家应当团结一致对抗专制敌人，也没有放弃美国应当运用自身力量推动国界之外正义事业的信念。”

据报道，在去世前数小时，身体已经感到不适的格雷厄姆还曾对一位朋友开玩笑说：“我现在还不能死。我还得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还得处理伊朗问题，还要帮助实现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

格雷厄姆成为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与一位对乌克兰深感怀疑的美国总统之间至关重要、而且我认为几乎无可替代的桥梁。他积极推动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并不断敦促增强乌克兰的军事能力。格雷厄姆还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把中东近期经历的所有创伤转化为一种新的地区秩序。让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走到一起，将有助于遏制伊朗，并建立一种持久的战略联盟。

在生命最后阶段，格雷厄姆把精力集中于两个最有可能推动欧洲和中东向更好方向发展的议题——而这两项议题又关系到美国及其对手之间围绕未来将由哪些国家、哪一套原则塑造世界格局的全球竞争。他同样深知川普政府的运作方式。他的判断似乎是：再发表一场慷慨激昂的参议院演讲，未必能够拯救乌克兰；但如果能够获得川普的信任和直接接触机会，或许真的能够做到。

我欣赏格雷厄姆的，不仅仅是他对重大事业的热情，还有他善于把能够促成这些事业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娴熟技巧和创造力。我本人就在202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亲眼见证了这样一个时刻。当时，他安排川普与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Alexander Stubb）通电话。斯图布是欧洲最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之一，也是乌克兰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然而，真正吸引川普兴趣的是，斯图布曾凭借高尔夫奖学金进入位于格雷厄姆家乡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的福尔曼大学就读。随后，格雷厄姆安排斯图布与自己以及高尔夫传奇人物加里·普莱尔（Gary Player）组成四人组，参加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川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举行的春季会员邀请赛。这样一来，斯图布高超的球技便能够帮助川普取得胜利。他们最终赢得了比赛。从那以后，两人一直围绕高尔夫和地缘政治保持交流。

《华尔街日报》生动讲述了格雷厄姆作为“美国权力掮客”的最后岁月：他一边庆祝自己七十一岁生日，一边在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与各方人士广泛交往；随后飞往波兰，再乘坐夜间列车前往基辅会见泽连斯基；之后又马不停蹄赶回美国，参加周日上午的新闻节目。当时的他正处于人生巅峰。川普接受了他在土耳其的盟友，而且经过格雷厄姆长达数月的游说，也终于准备支持那项格雷厄姆一直不懈推动的对俄制裁法案。“我从未像今天这样乐观。”格雷厄姆在基辅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时，于星期五对记者说道。“我们迎来了一个充满魔力的历史时刻。”

要把这一悲剧时刻变成那个充满魔力的历史时刻，就需要所有相信乌克兰生存事业以及中东重组事业的人，把这项工作完成下去。

这项工作应当从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开始。正如川普星期二在公开支持那项长期拖延的制裁法案时所说：“这是为了纪念林赛。这是他的事业。他对这件事的渴望超过任何其他事情。”如今，这项经过修订、将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实施严厉新惩罚的法案能否获得通过，将成为检验格雷厄姆之死是否能够激励更多人继续推进乌克兰自由事业，还是会因他的离世而留下一个危险真空的第一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