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兰·乌尔曼（Harlan Ullman）博士是合众国际社（UPI）的“阿诺·德·博奇格雷夫杰出专栏作家”，大西洋理事会高级顾问，两家私营企业的董事长，同时也是“震慑与威慑”（Shock and Awe）军事学说的主要起草者。他与前英国国防参谋长戴维·理查兹勋爵（Lord David Richards）合著了一部即将出版的新书，探讨如何防范战略性灾难。日前2026年5月11日，乌尔曼博士在《国会山报》发表评论－－“针对伊朗、乌克兰和台湾局势的终局规划须即刻启动”：

所有战争——即便持续数十年——最终都会结束。尽管很少有战争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以如此决定性的方式结束，并以轴心国向盟军无条件投降收场。朝鲜战争在技术上至今仍未通过和平协议或条约正式结束。

到1943年年中，美国便开始规划对敌对国家的占领，最终形成了“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以及对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重建。其基础并不仅仅是人道主义。盟国认识到，1919年《凡尔赛和约》（Versailles Conference）对威廉德国（Wilhelmine Germany）的处理方式，催生了希特勒（Hitler）与纳粹主义（Naziism）的崛起；而东京的专制与侵略性领导层也不能继续留在权力之中。

作为一种思想实验，可以思考一下：乌克兰战争、伊朗战争以及围绕台湾的冲突一旦结束，将会如何影响全球政治、稳定与未来。显然，谁将成为赢家与输家，根本无法被确定预测。但从逻辑上讲，一场冲突存在三种可能结果，并且每一种都包含若干子类型。

在这种情况下，现实是——基于越南战争、阿富汗对抗英国、俄罗斯人与苏联人的战争，以及伊拉克最近一次对抗美国战争的历史——外部侵略者的结果并不理想。历史是否依然像过去80年那样、尤其是在拥有军事优势的一方始终无法利用这种优势取胜的情况下，继续偏向“主场作战的一方”？

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种可能结果是：某一方将会成为最终占上风的一方，即便它未必是明确的胜利者。但即便如此，其结果也可能存在一个子情况：后续谈判未必会反映这种主导地位。

第二种情况是：双方都不是赢家，而一项类似朝鲜战争那样的停战协定终止实际战斗，却留下关于未来的大量问题。第三种情况则是：冲突仅仅暂停，双方各自重整并重新考虑选项。这非常类似当前的阿拉伯－以色列－伊朗冲突，它就像一座活火山，周期性喷发。

在乌克兰，基辅与莫斯科都正在承受巨大的人力与基础设施损失。虽然俄罗斯在数量上的损失更大，但其人口与国土规模是乌克兰的四倍。由于乌克兰地面战争在物理层面破坏性更强，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发动的无人机与导弹袭击，也正在造成损耗。

除非双方领导层发生根本性变化，或者俄罗斯兑现其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否则很难设想会出现比停火、休战或某种促成停止战斗的谈判更好的结果。而这反过来将形成一种类似朝鲜半岛的局面：西方会倾向于继续支持乌克兰，以防止俄罗斯进一步侵略。

目前尚不确定，这是否会促使俄罗斯暂时隐忍、等待重新武装，还是会进一步增强其对西方的侵略姿态；但大多数欧洲人很可能会得出后者这种传统性的结论。

而在川普政府内部，“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政策将导致白宫进一步疏远北约（NATO）与欧洲，理由是欧盟（European Union）必须自行防卫——这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结果。

伊朗在现阶段则太难判断。总统唐纳德·J·川普（Donald J. Trump）可能会前往德黑兰，或者像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 Un）会面那样，与年轻的阿亚图拉（ayatollah）举行会谈。鉴于不断上涨的石油、食品及其他价格正在对他形成巨大的经济压力，他不太可能长期持续战争。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到另一种类似朝鲜式的解决方案，而这将为更多问题留下空间。

台湾则在某种意义上是最有趣的。假设在某个阶段，中国国民党（Kuomintang Party）重新上台，并同意与中国进行某种形式的整合。由于美国外交政策战略是建立在保卫台湾基础之上的，那么这将导致美国出现根本性战略重新定位的可能性。问题在于：会重新定位到什么方向？

当然，美国的强硬派可能会主张：随着台湾如今被吸收，中国将会利用其经济与军事力量变得更具侵略性，以增强其影响力，并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与储备货币持有国。这意味着美国可能需要更强大的军队。而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是否会同意这一点，则远远无法确定。

这一分析并不完美，但其核心思想是：对于这些冲突最终将如何结束，人们现在就必须开始思考。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无论结果如何，人们都未能提前预判这些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