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有《保卫台湾：一场旨在避免对华战争的战略》（Defending Taiwan: A Strategy to Prevent War with China）一书的艾克·弗雷曼（Eyck Freymann）今天2026年4月29日，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台湾面临的真正威胁”－－“美国正为错误的危机类型做准备”。弗雷曼先生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非常驻研究员，以及 Greenmantle 公司的印太事务总监。好文，邀君一读:       

危机的开端并非导弹，而是海巡船。某天清晨，数十艘中国海警船开始对驶近台湾主要港口的商船进行“例行海关检查”。中国民航当局也开始要求进出台湾的航班提交货物舱单。北京坚称，此举不过是在行使既有的中国海关法律，即主张对进出“台湾省”的人员与货物流动拥有监管权。

随即，几乎所有的航空公司和航运公司都决定配合。这些私营运营方绝不希望看到自家的船只或飞机遭到扣押、滞留，甚至遭遇更糟的下场。况且，他们也几乎别无选择。一旦他们试图抗拒，保险公司便会拒绝提供承保。转瞬之间，几乎所有进出台湾的飞机和船只，在前往最终目的地之前，都必须先在福建省的某个大陆港口停靠。北京已借此掌控了台湾与外部世界相连的大部分通道。

中国外交官坚称，这并非封锁。他们声称，北京无意通过“围困”手段让台湾屈服。只要遵守中国的法律，人员与货物的流动便可继续畅通无阻。当然，其中存在几项重要的例外：武器不得再运入台湾；台湾可用于制造武器的双重用途零部件也不得再运入；此外，美国军事“顾问”亦不得再进入。台湾执政党——对华持怀疑态度的民进党——的成员（北京将其定性为“分裂分子”），或许也将难以获准离境。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台积电）的制程工程师及其家属，恐怕也会面临同样的遭遇。

白宫迅速意识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升级局势的重担，如今已落到了美国肩上。中国的这些举动虽然令人深感警惕，却并未自动导致任何供应链的中断。它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侵略行径。台湾最重要的出口产品——即为人工智能革命提供动力的GPU芯片——依然可以输往美国，至少目前看来如此。然而，一旦华盛顿默认并接受这种“新常态”，便意味着它已彻底陷入了被将死的绝境。届时，因被剥夺了自卫所需的工具，台湾将很快丧失抵御中国胁迫的筹码。华盛顿无法确信北京会永远允许台湾自由出口GPU。从理论上讲，美国随时都可以摧毁或瘫痪台积电的制造工厂，以阻止中国获取相关技术。但此类行动将引发金融恐慌。因此，除非华盛顿选择对自己造成毁灭性的经济打击——并在这一过程中与全世界为敌——否则中国将在尖端人工智能能力方面占据上风。

更糟糕的是，一旦北京确立了它可以控制进出台湾的人员与物资的这一“规范”，那么日本、菲律宾和韩国将立即面临遭受类似胁迫的风险。中国无需动用武力攻击这些国家，就能将其经济武器化，转而用来对抗美国。它只需对那些将这些国家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的私营航运商和承运商施加压力即可。这就是中国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重塑区域乃至全球经济秩序的路径。

美国的政策界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用于准备应对针对台湾的全面两栖入侵。无数次兵棋推演已被用来研究这一情景。国会听证会也往往只聚焦于舰船数量和导弹库存。军事力量的平衡固然重要，但引发台湾危机最有可能的途径却存在于“灰色地带”：例如实施“隔离封锁”、在台湾海峡大陆一侧进行胁迫性的两栖部队集结，以及其他形式的边缘政策。这些情景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在改变既成事实的同时，将升级局势的责任推给了华盛顿。对于如何管控此类危机，美国目前尚无一套整合统一的战略。它既未与盟友预先协调经济应对方案，也未确立与金融市场进行沟通的准则，更未公开任何关于在“隔离封锁”条件下向台湾进行补给、或从岛上撤离美国及盟国公民的联合计划。

归根结底，美国必须威慑的是“台湾危机”本身，而不仅仅是“战争”。美国必须向中国表明：它已做好准备应对伴随严重危机而来的政治与经济冲击；它有能力缓冲对自身及盟国经济造成的即时打击；并且，如有必要，它能够启动一个虽分阶段进行、但不可逆转的与中国的部分“脱钩”进程。美国必须从今天起，就着手与盟友共同制定这些计划。否则，一旦危机降临，它恐将仓促奔向悬崖边缘，陷入恐慌并最终退缩——在牺牲台湾的同时，彻底摧毁其在全球各地盟约的信誉。

2049计划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声称寻求与台湾实现“和平统一”——在这一设想中，台湾将在压力之下屈从于香港式的“一国两制”安排，承认自身是中国的一部分，以此换取自主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利。随后，北京便可通过渐进式的施压手段（正如其对香港所做的那样），在日积月累中侵蚀台湾的自治权，并最终将台湾的半导体制造基地纳入其掌控之中。

习近平为实现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统一”所设定的硬性期限是2049年——这恰好也是他那更为宏大的政治遗产工程、即实现“民族复兴”的预定目标之年。在习近平看来，这两大目标是紧密相连的。“民族复兴”意味着确立中国在各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包括经济现代化、技术自给自足、无可匹敌的军事霸权，以及更多其他方面。而台湾，正是支撑起“民族复兴”宏伟大厦的那块关键基石。然而，一旦针对台湾的行动出现任何闪失，整个复兴大业便可能功亏一篑。正因如此，习近平采取了步步为营的策略：他旨在试探美国的决心、瓦解台湾的士气，同时通过渐进的方式重新定义台海现状。

习近平旨在迫使台湾屈服的这场行动，如今已演变为一场整合了中国全部国家力量工具的“全政府”式攻势。中国人民解放军（PLA）的战机正不间断地侵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长航时无人机在台湾岛上空盘旋巡视；中国法院甚至要求第三国将台湾籍公民遣返至中国受审；而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部”则在幕后操纵虚假信息攻势，并致力于在台湾的安全机构内部培植代理人。

美国必须致力于威慑的，不仅仅是一场针对台湾的战争，更是一场可能爆发的台海危机。

上述种种手段，加之其他形形色色的“灰色地带”行动，正循序渐进地为针对台湾的各类后续动作铺设基础。这些动作既包括实施“隔离封锁”——即北京在不切断供应链、不引发经济剧震的前提下，单方面宣示并行使对进出台湾的人员与物资的管控权；也包括采取更为极端的措施，通过物理手段强行阻断台湾的对外贸易。例如，解放军于2025年12月举行的代号为“正义使命-2025”的演习，便模拟了动用14艘海警船和18艘军舰对台湾主要港口城市实施封锁的场景。演习区域不仅与台湾的“领海”范围相重叠，其覆盖范围更几乎横跨了整个台湾海峡。数周之后，中国在东海调集了数千艘渔船，构筑起绵延200多英里的海上浮动屏障；这些船队排列得如此密集，以至于货船不得不采取“之”字形航线才能从中穿行。这些演练展示了中国对名义上的民用船只拥有令人惊叹的指挥与控制能力——而这些船只完全能够为实施“隔离”、乃至部分或全面封锁行动提供支援。

在“灰色地带”博弈中，习近平还拥有其他选项。中国完全可以大张旗鼓地摆出一副即将实施两栖入侵的架势：在例行“演习”的掩护之下，重新部署机动式导弹和大型民用渡轮，派遣携带核武器的潜艇出海，并集结待命的两栖作战部队——正如2021年秋季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集结时所做的那样。此举将给台湾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而且，一旦习近平判定美国及其盟友的反应软弱无力，他便可能在几乎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发动一场实战性质的“先发制人”打击。

然而，北京方面或许更倾向于将“隔离”作为其博弈的开局之棋，原因就在于这种手段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与微妙性。通过掌控台湾的经济命脉与未来走向，北京意在确立并展示一种原则——即它有能力以此类手段胁迫该地区的所有其他国家。若能通过实施“隔离”来确立地区霸权，便无需诉诸军事入侵或占领。北京只需确立这样一种既定常态：即它拥有间接掌控这些国家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权力。一旦习近平成功证明美国无力有效抵御这一套博弈策略，华盛顿在该地区苦心经营的盟友体系必将遭受无法弥补的重创。

市场担保下的毁灭

对于习近平而言，采取“隔离”策略绝非毫无风险之举。随着中国在“灰色地带”施加的压力不断升级，美国的盟国政府将面临两难的抉择：究竟是应紧急增派军事力量，还是应着手撤离本国侨民？此外，这些盟国政府还可能采取更为强硬的姿态，进一步深化与台湾之间的公开政治互动。上述举措或许能展现出足够的决心，从而迫使习近平知难而退；但也可能适得其反，反而将习近平逼入绝境，迫使其不得不采取更激进的行动。历史经验表明，当“边缘政策”引发的危机不断升级时，各国往往会采取进一步的升级行动，其终极目的却是为了在稍后阶段实现局势降温。各国领导人往往会刻意发表措辞强硬、斩钉截铁的公开声明，甚至发出最后通牒，以此来提升自身的信誉与威望；这种做法往往会制造出这样一种局面：即若选择妥协退让，其所付出的声誉代价将远高于继续强硬推进所付出的代价。而在所有这些决策的背后，始终悬挂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即爆发实战冲突、甚至引发核战争升级的巨大风险。

然而，如果华盛顿显得明显准备不足，并暴露出其容易被暂时的金融市场震荡所震慑，习近平可能会受到诱惑，从而采取更强硬的行动。事实上，每当习近平试探台湾而未遭反制，以及每当美国暴露出其无法承受经济痛苦的软肋时，习近平就会感到愈发胆大，从而更有底气去施加更大的压力。

一场围绕台湾的地缘政治危机，极易在双方尚未采取任何阻断贸易或金融流动的措施之前，便迅速演变为一场金融危机。一旦中美关系破裂，没有任何投资者愿意成为最后一个清仓离场的人。保险公司可能会先发制人，暂停承保那些途经东海和南海的货物——而这些海域运输的货物，恰恰包含了全球几乎所有重要电子产品所需的关键原材料。只要稍有迹象表明台湾的半导体生产可能受到干扰，便足以引发科技股的暴跌。

北京正争分夺秒地构建经济自给自足的能力。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贸易和黄金流动的受阻随即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英国甚至因此关闭了伦敦证券交易所长达六个多月之久。而在当今这个全球经济高度融合的时代，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恐怕将更为剧烈。如今，贸易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约为1914年水平的两倍；此外，当下的全球供应链分工更为精细，也更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转移。若台湾危机爆发，市场的最初反应很可能是资金涌向黄金、瑞士法郎以及美国国债等“避险”美元资产。然而，如果盟国央行与财政部门之间未能实现有效的协调，这些资金流向可能会像1914年那样迅速发生逆转。一旦投资者察觉到盟国对于因关系破裂而引发的经济冲击缺乏应对准备，他们便可能受到诱惑，转而押注于美国及其盟友的信誉将会崩塌。在实际操作层面，这意味着一旦中国采取行动，不出数日或数周，债券市场便可能爆发一场严重的危机。

部分分析人士认为，与中国之间存在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在战略层面上具有稳定局势的作用。然而，北京方面正争分夺秒地构建经济自给自足的能力，旨在确保一旦双方关系破裂，其自身在抵御短期经济冲击方面的表现，能够优于美国及其盟友。中国一直在积极维持资本管制、建立战略储备，并开发替代支付系统；一旦美国转向发动全面经济战，中国便可利用这些手段来维护国内金融及宏观经济的稳定，并继续维系与世界的贸易往来。北京实质上是在押注：相比于中国，那种“经济上的相互确保摧毁”（MAD）的前景，更有可能震慑住华盛顿。

如果中国确实加大了施压力度，美国若想安抚市场，将仅有两个选项：要么容忍中国逐步确立对台湾经济的控制权；要么推出一套大规模且协调一致的财政与货币危机应对方案。后者几乎可以肯定将是明智之举，也是在政治上势在必行的举措。然而，如果美国执意对中国发动经济战，那么无论何种经济刺激措施，都将无法真正为全球经济提供有效的缓冲。

撤离台北的“最后一架直升机”

在应对“灰色地带危机”时，西方国家还可能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否应当撤离本国的平民。在任何特定时刻，约有1.1万名美国人、1.6万名日本人以及近百万名其他国家的公民身处台湾。届时，华盛顿将不得不试图同时兼顾四项相互矛盾的任务：将美国公民撤离险境；向台湾保证其不应投降；向金融市场保证其无需恐慌；以及警告北京切勿进一步升级局势。这几项目标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冲突与张力。一旦宣布撤侨，无异于发出信号，表明美国正在为迫在眉睫的冲突做准备；这反而可能引爆华盛顿原本试图极力避免的那种恐慌情绪。北京方面可能会将其解读为美国犹豫不决的迹象，从而受到鼓舞并进一步升级局势。台湾领导人则可能将其解读为被美国抛弃的信号，在感到走投无路之下，最终向北京投降。而金融市场则可能将其解读为战争即将爆发的确凿证据。

与乌克兰的情况不同——在乌克兰，数百万民众可以通过陆路逃往邻国——台湾作为一座岛屿，其地理环境决定了航空撤离将是唯一的选择。若要实施大规模的航空撤离行动，此前西贡或喀布尔的撤离场面与之相比，恐怕都要显得既迅速又井然有序了。届时，数十万台湾民众将试图同时离境，与外国公民争抢为数不多的出境航班座位。即便商业航空公司能够维持正常运营，要将所有外国公民全部撤离，至少也需要耗时一周，而实际所需的时间很可能将超过一个月。

华盛顿及其盟友在处理台湾岛内外国平民问题上，缺乏两全其美的方案。他们或许可以尝试组织撤侨，同时向台北方面表明：此举旨在保护本国平民，意在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准备，而非为撤离战场而铺路。然而，这种说辞恐难令人信服，甚至可能彻底瓦解台湾的士气。另一种选择是，华盛顿干脆放弃组织撤侨，实际上是将滞留台湾的外国公民当作“人体盾牌”。从某种角度看，这些外国公民的存在或许能让北京在决定是否对台湾实施轰炸或封锁时有所顾忌。但刻意将平民遗弃在冲突地带，无疑是一项高风险且在道德层面备受争议的策略。无论盟友最终选择哪种方案，都必须提前进行周密协调；若仅凭临场应变，恐怕难有善果。

通过“脱钩”实现威慑

美国亟需一套综合性的战略，既能有效威慑对手，又能在必要时对“灰色地带”的危机做出响应。这就要求美国采取一种“四支柱”式的方针，充分调动美国及其盟友所掌握的一切力量与手段，以此同时彰显其坚定的决心与必要的克制。

威慑战略的首要支柱是“政治威慑”。华盛顿必须深化与台湾的互动与接触——这种互动不应仅局限于军售领域，而应拓展至贸易与投资协定、能源安全伙伴关系、公开重申持续支持的承诺，以及在私下对台北施加温和压力，敦促其扩充战略储备并切实提升军队的训练水平与装备实力。此外，华盛顿还应与台湾岛内各主要政党保持开放的对话渠道，并维系富有成效的良好关系。同时，美国应着手构建并维系一个“核心联盟”——即由那些在维护本地区“体面和平”方面拥有共同利益的国家所组成的联盟，具体成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英国。若将美国计算在内，这一核心联盟的经济总量（GDP）占据全球的三分之一以上，其国防开支更是接近全球总额的一半。该核心联盟应通力协作，共同制定针对隔离响应、撤侨行动、物资补给以及经济协调等方面的应急预案；与此同时，各成员国还应就对外发布的政治信号与措辞进行充分的磋商与协调。

政治威慑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即是依据美国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战略管控。在台湾地位的具体细节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始终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战略模糊。美国支持通过和平且非强制性的方式来化解两岸分歧，且这种解决方案必须是台湾人民基于民主原则所能接受的。此外，《台湾关系法》亦明确规定，美国有义务维持足够的能力，以抵御任何企图诉诸武力或采取强制手段来危及台湾安全的行径。当美国实力远超中国之时，这种关于美国对台防务承诺确切性质的所谓“战略模糊”曾是一种强有力的威慑手段。然而，随着力量天平逐渐向中国倾斜，这种关于美国是否会协防台湾的模糊态度，如今看来与其说是某种“战略机巧”，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借口——即借此对中国在“灰色地带”对台湾施加的挤压视而不见。

美国对台政策的实质不应改变。若转而向台湾提供明确的安全保障，其引发的问题将多于其解决的问题。但华盛顿必须更新其传达这种模糊立场的沟通方式，向北京发出警告：若在北京某一领域实施“灰色地带”胁迫，美国可能会在其他领域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例如，若北京开始强行检查驶往台湾的船只，华盛顿可采取深化并正式化与台湾之间的政治及军事合作作为回应。有选择地披露部分情报，将有助于提升这种“结构性模糊”的可信度。

威慑战略的第二大支柱在于军事层面。美国应优先发展“非对称作战能力”，充分利用其在远程弹药、无人机、水下作战、电子战以及水雷布设等领域对中国所保持的持久优势。美国必须与澳大利亚和日本紧密协调，着手重建其日益老化的海上后勤保障体系。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亟需进行改革，并应在国会与五角大楼过去一年所推行的采购流程改革成果之上进一步深化。华盛顿还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即从中东地区抽调并保留部分军事能力，以确保美军始终处于能够随时投入太平洋战场作战的高度战备状态。中国在“灰色地带”施加的压力愈大，美国与台湾之间在防务及工业领域的合作就必须愈发深入。

华盛顿必须深化与台湾的接触与互动。

第三大支柱是战略威慑。中国正处于冷战初期以来最迅速的核力量扩充阶段，预计到2035年，其核弹头数量将增至1500枚。中国的战略威慑学说刻意保持模糊，旨在使美国在冲突升级的每一个层级上都难以做出决策。美国必须持续推进其核力量及投送系统的现代化，在印太地区部署更多中程打击能力，并探索与日本、韩国建立核共享机制。美国应将其指挥控制与监视系统进行转型：不再过度依赖少数几颗精密昂贵、却极易遭受攻击的卫星，转而构建一个由无人机、浮标、高空气球以及低地球轨道上的小型廉价卫星组成的、更具韧性的网络。华盛顿还必须将人工智能（AI）视为一种战略工具。它应利用出口管制及其他手段来维持美国的领先地位，同时审慎地对外展示其新兴的、基于人工智能的作战能力——例如网络武器。

威慑战略的第四大支柱——经济威慑——在策略上亟需进行最为彻底的调整。正如雨果·布罗姆利（Hugo Bromley）与我曾在此专栏中所指出的那样，那些扬言要实施“经济相互保证毁灭”的政策——诸如全面制裁、金融排斥、贸易断流等——除非是在最极端的紧急状况下，否则绝非切实可行的选项。若要强行实施此类政策，决策者必须具备极强的政治意志，甘愿承受由此给自己造成的严重经济创伤。川普政府曾扬言要在2025年4月（即所谓的“解放日”）对中国征收关税，但随后因遭遇债券市场的剧烈反弹而被迫撤回这一威胁；这一事件清楚地表明，美国历届政府都无法真正兑现那种“迅速且全面地与中国脱钩”的威胁。

与其一味强调美国将如何惩罚中国，一种更为明智的经济威慑策略应当向中方表明：一旦台海危机爆发，美国及其盟友完全有能力以此为契机，按照自身设定的规则和利益导向，启动一场全球经济体系的渐进式重构。通过构建一张由双边及多边经济安全协定交织而成的网络，美国将为这一全新的国际经济架构奠定坚实基础，从而将经济冲突升级所带来的沉重代价重新转嫁给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推动这一经济重构的核心机制，便是所谓的“雪崩式脱钩”（avalanche decoupling）：即美国及其志同道合的盟友通过逐步加码的关税或进口配额手段，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内，有计划、分阶段地彻底剔除来自中国的特定进口商品。在和平时期，美国及其盟友可以运用“雪崩式脱钩”策略，针对无人机和药品等少数高度敏感的产品，切断对中国的依赖，同时保持与中国的大部分贸易往来不变。若能在危机爆发之前——即当下——采取这一行动，将有助于确立该策略的可行性验证。随后，若中国未来触及美国的红线，盟友们便可沿用同一策略，将脱钩范围扩大至更广泛的贸易领域；届时，这一进程或将加速推进，并有望联合更庞大的盟友阵营共同实施。

只要华盛顿持续为习近平提供保持耐心的理由，他便是可以被威慑住的。

“雪崩式脱钩”并非旨在对他国施压胁迫，强令其停止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相反，它旨在邀请各国根据自身意愿，逐一审视具体产品与行业，自主选择希望与哪一方开展何种形式的合作。对于那些渴望进入美国及其盟友市场的国家和企业而言，这将为其提供强有力的动力，促使其选择与这场“雪崩”脱钩行动保持步调一致。中国目前约有近一亿名劳动者受雇于出口制造业；而美国及其核心盟友的市场份额合计，占据了中国外部市场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一旦美国及其盟友将“雪崩式脱钩”的范围扩大，涵盖其当前对华贸易中具有实质分量的部分，那么数百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以及数万亿美元的私人投资，将瞬间成为各方竞相争夺的资源。

摆脱对华关键依赖过程中最棘手的一环，莫过于遏制转运行为。如今，第三方国家及私营企业从中国购入廉价商品与零部件，通过加工改造或虚假标注来掩盖其原产地，随后将其输送至盟友市场，以此规避关税。为防范在“雪崩式脱钩”背景下可能出现的猖獗转运现象，美国及其盟友联盟可设立一个“经济安全合作委员会”，负责协调原产地规则的执行工作，并协助伙伴国家守卫其经济边境。该委员会并非像世界贸易组织那样，拥有凌驾于成员国之上的权力的多边机构。其成员资格向所有国家开放，包括那些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唯一的入会条件是必须诚实地进行贸易申报。该委员会可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协助其开展供应链监测并签署数据共享协议。若美国的贸易伙伴系统性地将受出口管制的美产商品转运至中国，或在缺乏准确证明文件的情况下将中国零部件转运至美国市场，该委员会便可介入调查。若华盛顿决定对这些违规国家实施与中国同等的关税、配额或出口管制措施，它便可号召委员会成员予以声援与支持。

该战略所包含的全部四大支柱，其矛头不应指向中国或中国共产党，而应直指习近平本人。必须让他确信：一旦因台湾问题挑起危机，他迄今为实现“民族复兴”所取得的一切进展都将付诸东流。必须让他确信：一场台湾危机不仅会在军事上付出沉重代价，更会导致政治上的孤立无援、经济上的彻底崩溃以及战略上的徒劳无功；因为美国及其盟友完全可以借此危机重塑地区乃至全球秩序，从而使“民族复兴”这一目标变得遥不可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业已存在，只需将其整合归纳于同一项战略框架之下即可。

在执掌权力的这十三年间，习近平展现出了某种程度的克制。只要华盛顿持续向他提供保持耐心的理由，他依然是可以被威慑住的。美国、其盟友以及台湾人民完全有能力将和平延续至下一代，但前提是：盟友们必须着手为应对“危机”做准备，而不仅仅是为应对一场“战争”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