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有《保衛台灣：一場旨在避免對華戰爭的戰略》（Defending Taiwan: A Strategy to Prevent War with China）一書的艾克·弗雷曼（Eyck Freymann）今天2026年4月29日，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評論－－“台灣面臨的真正威脅”－－“美國正為錯誤的危機類型做準備”。弗雷曼先生現任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美國海軍戰爭學院非常駐研究員，以及 Greenmantle 公司的印太事務總監。好文，邀君一讀:       

危機的開端並非導彈，而是海巡船。某天清晨，數十艘中國海警船開始對駛近台灣主要港口的商船進行“例行海關檢查”。中國民航當局也開始要求進出台灣的航班提交貨物艙單。北京堅稱，此舉不過是在行使既有的中國海關法律，即主張對進出“台灣省”的人員與貨物流動擁有監管權。

隨即，幾乎所有的航空公司和航運公司都決定配合。這些私營運營方絕不希望看到自家的船隻或飛機遭到扣押、滯留，甚至遭遇更糟的下場。況且，他們也幾乎別無選擇。一旦他們試圖抗拒，保險公司便會拒絕提供承保。轉瞬之間，幾乎所有進出台灣的飛機和船隻，在前往最終目的地之前，都必須先在福建省的某個大陸港口停靠。北京已藉此掌控了台灣與外部世界相連的大部分通道。

中國外交官堅稱，這並非封鎖。他們聲稱，北京無意通過“圍困”手段讓台灣屈服。只要遵守中國的法律，人員與貨物的流動便可繼續暢通無阻。當然，其中存在幾項重要的例外：武器不得再運入台灣；台灣可用於製造武器的雙重用途零部件也不得再運入；此外，美國軍事“顧問”亦不得再進入。台灣執政黨——對華持懷疑態度的民進黨——的成員（北京將其定性為“分裂分子”），或許也將難以獲准離境。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台積電）的製程工程師及其家屬，恐怕也會面臨同樣的遭遇。

白宮迅速意識到了問題的核心所在：升級局勢的重擔，如今已落到了美國肩上。中國的這些舉動雖然令人深感警惕，卻並未自動導致任何供應鏈的中斷。它們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軍事侵略行徑。台灣最重要的出口產品——即為人工智能革命提供動力的GPU芯片——依然可以輸往美國，至少目前看來如此。然而，一旦華盛頓默認並接受這種“新常態”，便意味着它已徹底陷入了被將死的絕境。屆時，因被剝奪了自衛所需的工具，台灣將很快喪失抵禦中國脅迫的籌碼。華盛頓無法確信北京會永遠允許台灣自由出口GPU。從理論上講，美國隨時都可以摧毀或癱瘓台積電的製造工廠，以阻止中國獲取相關技術。但此類行動將引發金融恐慌。因此，除非華盛頓選擇對自己造成毀滅性的經濟打擊——並在這一過程中與全世界為敵——否則中國將在尖端人工智能能力方面占據上風。

更糟糕的是，一旦北京確立了它可以控制進出台灣的人員與物資的這一“規範”，那麼日本、菲律賓和韓國將立即面臨遭受類似脅迫的風險。中國無需動用武力攻擊這些國家，就能將其經濟武器化，轉而用來對抗美國。它只需對那些將這些國家與外部世界連接起來的私營航運商和承運商施加壓力即可。這就是中國在不發動戰爭的情況下，重塑區域乃至全球經濟秩序的路徑。

美國的政策界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用於準備應對針對台灣的全面兩棲入侵。無數次兵棋推演已被用來研究這一情景。國會聽證會也往往只聚焦於艦船數量和導彈庫存。軍事力量的平衡固然重要，但引發台灣危機最有可能的途徑卻存在於“灰色地帶”：例如實施“隔離封鎖”、在台灣海峽大陸一側進行脅迫性的兩棲部隊集結，以及其他形式的邊緣政策。這些情景的共同特徵在於：它們在改變既成事實的同時，將升級局勢的責任推給了華盛頓。對於如何管控此類危機，美國目前尚無一套整合統一的戰略。它既未與盟友預先協調經濟應對方案，也未確立與金融市場進行溝通的準則，更未公開任何關於在“隔離封鎖”條件下向台灣進行補給、或從島上撤離美國及盟國公民的聯合計劃。

歸根結底，美國必須威懾的是“台灣危機”本身，而不僅僅是“戰爭”。美國必須向中國表明：它已做好準備應對伴隨嚴重危機而來的政治與經濟衝擊；它有能力緩衝對自身及盟國經濟造成的即時打擊；並且，如有必要，它能夠啟動一個雖分階段進行、但不可逆轉的與中國的部分“脫鈎”進程。美國必須從今天起，就着手與盟友共同制定這些計劃。否則，一旦危機降臨，它恐將倉促奔向懸崖邊緣，陷入恐慌並最終退縮——在犧牲台灣的同時，徹底摧毀其在全球各地盟約的信譽。

2049計劃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聲稱尋求與台灣實現“和平統一”——在這一設想中，台灣將在壓力之下屈從於香港式的“一國兩制”安排，承認自身是中國的一部分，以此換取自主管理內部事務的權利。隨後，北京便可通過漸進式的施壓手段（正如其對香港所做的那樣），在日積月累中侵蝕台灣的自治權，並最終將台灣的半導體製造基地納入其掌控之中。

習近平為實現這一具有象徵意義的“統一”所設定的硬性期限是2049年——這恰好也是他那更為宏大的政治遺產工程、即實現“民族復興”的預定目標之年。在習近平看來，這兩大目標是緊密相連的。“民族復興”意味着確立中國在各領域的絕對優勢地位：包括經濟現代化、技術自給自足、無可匹敵的軍事霸權，以及更多其他方面。而台灣，正是支撐起“民族復興”宏偉大廈的那塊關鍵基石。然而，一旦針對台灣的行動出現任何閃失，整個復興大業便可能功虧一簣。正因如此，習近平採取了步步為營的策略：他旨在試探美國的決心、瓦解台灣的士氣，同時通過漸進的方式重新定義台海現狀。

習近平旨在迫使台灣屈服的這場行動，如今已演變為一場整合了中國全部國家力量工具的“全政府”式攻勢。中國人民解放軍（PLA）的戰機正不間斷地侵入台灣的“防空識別區”；長航時無人機在台灣島上空盤旋巡視；中國法院甚至要求第三國將台灣籍公民遣返至中國受審；而中共的“統一戰線工作部”則在幕後操縱虛假信息攻勢，並致力於在台灣的安全機構內部培植代理人。

美國必須致力於威懾的，不僅僅是一場針對台灣的戰爭，更是一場可能爆發的台海危機。

上述種種手段，加之其他形形色色的“灰色地帶”行動，正循序漸進地為針對台灣的各類後續動作鋪設基礎。這些動作既包括實施“隔離封鎖”——即北京在不切斷供應鏈、不引發經濟劇震的前提下，單方面宣示並行使對進出台灣的人員與物資的管控權；也包括採取更為極端的措施，通過物理手段強行阻斷台灣的對外貿易。例如，解放軍於2025年12月舉行的代號為“正義使命-2025”的演習，便模擬了動用14艘海警船和18艘軍艦對台灣主要港口城市實施封鎖的場景。演習區域不僅與台灣的“領海”範圍相重疊，其覆蓋範圍更幾乎橫跨了整個台灣海峽。數周之後，中國在東海調集了數千艘漁船，構築起綿延200多英里的海上浮動屏障；這些船隊排列得如此密集，以至於貨船不得不採取“之”字形航線才能從中穿行。這些演練展示了中國對名義上的民用船隻擁有令人驚嘆的指揮與控制能力——而這些船隻完全能夠為實施“隔離”、乃至部分或全面封鎖行動提供支援。

在“灰色地帶”博弈中，習近平還擁有其他選項。中國完全可以大張旗鼓地擺出一副即將實施兩棲入侵的架勢：在例行“演習”的掩護之下，重新部署機動式導彈和大型民用渡輪，派遣攜帶核武器的潛艇出海，併集結待命的兩棲作戰部隊——正如2021年秋季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邊境集結時所做的那樣。此舉將給台灣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而且，一旦習近平判定美國及其盟友的反應軟弱無力，他便可能在幾乎毫無預警的情況下，發動一場實戰性質的“先發制人”打擊。

然而，北京方面或許更傾向於將“隔離”作為其博弈的開局之棋，原因就在於這種手段具有極強的隱蔽性與微妙性。通過掌控台灣的經濟命脈與未來走向，北京意在確立並展示一種原則——即它有能力以此類手段脅迫該地區的所有其他國家。若能通過實施“隔離”來確立地區霸權，便無需訴諸軍事入侵或占領。北京只需確立這樣一種既定常態：即它擁有間接掌控這些國家如何參與全球經濟活動的權力。一旦習近平成功證明美國無力有效抵禦這一套博弈策略，華盛頓在該地區苦心經營的盟友體系必將遭受無法彌補的重創。

市場擔保下的毀滅

對於習近平而言，採取“隔離”策略絕非毫無風險之舉。隨着中國在“灰色地帶”施加的壓力不斷升級，美國的盟國政府將面臨兩難的抉擇：究竟是應緊急增派軍事力量，還是應着手撤離本國僑民？此外，這些盟國政府還可能採取更為強硬的姿態，進一步深化與台灣之間的公開政治互動。上述舉措或許能展現出足夠的決心，從而迫使習近平知難而退；但也可能適得其反，反而將習近平逼入絕境，迫使其不得不採取更激進的行動。歷史經驗表明，當“邊緣政策”引發的危機不斷升級時，各國往往會採取進一步的升級行動，其終極目的卻是為了在稍後階段實現局勢降溫。各國領導人往往會刻意發表措辭強硬、斬釘截鐵的公開聲明，甚至發出最後通牒，以此來提升自身的信譽與威望；這種做法往往會製造出這樣一種局面：即若選擇妥協退讓，其所付出的聲譽代價將遠高於繼續強硬推進所付出的代價。而在所有這些決策的背後，始終懸掛着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即爆發實戰衝突、甚至引發核戰爭升級的巨大風險。

然而，如果華盛頓顯得明顯準備不足，並暴露出其容易被暫時的金融市場震盪所震懾，習近平可能會受到誘惑，從而採取更強硬的行動。事實上，每當習近平試探台灣而未遭反制，以及每當美國暴露出其無法承受經濟痛苦的軟肋時，習近平就會感到愈發膽大，從而更有底氣去施加更大的壓力。

一場圍繞台灣的地緣政治危機，極易在雙方尚未採取任何阻斷貿易或金融流動的措施之前，便迅速演變為一場金融危機。一旦中美關係破裂，沒有任何投資者願意成為最後一個清倉離場的人。保險公司可能會先發制人，暫停承保那些途經東海和南海的貨物——而這些海域運輸的貨物，恰恰包含了全球幾乎所有重要電子產品所需的關鍵原材料。只要稍有跡象表明台灣的半導體生產可能受到干擾，便足以引發科技股的暴跌。

北京正爭分奪秒地構建經濟自給自足的能力。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貿易和黃金流動的受阻隨即引發了一場金融危機。英國甚至因此關閉了倫敦證券交易所長達六個多月之久。而在當今這個全球經濟高度融合的時代，由此引發的連鎖反應恐怕將更為劇烈。如今，貿易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約為1914年水平的兩倍；此外，當下的全球供應鏈分工更為精細，也更難以在短時間內迅速轉移。若台灣危機爆發，市場的最初反應很可能是資金湧向黃金、瑞士法郎以及美國國債等“避險”美元資產。然而，如果盟國央行與財政部門之間未能實現有效的協調，這些資金流向可能會像1914年那樣迅速發生逆轉。一旦投資者察覺到盟國對於因關係破裂而引發的經濟衝擊缺乏應對準備，他們便可能受到誘惑，轉而押注於美國及其盟友的信譽將會崩塌。在實際操作層面，這意味着一旦中國採取行動，不出數日或數周，債券市場便可能爆發一場嚴重的危機。

部分分析人士認為，與中國之間存在的經濟相互依存關係，在戰略層面上具有穩定局勢的作用。然而，北京方面正爭分奪秒地構建經濟自給自足的能力，旨在確保一旦雙方關係破裂，其自身在抵禦短期經濟衝擊方面的表現，能夠優於美國及其盟友。中國一直在積極維持資本管制、建立戰略儲備，並開發替代支付系統；一旦美國轉向發動全面經濟戰，中國便可利用這些手段來維護國內金融及宏觀經濟的穩定，並繼續維繫與世界的貿易往來。北京實質上是在押註：相比於中國，那種“經濟上的相互確保摧毀”（MAD）的前景，更有可能震懾住華盛頓。

如果中國確實加大了施壓力度，美國若想安撫市場，將僅有兩個選項：要麼容忍中國逐步確立對台灣經濟的控制權；要麼推出一套大規模且協調一致的財政與貨幣危機應對方案。後者幾乎可以肯定將是明智之舉，也是在政治上勢在必行的舉措。然而，如果美國執意對中國發動經濟戰，那麼無論何種經濟刺激措施，都將無法真正為全球經濟提供有效的緩衝。

撤離台北的“最後一架直升機”

在應對“灰色地帶危機”時，西方國家還可能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是否應當撤離本國的平民。在任何特定時刻，約有1.1萬名美國人、1.6萬名日本人以及近百萬名其他國家的公民身處台灣。屆時，華盛頓將不得不試圖同時兼顧四項相互矛盾的任務：將美國公民撤離險境；向台灣保證其不應投降；向金融市場保證其無需恐慌；以及警告北京切勿進一步升級局勢。這幾項目標之間存在着直接的衝突與張力。一旦宣布撤僑，無異於發出信號，表明美國正在為迫在眉睫的衝突做準備；這反而可能引爆華盛頓原本試圖極力避免的那種恐慌情緒。北京方面可能會將其解讀為美國猶豫不決的跡象，從而受到鼓舞並進一步升級局勢。台灣領導人則可能將其解讀為被美國拋棄的信號，在感到走投無路之下，最終向北京投降。而金融市場則可能將其解讀為戰爭即將爆發的確鑿證據。

與烏克蘭的情況不同——在烏克蘭，數百萬民眾可以通過陸路逃往鄰國——台灣作為一座島嶼，其地理環境決定了航空撤離將是唯一的選擇。若要實施大規模的航空撤離行動，此前西貢或喀布爾的撤離場面與之相比，恐怕都要顯得既迅速又井然有序了。屆時，數十萬台灣民眾將試圖同時離境，與外國公民爭搶為數不多的出境航班座位。即便商業航空公司能夠維持正常運營，要將所有外國公民全部撤離，至少也需要耗時一周，而實際所需的時間很可能將超過一個月。

華盛頓及其盟友在處理台灣島內外國平民問題上，缺乏兩全其美的方案。他們或許可以嘗試組織撤僑，同時向台北方面表明：此舉旨在保護本國平民，意在為接下來的戰鬥做準備，而非為撤離戰場而鋪路。然而，這種說辭恐難令人信服，甚至可能徹底瓦解台灣的士氣。另一種選擇是，華盛頓乾脆放棄組織撤僑，實際上是將滯留台灣的外國公民當作“人體盾牌”。從某種角度看，這些外國公民的存在或許能讓北京在決定是否對台灣實施轟炸或封鎖時有所顧忌。但刻意將平民遺棄在衝突地帶，無疑是一項高風險且在道德層面備受爭議的策略。無論盟友最終選擇哪種方案，都必須提前進行周密協調；若僅憑臨場應變，恐怕難有善果。

通過“脫鈎”實現威懾

美國亟需一套綜合性的戰略，既能有效威懾對手，又能在必要時對“灰色地帶”的危機做出響應。這就要求美國採取一種“四支柱”式的方針，充分調動美國及其盟友所掌握的一切力量與手段，以此同時彰顯其堅定的決心與必要的克制。

威懾戰略的首要支柱是“政治威懾”。華盛頓必須深化與台灣的互動與接觸——這種互動不應僅局限於軍售領域，而應拓展至貿易與投資協定、能源安全夥伴關係、公開重申持續支持的承諾，以及在私下對台北施加溫和壓力，敦促其擴充戰略儲備並切實提升軍隊的訓練水平與裝備實力。此外，華盛頓還應與台灣島內各主要政黨保持開放的對話渠道，並維繫富有成效的良好關係。同時，美國應着手構建並維繫一個“核心聯盟”——即由那些在維護本地區“體面和平”方面擁有共同利益的國家所組成的聯盟，具體成員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和英國。若將美國計算在內，這一核心聯盟的經濟總量（GDP）占據全球的三分之一以上，其國防開支更是接近全球總額的一半。該核心聯盟應通力協作，共同制定針對隔離響應、撤僑行動、物資補給以及經濟協調等方面的應急預案；與此同時，各成員國還應就對外發布的政治信號與措辭進行充分的磋商與協調。

政治威懾的另一項重要內容，即是依據美國長期奉行的“一個中國”政策來對中國大陸進行戰略管控。在台灣地位的具體細節問題上，美國的立場始終保持着某種程度的戰略模糊。美國支持通過和平且非強制性的方式來化解兩岸分歧，且這種解決方案必須是台灣人民基於民主原則所能接受的。此外，《台灣關係法》亦明確規定，美國有義務維持足夠的能力，以抵禦任何企圖訴諸武力或採取強制手段來危及台灣安全的行徑。當美國實力遠超中國之時，這種關於美國對台防務承諾確切性質的所謂“戰略模糊”曾是一種強有力的威懾手段。然而，隨着力量天平逐漸向中國傾斜，這種關於美國是否會協防台灣的模糊態度，如今看來與其說是某種“戰略機巧”，倒不如說更像是一種藉口——即藉此對中國在“灰色地帶”對台灣施加的擠壓視而不見。

美國對台政策的實質不應改變。若轉而向台灣提供明確的安全保障，其引發的問題將多於其解決的問題。但華盛頓必須更新其傳達這種模糊立場的溝通方式，向北京發出警告：若在北京某一領域實施“灰色地帶”脅迫，美國可能會在其他領域採取對等的反制措施。例如，若北京開始強行檢查駛往台灣的船隻，華盛頓可採取深化並正式化與台灣之間的政治及軍事合作作為回應。有選擇地披露部分情報，將有助於提升這種“結構性模糊”的可信度。

威懾戰略的第二大支柱在於軍事層面。美國應優先發展“非對稱作戰能力”，充分利用其在遠程彈藥、無人機、水下作戰、電子戰以及水雷布設等領域對中國所保持的持久優勢。美國必須與澳大利亞和日本緊密協調，着手重建其日益老化的海上後勤保障體系。美國的國防工業基礎亟需進行改革，並應在國會與五角大樓過去一年所推行的採購流程改革成果之上進一步深化。華盛頓還必須做出艱難的抉擇：即從中東地區抽調並保留部分軍事能力，以確保美軍始終處於能夠隨時投入太平洋戰場作戰的高度戰備狀態。中國在“灰色地帶”施加的壓力愈大，美國與台灣之間在防務及工業領域的合作就必須愈發深入。

華盛頓必須深化與台灣的接觸與互動。

第三大支柱是戰略威懾。中國正處於冷戰初期以來最迅速的核力量擴充階段，預計到2035年，其核彈頭數量將增至1500枚。中國的戰略威懾學說刻意保持模糊，旨在使美國在衝突升級的每一個層級上都難以做出決策。美國必須持續推進其核力量及投送系統的現代化，在印太地區部署更多中程打擊能力，並探索與日本、韓國建立核共享機制。美國應將其指揮控制與監視系統進行轉型：不再過度依賴少數幾顆精密昂貴、卻極易遭受攻擊的衛星，轉而構建一個由無人機、浮標、高空氣球以及低地球軌道上的小型廉價衛星組成的、更具韌性的網絡。華盛頓還必須將人工智能（AI）視為一種戰略工具。它應利用出口管制及其他手段來維持美國的領先地位，同時審慎地對外展示其新興的、基於人工智能的作戰能力——例如網絡武器。

威懾戰略的第四大支柱——經濟威懾——在策略上亟需進行最為徹底的調整。正如雨果·布羅姆利（Hugo Bromley）與我曾在此專欄中所指出的那樣，那些揚言要實施“經濟相互保證毀滅”的政策——諸如全面制裁、金融排斥、貿易斷流等——除非是在最極端的緊急狀況下，否則絕非切實可行的選項。若要強行實施此類政策，決策者必須具備極強的政治意志，甘願承受由此給自己造成的嚴重經濟創傷。川普政府曾揚言要在2025年4月（即所謂的“解放日”）對中國徵收關稅，但隨後因遭遇債券市場的劇烈反彈而被迫撤回這一威脅；這一事件清楚地表明，美國歷屆政府都無法真正兌現那種“迅速且全面地與中國脫鈎”的威脅。

與其一味強調美國將如何懲罰中國，一種更為明智的經濟威懾策略應當向中方表明：一旦台海危機爆發，美國及其盟友完全有能力以此為契機，按照自身設定的規則和利益導向，啟動一場全球經濟體系的漸進式重構。通過構建一張由雙邊及多邊經濟安全協定交織而成的網絡，美國將為這一全新的國際經濟架構奠定堅實基礎，從而將經濟衝突升級所帶來的沉重代價重新轉嫁給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推動這一經濟重構的核心機制，便是所謂的“雪崩式脫鈎”（avalanche decoupling）：即美國及其志同道合的盟友通過逐步加碼的關稅或進口配額手段，在一定的時間跨度內，有計劃、分階段地徹底剔除來自中國的特定進口商品。在和平時期，美國及其盟友可以運用“雪崩式脫鈎”策略，針對無人機和藥品等少數高度敏感的產品，切斷對中國的依賴，同時保持與中國的大部分貿易往來不變。若能在危機爆發之前——即當下——採取這一行動，將有助於確立該策略的可行性驗證。隨後，若中國未來觸及美國的紅線，盟友們便可沿用同一策略，將脫鈎範圍擴大至更廣泛的貿易領域；屆時，這一進程或將加速推進，並有望聯合更龐大的盟友陣營共同實施。

只要華盛頓持續為習近平提供保持耐心的理由，他便是可以被威懾住的。

“雪崩式脫鈎”並非旨在對他國施壓脅迫，強令其停止與中國的貿易往來。相反，它旨在邀請各國根據自身意願，逐一審視具體產品與行業，自主選擇希望與哪一方開展何種形式的合作。對於那些渴望進入美國及其盟友市場的國家和企業而言，這將為其提供強有力的動力，促使其選擇與這場“雪崩”脫鈎行動保持步調一致。中國目前約有近一億名勞動者受僱於出口製造業；而美國及其核心盟友的市場份額合計，占據了中國外部市場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一旦美國及其盟友將“雪崩式脫鈎”的範圍擴大，涵蓋其當前對華貿易中具有實質分量的部分，那麼數百萬個製造業就業崗位以及數萬億美元的私人投資，將瞬間成為各方競相爭奪的資源。

擺脫對華關鍵依賴過程中最棘手的一環，莫過於遏制轉運行為。如今，第三方國家及私營企業從中國購入廉價商品與零部件，通過加工改造或虛假標註來掩蓋其原產地，隨後將其輸送至盟友市場，以此規避關稅。為防範在“雪崩式脫鈎”背景下可能出現的猖獗轉運現象，美國及其盟友聯盟可設立一個“經濟安全合作委員會”，負責協調原產地規則的執行工作，並協助夥伴國家守衛其經濟邊境。該委員會並非像世界貿易組織那樣，擁有凌駕於成員國之上的權力的多邊機構。其成員資格向所有國家開放，包括那些與中國貿易往來密切的國家；唯一的入會條件是必須誠實地進行貿易申報。該委員會可向成員國提供技術支持，協助其開展供應鏈監測並簽署數據共享協議。若美國的貿易夥伴系統性地將受出口管制的美產商品轉運至中國，或在缺乏準確證明文件的情況下將中國零部件轉運至美國市場，該委員會便可介入調查。若華盛頓決定對這些違規國家實施與中國同等的關稅、配額或出口管制措施，它便可號召委員會成員予以聲援與支持。

該戰略所包含的全部四大支柱，其矛頭不應指向中國或中國共產黨，而應直指習近平本人。必須讓他確信：一旦因台灣問題挑起危機，他迄今為實現“民族復興”所取得的一切進展都將付諸東流。必須讓他確信：一場台灣危機不僅會在軍事上付出沉重代價，更會導致政治上的孤立無援、經濟上的徹底崩潰以及戰略上的徒勞無功；因為美國及其盟友完全可以藉此危機重塑地區乃至全球秩序，從而使“民族復興”這一目標變得遙不可及。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業已存在，只需將其整合歸納於同一項戰略框架之下即可。

在執掌權力的這十三年間，習近平展現出了某種程度的克制。只要華盛頓持續向他提供保持耐心的理由，他依然是可以被威懾住的。美國、其盟友以及台灣人民完全有能力將和平延續至下一代，但前提是：盟友們必須着手為應對“危機”做準備，而不僅僅是為應對一場“戰爭”做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