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冠病毒的实验室起源，其内幕远非一名中情局证人所能解释清楚”, 加州奥克兰市独立研究所（Independent Institute）政策研究员劳埃德·比林斯利Lloyd Billingsley近日在《美国观察家》杂志发文，披露更多关于掩盖“新冠病毒的实验室起源”的线索： 上周，中央情报局举报人詹姆斯·厄德曼（James Erdman）向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表示，安东尼·福奇博士（Dr. Anthony Fauci）曾不当“影响”有关新冠疫情起源的情报分析，以淡化病毒源自中国实验室的可能性。除这位中央情报局人员的确认之外，听证会披露的大部分内容其实早已为人所知。 福奇博士曾资助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危险的“功能获得”研究，但他始终坚持认为，新冠病毒是在自然环境中自然出现的。当医学科学家发现病毒可能源自实验室的证据时，福奇则将他们称为阴谋论者、边缘流行病学家等等。（相关阅读：追踪福奇博士的后果） 2023年，兰德·保罗参议员（Rand Paul）曾怀疑，福奇博士是否“说服中央情报局不诚实地掩盖新冠病毒的实验室起源”。保罗曾建议对福奇提出刑事指控，但司法部并未采取行动。在离开白宫的最后一天，乔·拜登（Joe Biden）赦免了福奇博士，而推动“近源起源”理论的人显然并不只有他一个。（相关阅读：安东尼·福奇博士：拜登究竟赦免了什么？） 自1984年以来一直由福奇博士领导的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建立了加尔维斯顿 (Galveston) 国家实验室——这是德克萨斯大学医学分校的一座四级实验室。2009年接管该实验室的是生物学家詹姆斯·勒杜克（James LeDuc），他曾在美国陆军医学研究与发展司令部、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任职。 在勒杜克任内，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开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关于武汉实验室来源的“阴谋论”开始出现。而勒杜克也有自己的看法。 “事情恰好是在中国被发现而已，” 这位实验室主任告诉记者。“这种事会发生。不幸的是，政治环境对于国际合作已经变得相当有毒。这非常令人遗憾，因为归根结底，病原体不会尊重国界。如果我们不参与国际信息共享，我们就会被打个措手不及。” 2022年，有消息披露，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有权要求加尔维斯顿实验室归还或销毁双方合作的所有记录。这给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带来了“若干法律警示”。接替勒杜克的人是加里·科宾格（Gary Kobinger），他曾与邱祥国博士（Dr. Xiangguo Qiu）在加拿大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共事。 正如以色列医学科学家丹尼·肖哈姆博士（Dr. Dany Shoham）在《中国与病毒：邱祥国博士案例》中所展示的那样，这位中国籍科学家曾负责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的特殊病原体项目。2017年至2018年期间，邱博士至少五次前往武汉病毒研究所。邱博士于2019年被取消安全许可，而据报道，她如今已经返回中国。 加里·科宾格与詹姆斯·勒杜克目前都被列为德克萨斯大学医学分校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兼职教授。国土安全委员会或许会找他们谈话，同时也可能找南希·梅索尼耶博士（Dr. Nancy Messonnier）谈话。她长期担任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国家免疫与呼吸系统疾病中心主任，并且是政府在新冠问题上的第一位官方发言人。 在2020年初的一系列电话简报会上，梅索尼耶博士宣布，一种源自“武汉市场”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出现。当被问及来自武汉的旅行问题时，梅索尼耶表示，她“无权讨论此事”。 梅索尼耶博士的职业生涯始于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流行病情报服务部门——一支被称为“疾病侦探”的团队，其任务是阻止危险病毒进入美国国土。然而，在新冠疫情问题上，该部门显然失败了，而梅索尼耶也未说明，为何这一新型冠状病毒未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梅索尼耶后来被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罗谢尔·瓦伦斯基（Rochelle Walensky）称为“真正的英雄”，但她却在2021年突然辞职。如今，她已成为北卡罗来纳大学吉林斯全球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国土安全委员会或许也会找她与勒杜克博士谈话。与福奇博士不同，他们并未在拜登离任前最后时刻获得赦免。 新冠病毒究竟是自然源自野外，还是来自武汉实验室？被高度吹捧的“流行病情报服务”究竟为何未能阻止病毒进入美国？是谁告诉梅索尼耶博士，她“无权”讨论来自武汉的旅行问题？人民有权知道答案。 厄德曼的证词令中央情报局发言人莉兹·里昂斯（Liz Lyons）感到不满。她表示，中央情报局已经接受“实验室泄漏”是新冠疫情最可能解释的结论，因此她将此次听证会斥为“政治作秀”。或许委员会还可以传唤拜登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以获取更多细节。 福奇博士曾声称自己代表科学。他虽然已经获得赦免，但委员会或许仍可让他在宣誓状态下留下正式记录。去年，这位前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负责人共同发表了《艾滋病与新冠：两场大流行的共同教训》一文，主张艾滋病病毒起源于“动物传播”，而这一观点在当年并非普遍共识。关于此事，可参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子生物学家彼得·杜斯伯格（Peter Duesberg）的《创造艾滋病病毒》一书。杜斯伯格已于今年1月去世。 福奇博士的个人简介中并没有生物化学或分子生物学高级学位，但他却将杜斯伯格称为“艾滋病否认者”——这与那些主张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的人被贴上“阴谋论者”与“边缘流行病学家”的标签如出一辙。身穿白袍的至上主义者从不需要说抱歉，而在政府医疗官僚体系中，种下什么，最终就会收获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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