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经济学家和政策顾问埃兰·雅希夫（Eran Yashiv）近日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标题是“两个以色列”。雅希夫先生是特拉维夫大学经济学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宏观经济学中心成员，曾任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国家安全与经济项目负责人。他认为：以色列社会分野明显，经济鸿沟巨大；正是这种社会经济鸿沟重塑了国家政治及其强硬的外交政策；但以色列前路多艰。虽仅一家之言，但不妨一读：

试想有两个中东国家。第一个国家与该地区其他国家截然不同。其经济生产力极高，人均GDP高达8万美元——在中东地区居首。它拥有顶尖的高等学府和高度发达的科技产业。尽管国民在具体议题上并非意见一致，但总体而言，他们普遍支持自由民主制度。

第二个国家则与其邻国更为相似。该国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处于失业状态；即便有工作，也往往属于低技能、低薪酬的岗位。其人均GDP仅为3.5万美元，尚不及第一个国家的一半。该国国民的宗教信仰程度介于传统信仰与极度虔诚之间，且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其大多数居民似乎对自由主义价值观漠不关心，甚至持积极反对的态度。

事实上，这两个国家指的正是同一个国家：以色列。尽管以色列是一个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但在社会内部，它却呈现出一种“巴尔干化”的分裂状态——一边是受过良好教育、收入丰厚的人群，另一边则是受教育程度偏低、收入微薄的人群。前者贡献了该国绝大部分的税收收入与社会财富；他们通常反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及其领导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府。后者则主要由两类群体构成：一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Ultra-Orthodox），该群体的失业率在全国居高不下；二是宗教民族主义者。这两类群体在内塔尼亚胡政府中均占据了极高的比例。

这种社会分野已然对以色列社会造成了损害。这正是该国政治极度两极分化、政府频繁垮台（在过去六年里，以色列已举行了五次大选）的症结所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状况只会让这个犹太国家的处境愈发艰难。在该国总人口中，属于“自由派、高生产力”阵营的人群比例正呈萎缩之势，而属于“保守派、低生产力”阵营的人群比例却在不断攀升。其后果是，以色列的税基将随之流失与削弱。极右翼的宗教政客将持续攫取权力。随之而来的结果是：以色列在内政上将变得愈发贫困且高压专制；而在外交上，其侵略性也已日益显露——以色列近期在与美国联手之下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便是明证。此外，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动的军事行动（在许多西方人士眼中，该行动已构成“种族灭绝”），亦是其侵略性行径的又一例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益升级的暴力挑衅行为亦是如此。

这些演变过程还将使以色列变得与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包括其宿敌伊朗——愈发相似。德黑兰对以色列长达数十年的敌意与侵略行径，其根源在于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意识形态。然而，以色列的右翼政府同样受控于一种“弥赛亚式”的议程；它曾渴望与伊朗爆发全面战争，并在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承诺提供美方支持、从而使这场战争成为可能时，感到无比兴奋。

生产力鸿沟

以色列社会由形形色色的群体拼凑而成，每个群体都拥有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然而，该社会的割裂状态主要体现在两个群体之间。第一个群体由高科技行业的从业者组成。他们约占以色列劳动力总数的10%，却创造了该国近五分之一的GDP——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科技行业的生产效率是该国其他经济部门的两倍以上。这一现象充分体现了该行业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优势、其与全球市场的深度融合，以及其强大的科研网络。该行业贡献了以色列约一半的服务出口额，以及约四分之一的政府税收。换言之，它是国家财政实力和抵御外部风险能力的根本支柱。而在经济光谱的另一端，则是“极端正统派”群体。在极端正统派男性中，仅有54%处于就业状态。即使就业，他们大多从事的也是低技能工种，且其平均收入仅为非正统派犹太男性平均收入的一半左右。极端正统派女性的就业率高达81%，与非正统派犹太女性的水平相仿，但其平均收入却要低三分之一；她们所从事的工作大多属于低技能、非全职性质的岗位。

约三分之一的极端正统派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相比之下，其他犹太家庭的这一比例约为14%。这些令人遗憾的数字，部分源于个人的选择；但同时，它们也是制度性安排的产物。以极端正统派男性为例，他们大体上免服兵役，这意味着他们错失了参与一个关键机构的机会——而该机构在促进劳动力市场融合与社会凝聚力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极端正统派群体也被排除在以色列的主流教育体系之外。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就读的学校优先侧重于宗教研习，并排除了数学、科学和英语等核心学科。这种结构实际上将大量的年轻男性导向了两条道路：要么终身从事宗教研习，要么从事边缘化的工作。极端正统派女性则背负着沉重的负担，既要操持庞大的家务，又要兼顾兼职工作。由于极端正统派家庭的收入相对微薄，他们缴纳的税款极少甚至为零，其生计主要依赖于公共社会支出，以及来自纽约和伦敦的极端正统派社区提供的资金援助。

以色列的经济鸿沟，与其国内的政治两极分化呈现出高度的重合。

在以色列的各类群体中，极端正统派并非唯一面临低生产力困境的群体。该国的阿拉伯少数族裔约占总人口的20%，这一群体从事低薪工作的比例也同样过高。与极端正统派不同的是，阿拉伯裔以色列人之所以被排斥在以色列的先进经济部门之外，并非源于他们自身的选择或社区结构。恰恰相反，他们面临着无处不在的歧视，且其所在社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严重匮乏，致使他们难以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和高技能的就业机会。其结果是，他们无法像犹太裔同胞那样，享有同等的就业机会。

极端正统派在以色列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正呈上升趋势。目前，该群体约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4%；然而，极端正统派以色列女性的总和生育率高达约6.5个子女，相比之下，世俗犹太女性的生育率仅为2个，而同属快速增长群体的宗教犹太女性，其生育率也仅为3.7个。这意味着，到2040年代中期，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占该国总人口的比例有望超过五分之一；而到了2060年代，这一比例将逼近三分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趋势将使以色列维持高水平的人均GDP变得极其困难。原因显而易见：一个规模正在缩减的高生产力群体，无法无限期地供养一个规模迅速扩张的低生产力群体。最终，政府将开始难以筹措资金来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教育机构、医疗保健体系、基础设施以及国防力量。个人和企业很可能会对此做出反应，将资本和劳动力转移至海外。

事实上，这种转变已经开始发生。在2023至2024年间，约有10万名以色列人移居海外；根据经济学家伊泰·阿特（Itai Ater）、尼泰·伯格曼（Nittai Bergman）和多伦·扎米尔（Doron Zamir）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这些离境者中，许多是来自医学、工程、学术界和科技领域的高技能专业人才。历史经验表明，这种人才流失一旦发生，将很难逆转。（例如，在2010年代初期的债务危机期间及随后的时期里，希腊流失了近5%的人口，且其中绝大多数人再未归国。）这种向外移民的趋势将进一步侵蚀税基，从而加剧以色列现有的财政压力。决策者将被迫对留守的劳动者征收更高的税款，进而促使更多人选择离境。信用评级机构可能会下调以色列的债务评级，导致借贷成本上升，从而进一步限制以色列的政策选择空间。其结果将是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投资减少、经济增长放缓，以及生活水平持续下降。

分裂的家园

以色列的经济鸿沟与该国的政治两极分化现象紧密交织、相互映照。处于高生产力部门的以色列人绝大多数支持自由民主制度，包括独立的司法体系、自由的媒体环境以及对行政权力的制衡机制。相比之下，处于低生产力群体的民众则日益倾向于支持那些旨在削弱上述制度与制衡机制的政党。

以色列的极端正统派政党在该国拥有天然的盟友——即那些极端的民族主义宗教政党（尽管这些政党本身并非极端正统派）。这些政党所代表的人群约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5%，且这一群体的经济实力要强于极端正统派群体。他们的目标是以拉比法庭取代民事、世俗的司法体系，削弱司法审查权，并扩大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控制。尽管这些目标并非极端正统派的核心诉求——后者更侧重于巩固免服兵役的特权、扩大福利转移支付以及维护其宗教教育体系——但他们仍对此表示支持。这两个群体都能从削弱自由民主制度及权力集中的过程中获益。

内塔尼亚胡将这两个群体联系在了一起。他与这两个社区的领袖们保持着长期的关系，并一直致力于推动他们各自的政治议程。他目前的执政联盟由两个极端正统派政党和两个极端民族主义政党组成，后者由极端主义人物领导。自2023年1月以来，他们对司法机构发起了一场协同攻击，削弱了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并将预算资源重新分配给其政治支持者。换言之，他们正试图系统性地改变以色列的宪政平衡。

除非政治路线发生剧变，否则以色列将变得更加贫穷、民主程度降低，且社会更加分裂。

这一政治议程自然激怒了以色列的温和派和自由派人士，他们屡次走上街头举行抗议。示威者展现出了令人钦佩的坚韧精神，并成功阻滞了内塔尼亚胡提出的许多法案。然而，这位总理的政治议程如今看来却愈发势不可挡。他的政府一直在稳步削弱以色列的民主制度，并正强行推进许多最具争议的法律。即便是在内塔尼亚胡执政期间发生的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大屠杀事件，也未能阻挠这一议程的推进。袭击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总理的支持率曾一度暴跌；但最终，他成功利用这场悲剧来巩固权力——他通过煽动以色列民众的恐惧与愤怒，并对加沙地带发动战争，从而达到了这一目的。此外，尽管国家财政日益吃紧，他仍通过迎合极端主义政治盟友的要求、并向极端正统派提供巨额预算支持，从而维系住了其执政联盟的团结。

事实上，在最近的数周乃至数月里，抗议活动的声势已有所减弱；与此同时，政府却在强行推进一系列议会法案——这些法案不仅侵蚀着民主制度，更持续将国家资源用于惠及其执政联盟内的各政党。与此同时，一场宪政危机正迫在眉睫：政府部长及议会议长公然打破既定的礼仪与惯例，不再邀请最高法院院长出席重要的国家庆典活动。尤为关键的是，政府部长们拒绝排除不遵从最高法院裁决的可能性。雪上加霜的是，政府还提出了一项新法案，旨在重新界定一位关键公务人员——即“政府法律顾问”（兼任总检察长）——的职权与角色定位。这项新法案通过将“法律顾问”与“法律参谋”两项职能相剥离，并将后者完全变为一种政治任命，从而实质性地降低了该职位的地位，并剥夺了其独立性。一旦该法案获得通过，以色列将失去抵御“民主倒退”——即过去三年间不断侵蚀以色列民主根基的现象——的最重要防线。

学术研究表明，当选民的投票行为主要基于群体归属感而非对政策的理性评估时——正如以色列目前的状况那样——群体忠诚度及对社会地位差异的感知，往往比经济状况更能左右选民的偏好。因此，即便以色列的经济形势持续恶化，该国的民族主义政党和宗教政党所获得的民众支持依然会保持强劲。

前路多艰

因此，对以色列人而言，未来显得黯淡无光。若无根本性的路线转变，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个国家将变得更加贫穷、民主程度更低，且内部更加分裂。它甚至可能变得更加军国主义化。随着国家经济陷入动荡，那些奉行民族主义的政客将极易受到诱惑，转而推行愈发强硬的对外政策，以此作为凝聚民心、号召以色列人“团结在国旗下”的手段。

事实上，内塔尼亚胡将利用当前与伊朗的冲突，来提升其执政联盟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的胜算。如果民意支持率有所回升，他可能会寻求将大选提前至最早六月举行。反之，若执政联盟在民调中持续落后，他便可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从而推迟大选。这堪称民粹主义政府为求政治生存而利用战争的典型案例——而在这一过程中，整个地区也随之陷入动荡。

伊朗的发展轨迹提供了一个极具启示意义的对照。若以人均GDP而论，在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初，伊朗与以色列的经济水平尚在伯仲之间。然而，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之后，伊朗经济经历了急剧的衰退与长期的停滞；究其原因，在于当时的伊朗领导层将国家改造为神权政体，将学术研究与公共资源挪用于军事领域，大肆压制公民自由，并彻底摧毁了原有的世俗司法体系。如今，伊朗的人均GDP仅为以色列的十分之一——然而，其政治体制却在长达47年的时间里基本维持原状、未曾瓦解。伊朗的这段经历充分表明：即便引发严重的经济后果，那些根植于宗教威权主义的无能政权依然能够长期存续。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以色列如今竟也正步入一条相似的歧途。

不过，对于这个犹太国家而言，希望之光尚未熄灭。以色列国内爆发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充分证明：该国依然拥有一个充满活力且力量强大的公民社会；同时也证明了其国民有能力跳脱出既有的正式选举渠道，通过其他途径采取实际行动。这种积极的社会参与，依然是抵御经济停滞、防止国家进一步滑向“非自由主义”深渊的少数几道防线之一。如果以色列的商界领袖——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精英们——能够挺身而出、积极动员，或许便能成功遏止国家加速下坠的颓势。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社群以及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外国政府，亦可在此过程中伸出援手。但有一点已是确凿无疑：摆在以色列面前的，将是一条充满荆棘与坎坷的艰难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