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和以色列为推翻在中东地区制造混乱和战争长达47年的伊朗阿亚图拉政权而战时，欧盟国家在做什么？他们什么也没做。作家克里斯汀·齐卡雷利（Kristen Ziccarelli）近日在《火焰媒体》更尖锐地指出：“当美国奋战之时，欧洲却失去了斗志”。

欧洲战后以勇气换取安逸的交易。“史诗狂怒行动”再次提醒世人，这种交易的代价有多么惨重。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故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并非死于年老。他被美国杀，而这一事实至关重要。

几十年来，伊朗政权一直标榜其“计划”：在国内镇压异己，在国外制造恐怖，并以“美国去死”为口号。它镇压异见人士，监禁并杀害本国人民，并在整个地区发动代理人战争——同时还杀害美国人，攻击美国利益。西方所谓的“反制措施”鲜少能止住伊朗的血流。充其量，它们只是减缓了德黑兰的攻势。而最糟糕的情况是，它们为伊朗政权赢得了时间、金钱和合法性。

欧洲大部分地区早已被技术官僚统治，民众中那些充满活力的群体正被边缘化。这种局面无法长久。

不出所料，谴责之声几乎立刻响起。联合行动一开始，美国一些最重要的欧洲盟友——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就呼吁保持克制，并援引“国际法”。就连与德国另类选择党（一个右翼反移民政党）有关的人士也表达了类似立场。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呼吁“缓和局势”，并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她还召集委员们进行内部磋商。

伊朗虽然远离欧洲海岸线，但其造成的破坏却无处不在。几十年来，德黑兰的动荡局势将毒品、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推向欧洲。该政权处决抗议者，监禁异见人士，资助恐怖主义代理人，甚至助长了欧洲大陆的战争。

西欧统治阶级应对这一威胁的惯用伎俩是：召集国际机构，发表声明，重启已经失败的谈判。这种做法除了拖延时间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成效。欧洲领导人和机构并未对伊朗的行动做出任何实质性回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这种程序上的盲目信仰对于“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的支持者来说显得格格不入。人们很容易忘记的是，这种做法也与欧洲自身的历史格格不入。

“史诗狂怒行动”暴露出的远不止政策分歧，它暴露了欧洲战后精神（thymos）的丧失。

柏拉图用“thymos”来描述“精神”——灵魂中燃烧着勇气、义愤和荣誉的部分。用现代的话来说，它是受道德判断约束的勇气。它不是狂热或嗜血。如果运用得当，它是一种拒绝屈辱、抵制善恶颠倒、捍卫神圣事物的道德力量。

欧洲古代的战士们饱经磨难：饥饿、瘟疫、入侵、内战和流亡。他们的精神深深扎根于神学、哲学、科学、探索和治国之道，拓展了人类知识的疆界。欧洲人民，从公国、王国到国家，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正如川普总统恳求伊朗人民所做的那样。（相关阅读：他们恨川普——还是仅仅恨美国？）

欧洲的战士们在其历史中犯下了许多战略错误，但他们意识到，积蓄力量是战胜强权、夺取权力的关键。曾几何时，几乎整个欧洲都低估了拿破仑，但他们并不认为仅靠会议就能遏制他。最终，联盟得以形成，因为对抗强大的威胁需要果断的回应，而维也纳会议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军队首先遏制了帝国的野心。

欧洲用鲜血换来了武力维护秩序的真理。然而，如今，欧洲的领导人却常常声称，程序上的诉求就能取代真正的决心。

欧盟已沦为一个管理、监管和裁决的机构，而非保护各国或整个西方文明的机构。战后欧洲的和平依赖于美国的安全保障和核威慑，而非欧盟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机构。

该项目的主要“成功”在于协调传播这样一种观念：技术官僚式的治理足以维系文明。然而，欧洲公民社会的衰落，以及部分欧洲领导人对美国在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反应，都表明这种观念的虚假性。

欧洲的激情已被程序和有管理的衰落有效地抑制，但川普总统或许正在重振它。

国际法并非自动执行，国际体系依赖于主权国家采取行动的意愿。缺乏执行，决议堆积如山，最终沦为纸上谈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国际机构数十年的谴责下，不断扩张影响力，镇压民众。例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寄希望于措辞强硬的信函，但这些信函并未给欧洲带来任何积极成果。

相比之下，美国的“史诗狂怒行动”基于一个简单的前提：那些杀害美国人、武装代理人、洗钱毒品收入、追求核能力的政权，不可能永远靠精心撰写的公报来管控。

至关重要的是，美国的打击目标是伊朗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基础设施，而欧洲一直在努力应对自身境内的这一问题。

在西欧部分地区，左翼和伊斯兰主义联盟的崛起不容否认。在英国和其他地方，这种人口结构上的现实几乎可以肯定是人们哀悼而非庆祝阿亚图拉之死的原因。上周末，哈梅内伊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前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加入了数百名在伦敦举着阿亚图拉横幅的亲伊朗抗议者。

欧洲在2015年决定向大规模移民敞开大门，这不仅仅表明了一种政策偏好，更揭示了一种自我认知：欧洲越来越将自身视为一个经济区，而非一个拥有边界和义务的文明。在这种世界观下，积极的自我保护在道德上变得值得怀疑。一个不愿自卫的大陆，又怎能令人信服地教导美国如何拯救他人——或者帮助美国拯救他人呢？

美国人不应指望盟友对美国的每一项行动都毫无异议地表示支持。友谊不需要盲目鼓掌，它需要的是道德上的严肃性。欧洲领导人不应将对不公正的义愤视为“极端主义”，也不应将果断行动与好战或鲁莽升级混为一谈。

一个压制激情（thymos）的文明终将消亡。欧洲大部分地区已被技术官僚统治，民众的活力被边缘化。这种局面无法长久。（相关报道：地面部队将使伊朗变成打了兴奋剂的伊拉克）

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虽然并不完美，但仍然保留着一定程度的文明自信。我们仍然相信主权、国防和公民保护是正当的。欧洲的激情已被程序和有控制的衰落有效地抑制，但川普总统或许正在重振它。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对打击伊朗表示支持，宣称在对手不断扩大导弹报复的情况下，主要盟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种措辞暗示了一种由来已久的本能——一种古老的欧洲式团结，这种团结并非体现在官僚协调上，而是体现在共同的决心和行动的意愿上。上周日的E3声明也带来了一线希望，英国、法国和德国在声明中表示，他们准备采取措施捍卫自身在该地区的利益。

“史诗狂怒行动”将在未来数年内以战略和地缘政治的视角被反复讨论。但在这些争论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于文明本质的更为持久的问题：他们是否仍然相信应该对抗邪恶？他们是否仍然拥有在言语失效时所必需的那种坚定信念？

欧洲的历史并非墨守成规的历史，而是历经数个世纪考验而形成的文明决心。孕育了议会和教堂的同一片大陆，也孕育了那些甘愿守卫维也纳城门、拒绝投降的勇士。那里的基督教信仰并不宣扬在暴政面前逆来顺受，而是教导人们爱可以促使人们奋起反抗。

伯里克利曾盛赞雅典对抗斯巴达的战争，他曾说过一句名言：

“因为我们热爱美，我们认为，我们的力量不在于深思熟虑和辩论，而在于通过辩论在行动前所获得的知识。因为我们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即在行动之前深思熟虑，并且行动果断；而其他人则因无知而勇敢，却在思考之后犹豫不决。那些对人生苦乐有着最深刻体会的人，才真正值得我们敬仰，因为他们并不因此而畏惧危险。”

欧洲必须做出选择：是重振昔日荣光，还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缔造的文明永远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