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文·坎巴（Alvin Camba）是利维公司首席科学家兼研究主管、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印太安全倡议非常驻研究员。周五8月21日，坎巴先生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讨论为什么犯罪分子钟爱中国经济，以及为什么北京无法——或者不愿——严厉打击：

多年来，国际社会关于中国经济崛起的讨论一直集中于中国如何打造了一个制造业和出口强国，以及如何利用产业政策在大陆规模上支持这些努力。但是，中国的主导地位还有另一个更加阴暗的侧面：它在全球非法经济中所扮演的超大规模角色。中国购买了伊朗受制裁石油出口的大约90%，这些石油抵达时往往被重新标注为产自马来西亚，并通过充当中间人的小型银行和空壳公司转移资金进行支付。中国和香港的加密货币经纪人帮助朝鲜黑客——例如臭名昭著的拉撒路集团——把窃取的加密货币兑换成可以使用的现金。而以中国为基地的网络则为与墨西哥贩毒集团合作的洗钱者、东南亚的网络诈骗中心以及全球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提供支持，这些墨西哥贩毒集团销售芬太尼。

追踪非法活动的组织和政府所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的非法经济每年创造近1万亿美元的收入，大约相当于瑞士的国内生产总值。全球海关当局查获的假冒商品中，大约三分之二源自中国或经香港转运，而那些已经在东南亚大量出现、臭名昭著的诈骗园区——其中许多由中国犯罪网络经营或与之存在联系——已经从至少66个国家贩运超过30万人从事强迫劳动，同时每年创造大约400亿美元的利润。

北京已经试图打击其中一些活动。在菲律宾，中国公安部注销了数百名参与当地离岸赌博活动的中国公民的护照，使他们成为可以遭到逮捕和遣返的逃犯。自2023年以来，中国与缅甸开展的联合行动已经导致超过5.7万名涉嫌电信诈骗的中国公民被捕，关闭了中国与缅甸边境沿线数十个诈骗园区，并处决了数名经营这些园区的头目。美国同样希望制止这些活动：川普政府成立了“诈骗中心打击特遣队”，调查东南亚的诈骗中心，而总统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指示政府把网络犯罪——包括掠夺性诈骗活动——列为优先打击对象。

然而，这些行动都没有显著遏制非法经济。恰恰相反，它似乎正在变得更加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些非法活动受到许多同样支撑中国合法经济的力量所推动。犯罪集团利用了为应对中国严格的资本管制和工业产能过剩而发展起来的核心金融和商业基础设施。北京的执法虽然确实存在，但却具有选择性而且并不彻底，因为非法经济中的某些部分服务于中国更大的战略目标，例如在与乌克兰战争保持距离的同时维持与俄罗斯的贸易。表面看来可能是一系列彼此毫无关联的犯罪活动，实际上却与中国失衡的增长模式及其外交政策相互交织。在华盛顿艰难应对与中国竞争之际，北京在全球非法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正在世界各地损害美国的政策优先事项。

追踪资金

推动中国非法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模式所造成的结构性失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金融失衡：严格的资本管制造成了把资金转移出中国的巨大需求。中国的经济繁荣创造了惊人的财富，其中包括800多名亿万富翁。但是，北京限制这些财富离开中国的方式。中国实行额度限制，个人每年只能购买5万美元的外汇，而且他们不能自由地把国内货币兑换成外币，将财富转移到国外。由于中国境内的存款回报率很低，而且无法投资回报更加丰厚的外国资产，富裕个人和企业主一直在设法寻找把自己的资金转移出境的途径。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地下银行经营者在香港设立空壳公司和银行账户，以规避中国大陆的资本管制。这些公司和账户往往伪装成贸易公司，把在中国境内收取的人民币与存放在境外的美元进行对冲结算。此外，经纪人和金融中间人把款项转给境外交易对手，使中国公民能够利用国内货币在海外购买房地产，或者通过海外投资换取外国签证和护照。与此同时，把富裕客户带到澳门赌场的博彩中介经营者，以港币向这些客户提供信贷，随后再在中国大陆以人民币收取债务。这使他们能够在国内结清债务，同时在境外获得外币，从而推动大规模资本外逃。

中国的工业产能过剩降低了建立和经营非法企业的成本。

那些为了转移中国私人财富而建立起来的地下银行网络，同样对需要跨境转移资金并掩盖其来源的犯罪集团变得非常有用。例如，贩毒集团利用这些网络清洗其犯罪所得。金融中间人把寻求处理多余美元的毒品贩运者，与寻求在海外获得美元的中国客户进行匹配。类似的网络还提供了金融渠道，帮助中国供应商规避西方制裁，同时向俄罗斯出售用于制造弹药的硝化纤维素等原料，或者向伊朗出售作为导弹推进剂前体的高氯酸钠。

金融中间人与犯罪诈骗企业之间的距离正在变得越来越近，这使得他们的活动更加难以彼此区分和加以瓦解。中国的反腐败运动等政治变化，迫使博彩中介经营者和地下金融从业者离开他们在香港、澳门和中国大陆已经建立起来的基地，转移到柬埔寨、菲律宾以及东南亚其他地方。在这些地方，他们与已经建立商业和政治关系的犯罪网络汇合在一起。诈骗网络创造犯罪所得，而地下金融从业者则通过许多中国客户用来把私人财富转移到境外的相同渠道清洗和转移这些资金。2023年新加坡的一次反洗钱行动显示，金融渠道和诈骗网络已经变得多么深度交织。有关当局查封了公寓、黄金、加密货币和银行账户，最终估值超过22亿美元，并逮捕了10人。这些人最初都来自中国，其中大多数持有柬埔寨、塞浦路斯、土耳其或瓦努阿图护照。新加坡警方追查发现，该网络成员与海外诈骗以及非法网络赌博活动存在联系。

中国的工业产能过剩也降低了建立和经营非法企业的成本。从2021年开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放缓削弱了国内对钢铁、水泥以及其他建筑材料的需求。从中国出口的过剩建筑材料，加上中国的建筑服务，帮助赌场、经济特区和诈骗园区在东南亚迅速发展，同时也支撑了中国的出口收入。中国庞大的电子产品行业出现的产品过剩，包括廉价手机、电脑和通信设备，使犯罪网络能够以较低成本开展工业规模的诈骗活动。2025年11月，缅甸军方突袭该国最大的诈骗园区之一水沟谷时，仅仅在一个地点就查获了近1万部手机——其中大多数很可能是中国制造的。中国炼油行业的产能过剩，同样使价格打折的伊朗原油对独立炼油商具有特别强的吸引力。

不花代价的外交

尽管执法行动时有发生，但中国各级政府领导人从非法经济中获得的利益，使得制止这种经济活动变得十分困难。地方官员希望保护那些具有经济价值、能够维持当地经济运转的企业和资金流，即使它们从事非法活动；而当某些可疑的资金和商品流动符合北京的战略利益时，北京也会有选择地予以容忍。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机构同样发挥着作用：在与统一战线——中共用于在国内外建立影响力的体系——有关联的组织中，一些人物以及海外华人协会的一些成员，与在海外开展业务的犯罪网络存在人员重叠。这使他们能够建立接触所在国政治精英的网络，同时也把他们卷入海外亲北京的影响力活动。

省级政府的领导人面临着实现经济增长的强大激励，因此，无论经济活动来自合法的商业扩张还是非法经济，他们都能够从中受益。例如，在福建，宁德市官员支持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并围绕该公司建立了一个产业集群，以推动工业增长。相比之下，在安溪县，当地经营者拥有的经济机会较少，但能够利用非正规金融渠道，于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电信诈骗网络，最终扩展到东南亚。宁德和安溪都嵌入福建更广泛的商业、人口流动和金融网络之中，但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一个形成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另一个则形成了非法的跨国经济。在这两种情况下，领导人都可以宣称实现了高水平的经济增长。

地方对非法经济活动的支持，也能够服务于北京的外交政策目标。2024年，俄罗斯与中国东北部黑龙江省之间的贸易额达到322亿美元，这是双方更广泛商业关系的一部分。在这种关系中，中国企业向俄罗斯提供了机床、微电子产品以及其他可能被俄罗斯用于乌克兰战争的军民两用商品。其中一些销售对象是受到美国制裁的实体。尽管北京把这类贸易描述为普通商业活动，但通过省级企业和私营企业开展这些贸易，有助于确保任何潜在制裁落到中间商身上，而不是直接落到党国体制本身。与此同时，为伊朗石油采购办理结算、帮助朝鲜把加密货币兑换成现金的，也是在香港和中国大陆活动的私人经纪人、空壳公司和金融中间人，而不是官方国家机构，这同样使北京能够与那些违反美国制裁的交易保持距离。

在少数情况下，犯罪头目与中国情报机构之间甚至可能存在直接联系。犯罪头目可以通过自己的私人商业活动渗透其他国家的执政党，接近政治领导人，并获得中国官方使馆难以轻易获取的信息。在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中，负责开发缅甸水沟谷诈骗中心的犯罪头目佘智江（She Zhijiang），在曼谷抗争引渡期间声称，自己曾听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指示。他还声称，菲律宾一个小型市镇的一名市长——当地有关部门认定此人是一名中国公民——是中国政府的资产。菲律宾以人口贩运罪判处她终身监禁，这项罪名与她参与经营一家网络赌博机构有关。

在某些情况下，北京确实愿意打击非法活动。当中国公民成为绑架或诈骗的受害者时——缅甸边境沿线的诈骗中心就是这种情况——中国有关部门会迅速采取行动并实施逮捕。同样，当犯罪头目成为可能妨碍北京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国际负担，或者当他们的政治保护人倒台、打击他们所付出的政治代价因此降低时，北京也会采取行动。例如，2025年10月，美国起诉了出生于中国的陈志（Chen Zhi），他是东南亚最大犯罪集团之一太子集团背后的主谋。在许多国家冻结或查封与他有关的资产之后，中国要求逮捕他，并要求柬埔寨将他引渡至中国。在中国审判陈志这样的犯罪头目，对北京而言是一种理想的结果：这既可以向外国公众表明中国正在执法，同时也可以降低有关国家联系的证词在外国法庭上曝光的风险。

拧紧螺丝

在可能的情况下，北京和华盛顿应该共同努力打击非法活动。中国并不希望地下银行网络使资本逃离中国。北京的“天网”追逃行动自2015年以来已经追捕并将数千名腐败官员和经济犯罪逃犯遣返回中国，这明确表明，中国承认把资金转移到海外并隐藏境外资产的基础设施妨碍了中国政府的控制。随着美国和中国继续进行高级别会谈，限制非法经济的地下金融架构，是一个能够让双方在外交上共同获益的机会。两国可以首先交换各自金融情报机构发现的空壳公司信息，并协调打击规模最大的地下银行网络。这样的安排将类似于两国在2024年1月成立禁毒合作工作组、共同打击芬太尼贩运方面的合作。

但是，在北京尚未准备好或不愿解决问题的其他领域，华盛顿应该运用自己的工具。华盛顿可以通过建立一项常设机制，把在打击与东南亚有关的跨国犯罪方面拥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和地区——新加坡、韩国、台湾和泰国——之间的合作制度化，共享与已经查明的中国相关非法金融网络有关的交易信息。共同追踪这些资金流动，将降低国际犯罪分子把活动范围扩展到任何单一司法管辖区之外的可能性。政府间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已经制定了打击跨境洗钱活动的标准；目前缺少的是美国盟友和伙伴之间的一项政治承诺，即系统性地共享有关中国相关非法金融网络的行动数据。各国政府可以利用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以及盟国金融情报机构收集的数据，识别与这些网络有关的交易。一项常设机制将把这种承诺转变为日常实践。

美国财政部还可以援引《美国爱国者法》第311条，该条款授权财政部长把一家外国金融机构认定为“主要洗钱关注对象”，并切断其与美国账户之间的联系。华盛顿可以把这一条款应用于那些协助购买伊朗石油、清洗贩毒集团犯罪所得，或者把窃取的加密货币兑换成可用资金的中国大陆和香港金融机构。财政部已经表明，它愿意使用这一权力。2017年，财政部曾依据第311条对一家充当朝鲜金融渠道的中国银行采取行动；2025年10月，财政部又发布最终规定，由于柬埔寨汇旺集团参与清洗与朝鲜网络盗窃以及东南亚诈骗中心有关的资金，将其与美国金融体系切断。类似行动可以让那些每年处理数百亿美元受制裁伊朗石油收入的金融机构付出代价。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对非法活动听之任之，尽管其中许多活动正在损害美国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尽管实施了美国制裁，华盛顿仍未能阻止中国购买伊朗石油，从而掏空了限制资金流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努力。朝鲜黑客窃取并通过中国金融中间人清洗的加密货币，为平壤的武器计划提供资金，破坏了国际防扩散政策。中国网络在东南亚各地建立的诈骗园区，如今每年从世界各地的受害者手中骗取数百亿美元，其中包括美国民众。中国的结构性失衡正在助长这种非法经济活动。如果美国真的希望与中国竞争，并遏制中国经济崛起所造成的后果，它就必须既处理账面上的经济活动，也处理那些不在账面上的经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