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马特·沃尔德曼（Matt Waldman）和塞缪尔·查拉普（Samuel Charap）的政治评论－－“如何斡旋乌克兰和平”。他们认为， 数十年艰难积累的调解经验已为斡旋指明了道路。马特·沃尔德曼是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研究员，此前曾担任联合国阿富汗、叙利亚、索马里和也门问题特使的特别顾问。塞缪尔·查拉普是兰德公司的俄罗斯与欧亚政策杰出讲席研究员兼高级政治学家，曾任奥巴马政府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成员。请读他们的评论：

自2025年初以来，美国为结束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进行了重大外交努力。谈判代表曾在阿布扎比、柏林、日内瓦、伊斯坦布尔、巴黎和利雅得举行会谈；特使们也往返奔波于莫斯科和迈阿密。这些努力值得肯定。但是，行动并不等于战略——而且，正如最近几周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发生的大规模袭击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努力迄今尚未取得成果。

为了真正推动和平取得进展，华盛顿应该借鉴数十年来国际调解经验所提供的教训。尽管所有冲突都有其独特之处，但过去的谈判表明，正确安排谈判进程至关重要，而且这些经验也让人们了解到，哪些方法往往有效，哪些方法往往无效。如果谈判组织得当，各方对谈判进程拥有主人翁意识，就谈判程序达成一致，并建立起个人关系，那么谈判就更有可能成功。如果缺乏这些条件，结束战斗的努力就很容易失败，而战略、经济和人道代价将继续上升。

当然，要让任何进程得以启动，各方首先必须愿意参与。尽管基辅已经表示希望实现停火并进行谈判，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最近的言辞——他在5月称乌克兰政府是一个“军政府”——以及针对乌克兰城市不断加剧的袭击，都表明他目前并没有谈判的意愿。

然而，自2022年2月发动全面入侵以来，普京目前正承受着最严重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压力。2026年6月，他的军队每天推进不到半平方英里——与2025年6月的推进速度相比下降了90%以上。与此同时，乌克兰日益有效的远程无人机袭击正在扰乱俄罗斯的能源行业，并减少国家收入。基辅对炼油厂和物流基础设施的袭击正在影响主要城市的日常生活。随着公众情绪显现出承受压力的迹象，克里姆林宫要想在9月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中为执政党取得强劲结果，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所有这些都并不意味着普京会选择谈判而不是继续战斗。但是，鉴于他目前承受的压力，至少应该检验一下这种可能性。

一个设计良好的谈判进程，是衡量普京意图——并影响这些意图——的最佳方式。这是因为，领导人选择进行谈判，不仅是在他们难以实现军事目标的时候，也是在他们看到一种可信的战争替代方案的时候。一个严肃认真的谈判进程能够帮助各方设想，通过谈判取得的结果如何能够解决它们的核心利益和关切。如果没有这样的进程，和平就只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

不是独角戏

调解一场全面战争，是国际事务中最艰难的任务之一。当敌对行动加剧并旷日持久时，仇恨、怨恨和复仇欲望会使战争获得自我延续的动力。领导人通常会开始认为，自己已经陷入一场与邪恶而且绝不妥协的敌人进行的生死存亡斗争。他们往往把谈判视为徒劳无益的干扰，或者认为这是可能削弱自己国内政治地位的一步。

要想有哪怕一线机会克服这些障碍，调解都需要由一支能力极强的团队进行持续不断的努力。这意味着要组建一个团队，其成员的首要工作就是结束冲突，而且他们拥有专业知识，并对冲突的历史和动态有深入了解。调解往往还涉及不止一个第三方。成功的谈判进程通常由一名主要调解者与提供支持的国家或组织共同参与。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和英国组成了联络小组，为美国主导的谈判提供支持，而这场谈判最终于1995年结束了波斯尼亚战争。智利、古巴、挪威和委内瑞拉都在2016年的谈判中发挥了作用，这场谈判结束了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相比之下，在乌克兰问题上，华盛顿基本上一直单打独斗。欧洲盟国、海湾合作伙伴以及土耳其虽然有所参与，但都只处于边缘位置。

至少，欧洲各国政府作为乌克兰未来和欧洲大陆安全的主要利益攸关方，应该作为谈判方参与会谈。鉴于它们拥有深厚的调解专业经验，它们应该与华盛顿共同主持这一进程。欧洲并不缺少拥有相关经验的官员。乔纳森·鲍威尔（Jonathan Powell）曾在《耶稣受难日协议》谈判期间担任英国政府首席谈判代表，现在担任英国国家安全顾问。华盛顿可以通过建立一个联络小组来促成欧洲参与——或许可以仿照当年支持波斯尼亚和平协议的机构——让欧洲主要国家政府承担明确的角色和责任，而不仅仅拥有观察员身份。这样的结构将实现更大程度的外交协调，并有助于根据需要调集资源、专业知识和政治支持。

设计至关重要

成功的谈判不存在一种标准模板。但是，过去几乎所有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各方都真正投入其中。任何和平进程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挫折和破坏企图，因此，各方必须致力于谈判，才能最终使谈判取得成功。主人翁意识对于最终成果能否持久也至关重要。根据一些统计，几乎一半的和平协议会在五年内失败。考虑到彼此不相容的领土主张、失败的明斯克协议——这些协议原本旨在结束2014年至2021年这一阶段的冲突——所留下的遗产，以及更加广泛的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对抗，俄乌和解协议面临的成功概率甚至更低。当各方帮助塑造谈判进程时，它们自身就在这一进程的成功中拥有利益，因此更有可能保护谈判取得的成果。被其他方面强行推入某个进程的各方，可能只会走过场，而且很可能缺乏真正需要的投入。

因此，经验丰富的调解者会促进各方发挥自主作用，同时培养它们对成功所承担的责任感。他们会努力争取各方就谈判进程本身达成一致。1990年代的北爱尔兰谈判面临多重挑战：停火破裂、围绕执行问题发生争端，以及持不同意见的团体反复试图破坏谈判。但是，各方都致力于这一进程，这使它们能够克服这些障碍。在俄乌问题上，除了零星片段之外，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结果就是一场缺乏投入、协调和动力的努力。

调解者应该与各方合作，就一个能够获得各方支持的谈判进程达成一致。理想情况下，他们应该把这些共识写入一份文件。可以看看2012年哥伦比亚的《总协议》，该协议为未来谈判制定了指导原则、议程和基本规则，从而赋予谈判结构和稳定性。这份最初的文件为2016年和平协议奠定了基础。

白纸黑字写下来

一份谈判进程协议应该确定会谈的频率和地点。最佳做法是在同一个地点定期举行会谈，这可以简化后勤安排。而且，当所有各方都坐在谈判桌前，围绕一份共同文本展开工作或者朝着形成一份共同文本的方向努力时，谈判往往最有效。2015年伊朗核协议谈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谈判包括在维也纳举行的多轮会谈、在洛桑持续八天的马拉松式谈判，以及最后返回维也纳举行的一轮长时间谈判，最终达成协议。

相比之下，围绕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举行的会谈一直断断续续，在多个地点举行，而且从未有一次让所有相关行为体——基辅、莫斯科、华盛顿以及欧洲主要国家——同时坐到谈判桌前。这些会谈也从来没有围绕一份共同文本展开。相反，这四方的不同组合一直在讨论彼此分开的协议草案：一份在乌克兰与美国之间，一份在欧洲与乌克兰之间，第三份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第四份则在俄罗斯与美国之间。

对于一场涉及如此广泛关系和议题的多方冲突，无疑需要不同的文本。但是，如果美乌协议所涵盖的问题最终被俄罗斯或欧洲方面认为不可接受，那么这可能会破坏整个进程。当然，从原则上说，俄罗斯不应该对华盛顿和欧洲向基辅提供什么拥有发言权，其中包括西方安全保障的性质。但是，如果最终不能得到莫斯科的接受，战争就会继续。同样，任何有关美国放松制裁的协议，如果没有欧盟和英国的支持，也不会产生效果。

一份谈判进程协议还可以制定会谈路线图和分阶段推进的议程。这将为谈判提供方向和连贯性，并向每一方保证，它所关心的问题不会被忽视。在哥伦比亚，谈判议程回应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所关心的政治、土地和社会经济改革问题；对于政府而言，它则开辟了一条最终结束冲突的道路，其中包括解除武装和核查机制。在俄乌谈判中，似乎并不存在一份双方共同同意的议程。为了制定这样一份议程，调解者必须纳入各方认为必不可少的事项。对于基辅来说，这份清单很可能包括尊重其主权权利、安全保障、足以威慑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以及重建资金。莫斯科则很可能坚持要求，其中包括把乌克兰排除在北约之外、限制外部军事存在和支持，以及放松制裁。

基本规则和指导原则同样重要。各方至少应该就会谈的形式和目标、调解者的角色、代表的身份、如何制定议程、如何作出决定以及如何处理保密和公开沟通等问题达成一致。这类规则在北爱尔兰和哥伦比亚的谈判进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前一个案例中，各方采用了“充分共识”的决策规则，使参与方可以投票反对一项提案的某个部分，而不会阻止整项提案获得通过。在后一个案例中，各方承诺遵循“在所有事情都达成一致之前，任何事情都不算达成一致”的原则。但是，在俄乌问题上，似乎几乎不存在这样的共识。卓有成就的调解者会在这些细节上下足功夫，因为会谈的安排、后勤或程序方面的错误都可能破坏实质性谈判。

悄然建立信任

一个运作良好的谈判进程具有两个目的：它在各方之间建立工作关系，并使各方能够在造成彼此分歧的争端上取得进展。交战各方之间的接触很少能够消除不信任。但是，它可以建立彼此对于行为方式的共同预期——也就是说，使各方如何彼此打交道具有可预测性，并认真探索通过谈判取得结果的可能性。

培养这种预期最可靠的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各方之间持续而保密的对话。很难找到一个在早期阶段不依靠谨慎保密而取得成功的和平进程。例如，在北爱尔兰，多年的秘密渠道谈判为后来取得突破铺平了道路。然而，过去一年半里，为结束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而进行的每一次外交努力都伴随着媒体大肆炒作。相比之下，用于交换战俘的双边渠道几乎一直完全避开公众视线，而且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调解者会有意识地培养各方关键人物之间的关系。例如，2005年，芬兰前总统马尔蒂·阿赫蒂萨里（Martti Ahtisaari）让印度尼西亚官员与流亡的亚齐分离主义领导人坐到一起，以结束苏门答腊岛亚齐省持续数十年的叛乱。他通过鼓励直接对话，并在赫尔辛基郊外举行会谈的政府庄园中留出时间进行非正式交谈，培养主要谈判代表之间的关系。这类联系使达成协议成为可能，而且使各方具备通过对话处理未来争端的能力——可以说，与任何写在纸面上的承诺相比，这是防止敌对行动重新爆发更加强有力的屏障。华盛顿及其合作伙伴完全可以采取更多行动，加强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代表之间的个人联系。为此，调解者可以谨慎设计讨论的框架，并调整谈判节奏。他们还可以创造进行非正式接触的机会。

谈判技巧

一旦各方进入谈判室，有关调解的研究文献提出了几种可能有助于俄乌谈判取得成功的方法。例如，美国一直试图调和各方公开表达的立场和要求，其做法包括提出具体的领土安排，并将其作为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一揽子方案。相反，美国需要鼓励各方处理其立场背后的根本利益和关切。这样做可以淡化零和思维，并给予各方继续留在谈判桌前的理由。至关重要的是，这还会提高各方遵守协议的可能性，因为如果双方认为一项协议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它们遵守协议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

这种方法的经典例子，是赎罪日战争结束后，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围绕西奈半岛问题在以色列与埃及之间进行的调解。双方围绕谁将控制西奈半岛的问题陷入僵局，直到基辛格认识到，埃及的核心利益是主权和民族尊严，而以色列的核心利益是安全。这一认识促成了一项成功的交易：以色列撤军，以换取非军事化、监督以及美国提供安全保证。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而言，类似的僵局涉及对顿巴斯的控制。调解者应该努力处理这些立场背后的利益，而不是处理这些立场本身。

各方不仅需要对谈判进程拥有主人翁意识，对实质性内容也同样需要拥有主人翁意识。到目前为止，华盛顿一直是先提出解决方案，然后再把这些方案交给基辅和莫斯科。2025年11月泄露的28点计划，以及随后试图让基辅放弃对顿巴斯控制权的努力，都是这种做法的典型例子。但是，各方往往会抵制由别人设计的安排，而且当它们在压力之下被迫接受这些安排时，它们对协议的遵守只会维持到这种压力继续存在的时候。而压力反过来又受制于调解者能够保持关注的时间——这种时间几乎总是很短。相反，调解者应该帮助各方制定自己的方案。

这些会谈还一直把关键问题分开处理：领土问题通过一个渠道讨论，安全安排通过另一个渠道讨论，诸如此类。尽管深入讨论具体问题可能很有用，但扩大议程并把不同事项放在一起考虑，往往能够使谈判受益。把所有问题都摆到谈判桌上，可以为相互交换条件创造更大的空间，使各方能够在优先程度较低的事项上作出让步，以换取自己更加重视的利益。这种方法能够提高通过谈判取得结果的吸引力，降低因为任何单一问题而陷入僵局的风险，而且——通过增加各方从协议中获得的收益——加强各方遵守协议的动力。

最后，即使政治争端仍然存在，调解者也会寻找减轻或结束敌对行动的方法。他们这样做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也是因为有效的停火能够创造更加有利于外交的条件。目前，乌克兰及其西方支持者支持立即停火，然后进行和平谈判；而莫斯科则把对基辅施加军事压力视为自己最有效的杠杆，因此希望在任何停火之前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为了弥合这一差距，各方可以寻求达成一套范围更加有限的政治承诺，涵盖乌克兰的阵营归属以及对双方而言的其他关键安全问题，其程度足以促成停火。这些承诺应该被纳入一份由各方共同签署的框架协议，其中列出最终和平协议的核心要素，并使停止敌对行动成为可能。这份框架协议还将确定未来谈判的结构。随后，各方可以在停止战斗的情况下，就最终解决方案进行艰苦细致的谈判。

长期博弈

战争不断上升的代价——破坏、生命损失以及局势升级的风险——已经足以证明，为实现持久和平而进行持续外交努力完全是必要的。能否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将取决于许多因素。但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所进行的努力，应该体现数十年来国际调解所积累的经验。

具体而言，这意味着建立一支有效的调解团队，采取包括欧洲各国政府在内的多边方式，并在进入实质性问题之前，争取各方就会谈的结构、基本规则和议程达成一致。这还要求改变做法，转而帮助各方制定自己的方案，并通过定期、持续和保密的对话建立谈判代表之间的关系。调解者应该鼓励各方把重点放在根本利益上，扩大议程以创造相互交换条件的空间，并寻求达成一份能够停止战斗的临时框架协议。

即使运作得最好的和平进程也可能失败。各方都能接受的战争结束方式可能仍然无法实现。在目前冲突升级的情况下召集各方进行谈判将十分困难，期待迅速取得成果也是不切实际的。但是，随着损失、代价和风险不断累积，寻求战斗之外替代方案的动力将会增强。美国已经承担起调解者的角色：它应该借鉴那些经过艰难实践才获得的、有关如何帮助谈判取得成功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