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莫西·P·卡尼（Timothy P. Carney）是《华盛顿观察家报》的资深政治专栏作家，也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他今日8 月 16 日上午发表在《华盛顿观察家报》的这篇评论，事关你我，请君一阅：

联邦政府在 7 月份的收入为 3340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直接来自工薪阶层的工资扣缴。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在 7 月份的支出高达 7660 亿美元，主要用于支付社会保障福利、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账单以及国债利息。

这导致该月出现了 4320 亿美元的赤字——这是美国历史上 7 月份出现的最高赤字额。加上本财年前 9 个月的赤字，今年的赤字总额已达 1.799 万亿美元。到 2026 财年于 9 月 30 日结束时，年度赤字预计将达到 2.1 万亿美元，这也将创下历史新高。

这种情况不容乐观，而且短期内似乎没有好转的迹象。然而，无论是哪个政党，都没有认真探讨如何让联邦支出与联邦收入相匹配。

尽管华盛顿官方对赤字问题视而不见，但普通美国人有必要了解这一话题；因为每当“山姆大叔”花掉一笔手头没有的资金时，他实际上是在给当下的消费者以及未来的房主和纳税人增加负担。

什么是赤字？它为何重要？

联邦赤字很容易与国债混淆，尽管两者相关，但属于不同的衡量指标。赤字和国债的数额都非常巨大，以万亿美元计。两者都反映了联邦政府的超额支出。

而且，赤字正是导致国债增加的原因。

不妨以普通消费者为例：如果某人一个月的支出超过了收入，那部分超出的支出就是他的月度赤字。如果没有积蓄可供动用，他就必须借贷——比如透支信用卡。每当他超支并产生赤字时，他的个人债务负担必然会随之加重。如果他出现盈余（即收入超过支出），就可以偿还部分债务——这无疑是个好主意，因为他每月都要为这些债务支付利息。

“山姆大叔”（美国政府）并非使用信用卡，而是通过出售短期国库券（Treasury Bills）、中期国债（Treasury Notes）、长期国债（Treasury Bonds）及其他金融产品来为超额支出筹集资金。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投资者是国债的典型买家，也就是说，他们是“山姆大叔”的债权人。普通美国人也会购买国债。外国政府和企业也持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债务。任何购买国债的人，实际上都是在向联邦政府借出资金。

以7月份43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为例，联邦政府出售了约3610亿美元的国债，并利用其他手段（包括动用部分运营现金）来填补剩余的700亿美元缺口。

目前，未偿还国债总额约为38.9万亿美元，即国家债务总额为38.9万亿美元。不过，其中约7.7万亿美元属于联邦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借贷，因此扣除这部分后，剩下的就是“公众持有的债务”——即未来纳税人必须偿还的债务——目前约为32.1万亿美元。

上个月，联邦政府为这些债务支付了1040亿美元的利息。到本财年结束时，我们在债务利息支付上的总支出将达到1万亿美元。

也就是说，赤字之所以是个问题，不仅是因为赤字本身会引发问题，更因为赤字会增加债务，进而引发更多问题。

首先，赤字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当政府支出超过收入时，实际上是在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7月份那4320亿美元的额外支出并未带来等值的（即4320亿美元的）新商品和服务；相反，这主要导致了更多的资金去追逐同样数量的商品和服务——而这正是引发通货膨胀的根源。

此外，还存在“债务螺旋”的风险。去年，我们的经济增长了1.5万亿美元（GDP从29.3万亿美元增至30.8万亿美元），这一增幅超过了每年1万亿美元的利息支出。然而，随着我们持续出现年度赤字，利息负担也会随之加重，最终利息支出将超过经济增长额。届时，我们将完全依靠举借更多赤字债务来支付借贷成本，这无异于陷入债务的“引力井”之中。

赤字规模为何变得如此巨大？

美国政府在2001财年曾实现预算盈余。如今，政府却背负着2万亿美元的赤字，且近30%的支出依赖举债来维持。

赤字为何会变得如此庞大？

民主党人会将矛头指向乔治·W·布什或唐纳德·川普任期内的减税政策；共和党人则会归咎于信奉“大政府”理念的自由派人士过度支出。但这两种说法都不全面。

首先，共和党人在支出方面并不比民主党人节制。（只有在民主党籍总统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共事时，支出增长才会受到抑制。）

此外，尽管本世纪以来的减税政策减少了联邦收入并推高了赤字，但历史数据表明，不同的税收制度对从经济中汲取财政收入的影响其实相当有限。

自二战结束以来，联邦收入一直维持在GDP的16%左右。这一比例从未达到过20%，且仅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跌破过15%。自2019年《减税与就业法案》全面实施以来，联邦收入平均占GDP的16.82%，这与战后16.81%的平均水平基本持平。

如果我们将税收水平恢复到2001年的水平（约占GDP的19%）且不损害GDP增长，每年或许能增加7000亿美元的收入，从而将赤字削减三分之一。

在支出方面，问题也并非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让我们回顾一下2001财年的预算平衡状况：当时联邦政府支出为1.835万亿美元，其中约6400亿美元属于“可自由支配支出”——即由国会在年度拨款程序中批准的支出。其余部分则属于由既往法律规定的“强制性支出”，包括4220亿美元的社会保障支出和2200亿美元的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支出。

若根据通胀因素对2001年的这些数据进行调整，换算成今天的币值，社会保障支出将达到8000亿美元，而联邦医疗保险支出则为4200亿美元。在2025财年，联邦政府支出超过7万亿美元，其中包括1.38万亿美元的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支出和9550亿美元的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支出。这意味着，即便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这些针对老年人的福利支出也已几乎翻了一番。这两项支出的增长额加上利息支出，总和几乎相当于全年的财政赤字总额。

政客们往往将赤字归咎于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以外领域的过度支出。诚然，军事和国内项目支出确实在失控增长，但其他常被指责的支出项目在总额中占比相对微小。

在拜登政府任内，对外援助达到了历史高位，年均近9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流向了以色列和乌克兰。换言之，仅一个月的社会保障福利支出，就超过了对外援助处于峰值时全年的援助总额。

要解决赤字问题，我们就必须改革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制度。

我们能解决赤字问题吗？

当然，从政治角度来看，改革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绝非易事。

社会保障制度常被描绘成一种有别于普通政府福利的事物，更像是一种保险产品甚至投资账户：你通过工资税向该系统缴费，政府根据你的工作情况告知你已获得的福利权益，待退休后你再领回“属于自己”的资金。

如果国会削减社会保障福利，数以百万计的在职人员会强烈反对，其反应就如同国会动用了他们的个人退休账户资金一样。

然而，若不削减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的支出，赤字问题便无法解决。如果国会对这两项支出维持现状，那么为了实现预算平衡，就必须削减其余所有预算（包括国防开支）中超过50%的份额。

要消除赤字，现实的做法包括大幅削减社会保障福利、适度增税以及大幅削减可自由支配的政府支出。

目前，对于超过184,500美元的收入部分，劳动者无需缴纳社会保障税。许多自由派人士和部分保守派人士主张取消这一收入上限或提高上限。此外，对于工作年限超过30年且收入较高的人群，其每月领取的社会保障金可超过4,000美元。因此，也有理由考虑降低这类高额福利的给付标准。同样，这两项举措都会极不受欢迎。然而，如果不这么做，赤字就会不断扩大，进而导致债务激增——而这种局面带来的后果同样不会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