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克·奥克滕利（Burak Oktenli）是常驻华盛顿特区的独立研究员。他拥有南佛罗里达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士学位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目前正在乔治城大学攻读应用情报专业研究硕士学位。星期四8月13日上午，奥克滕利先生在《华盛顿观察家报》发出警告－－“美国正在替北京建设间谍网络”：

7月28日，在国家安全机构警告联网机器人可能被用于监视、外国情报收集或远程操控之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其“受管制清单”。8月6日，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布伦丹·卡尔（Brendan Carr）为针对中国技术的更广泛行动进行了辩护，称这是在数以百万计存在安全漏洞的设备嵌入美国人的生活之前降低安全风险的一种方式。

这个方向是合理的，但是华盛顿仍然使用了错误的分析单位。

多年来，华盛顿一直按照产品类别来应对联网技术。商务部已经限制与中国和俄罗斯有关联的联网汽车硬件和软件。联邦通信委员会已经对外国制造的无人机、路由器、机器人和联网电力逆变器采取行动。每一项行动都针对一种真实存在的风险。但是，情报收集可以跨越所有这些产品类别的界限。

联邦通信委员会最新采取的行动主要是阻止新的设备获得授权。此前已经获得批准的设备仍然存在于家庭、企业和网络之中。这使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立即摆到了面前：已经环绕在敏感人员和敏感地点周围的那些设备，会产生什么样的情报价值？

一辆联网汽车可以暴露军事基地或政府办公机构周边的人员活动。一台家用机器人可以绘制住宅内部地图，并生成有关室内活动的云端遥测数据。一台智能电视可以记录详细的观看行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维齐奥公司的案件表明，联网电视能够逐秒收集观看信息，并将其与家庭人口统计数据联系起来。

当这些数据流描述的是同一个人或同一个地点时，反情报风险就会增加。

以一名拥有安全许可的国防部门雇员为例。一辆汽车提供位置和移动信息。一台机器人提供室内空间信息和家庭生活规律。一台电视提供信息消费模式。摄像头、可穿戴设备、路由器以及其他联网设备又增加了更多观察信息。任何一个设备都不需要包含一份机密文件，就能够产生情报价值。持续进行关联分析，可以暴露生活规律、人际关系、离开住所的时间、兴趣以及实体空间布局，而这些信息可能被用于确定目标、招募人员、社会工程攻击或者监视。

这种风险并不取决于每一台中国制造的设备都是恶意的。普通的云端遥测数据、不安全的后台服务、软件更新或者对供应商控制系统的访问，都可能造成风险暴露。反情报工作应该评估整个传感器场，而不是等到某一种机制成为新闻头条之后才采取行动。

川普政府把供应链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优先事项是正确的。川普总统7月发布的有关国防供应链的命令，要求更加深入地梳理关键依赖关系，并防范实体、网络和经济颠覆活动。同样的严格做法也应该扩展到围绕拥有安全许可人员和敏感设施的商业传感器环境。

目前的政策仍然倾向于询问某一种特定产品、制造商或零部件是否足够安全，可以获准使用。反情报工作还应该询问，当不同产品产生的普通遥测数据被结合起来之后，整个传感器场能够暴露什么信息。设备安全、供应链审查、人员安全和设施保护往往分属于不同的官僚管理体系。累积起来的风险可能因此落入这些体系之间的空隙。

这就要求针对高风险人群和地点开展一种能够考虑信息聚合效应的审查。安全部门应该绘制敏感设施和人员周围联网传感器的集中分布情况，确定其数据在哪里得到处理，并在所有权、固件、云端路由或者软件开发工具包发生变化时重新评估风险。在任务条件确有必要的情况下，各机构应该优先采用本地处理、数据最小化以及在移除外部云服务后仍然能够正常使用的设备。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已经把物联网安全视为一个生命周期和系统风险问题，并关注设备数据保护、软件更新、配置和持续支持。反情报政策还应该增加一个问题：即使每一台设备都按照设计方式正常运行，敌手能够从这些设备的集合中了解到什么？

联邦通信委员会针对机器人的决定是有益的一步。华盛顿现在需要行动得比产品更新周期更快。中国造成的监视风险可能悄无声息地从美国人自己组建起来的传感器场中产生——一次增加一个方便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