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斯·S·罗戈夫（Kenneth S. Rogoff）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他著有《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问题：一位内部人士眼中的全球金融动荡七十年及未来之路》。这是罗戈夫先生周三8月12日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的评论，旨在讨论“为什么高生产率仍可能导致崩溃”：

未来几周内的某个时候，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达到40万亿美元。美国目前所欠的债务，大致相当于其他所有主要发达国家债务的总和。华盛顿每年还要再增加2万亿美元，也就是相当于国民收入6%的债务，因此长期以来，美国的债务轨迹显然是不可持续的。真的是这样吗？

一些人工智能的支持者认为，今天非凡的技术进步可能很快就会让这个问题消失。按照这种观点，人工智能在整个经济中的普及将带来如此巨大的增长，以至于它将产生巨额的新税收收入，从而帮助偿还债务。但是，要减轻债务负担，不仅需要这些税收收入真正成为现实，还需要政府避免过度花掉由此获得的任何意外之财。鉴于人工智能繁荣很可能会推高利率，使偿付债务的成本更加昂贵，这一点将尤其具有挑战性。

当然，华盛顿的债务困境并不会立即转化为一场危机。到目前为止，只要美国愿意为此支付更高的代价，它仍然可以毫无困难地发行自己的债务。毕竟，美国已经是一个极其富裕的国家，完全有能力支付更高的利率——前提是政府愿意相应调整长期税收和支出轨迹。然而，投资者已经越来越留意那些显示华盛顿并不急于解决这一问题的信号。一种合理的看法是，在某种形式的债务危机出现之前——这种危机通常始于利率急剧上升或持续上升——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不会认真努力削减赤字，如果它还想继续执政的话。

当然，如果经济增长超过预期，只要有利的意外情况不断出现，它确实将有助于创造财政盈余。但是，如果捉襟见肘的美国政府满怀信心地预期未来许多年都将持续获得更高收入，那么税收削减和支出增加完全有可能跑在繁荣前面，而这种繁荣反过来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成为现实。纵观主权债务和通货膨胀问题的漫长历史，无力偿付几乎从来都不是危机的根本原因，至少对于一个中等收入或高收入国家而言不是如此。这给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的美国带来了重要的教训。

“这一次不同”

美国的债务问题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但是，要理解这个国家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从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讲起就足够了。当时，世界各国政府以合理的凯恩斯主义方式采取刺激计划，以缓解危机后的经济衰退。最初，人们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各国政府会希望让经济增长自然地逐步降低债务与收入之比，这是偿还和平时期大规模支出和减税狂潮所造成债务的理想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增长一直超过利率成本，并帮助降低了债务与收入之比。即便如此，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美国、英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利率之所以能够保持在低位，是因为它们拥有受到高度监管、并偏向政府债务的金融市场。所谓的金融压抑，是对储蓄者征收的一种隐性税收，尤其影响那些将大量储蓄持有为债券和银行存款的中低收入人群。

无论如何，2010年之后的经济增长极其疲弱，以至于尽管利率非常低，债务与收入之比仍然继续攀升，而且很快就比金融危机第一年时的水平上升得更多。然而，好消息是，政府长期借款利率仍然非常低，因此高企且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并未给政府财政造成沉重负担。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根据人口结构和低生产率增长作出假设，认为利率将无限期保持在极低水平；这一理论似乎意味着，更高的债务只会带来极小的成本。

于是，2010年代出现了这种神奇思维：按照这种论点，政策制定者不应该担心债务，而应该敞开思想，看到利用一座又一座新借来的资金大山重塑政府的无限可能性。当然，主张扩大借贷的人承认，未来可能出现某种冲击，再次要求政府进行大规模借款。但是，由于他们坚信长期利率将永远保持在低位，因此，他们把任何通过连续几年维持温和赤字或平衡预算来重新积累财政弹药的努力都视为老派做法。下一场战争或金融危机总是可以通过又一次大规模刺激来应对，而总体债务水平还必须再大幅提高很多，才值得去考虑它，也许那将是遥远得不可想象的未来。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提出的“长期停滞”理论集中体现了这种观点，它甚至成为许多政策经济学家的正统观念。

联邦债务的利息支出现在已经超过国防支出。

不幸的是，更长期的利率历史，特别是根据通胀预期进行调整后的利率历史，清楚地表明，“这一次不同”的论点是多么误入歧途。实际上，利率长期处于非常低的水平——直到它们不再如此——根本不是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例如，在整个大萧条时期，以市场为基础的利率都非常低，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的一段时期，政府不得不进行严格监管和大力干预，才能把长期利率压在低位。以市场为基础的基础利率可以相对迅速地发生变化；债务比率却不能。从长期来看，实际利率向均值回归——也就是回到历史趋势——比仅仅根据一个十年的情况进行外推，能够给出更加清醒的预测。

事实上，这正是过去几年实际发生的情况。美国十年期通胀指数化国债收益率从2012年至2021年平均约为零，但从2022年开始上升；截至本文撰写时，它已经超过2.4%。今天的利率看起来非常像21世纪初的水平，而且相对于历史趋势而言，可以说处于更加正常的水平。这并不是说利率是可以预测的，但它确实意味着，利率上升的可能性或许与下降的可能性一样大。然而，从一个方面来看，今天的情况与25年前非常不同：虽然利率可能相似，但相对于美国收入而言，债务要高得多，而偿还债务的成本按比例计算也高得多。

按照某些衡量标准，联邦债务的利息支出现在已经超过国防支出。尽管美国的国防需求日益增长，但未来究竟哪一项会增长得更快，目前远非清楚。两党似乎都没有多少政治意愿去控制赤字。与此同时，债权人开始要求更高的回报，作为持有美国债务的交换条件。问题的一部分在于，投资者已经不再把美国政府债务视为完全安全的资产，至少在通货膨胀方面肯定如此，而且在其他因素方面也可能如此，例如限制投资者获准持有哪些资产，或者实行金融压抑。

当然，今天有许多动态因素正在影响美国债务的长期利率。全球贸易和金融的巴尔干化损害了美国这样高度依赖巨额外国资金流入的国家。全球各地不断增加的军事支出，通过减少可供储蓄的产出，推高了利率。而大规模的人工智能建设意味着，可用于其他投资的资本减少，这同样推高了利率。

快速增长，缓慢储蓄

随着人工智能繁荣兴起，一种关于美国如何解决其债务问题的新论点已经出现。按照这种得到川普政府推动、同时也得到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在内的许多其他人支持的观点，人工智能的普及很快将带来生产率激增。这反过来将使政府金库获得大量税收收入，从而使人们对赤字的担忧成为过去。作为证据，许多人指出了1990年代，当时的科技繁荣在帮助克林顿政府走向预算平衡，并消除市场对美国债务水平的担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种担忧在1990年代初已经变得相当普遍。

至少就生产率而言，这种想法有一定道理。目前，对于人工智能可能给美国长期平均生产率增长增加多少的高端估计高得惊人，在硅谷科技精英当中，3%至4%甚至只是一个低端估计。但是，有几个理由需要对这样一种假设保持警惕，即这种增长将转化为支持者所承诺的政府意外之财。

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率收益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充分显现。

首先，有大量证据表明，资本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在随着时间推移而上升——也就是说，即使劳动收入仍然停滞不前，企业利润却一直在增长。事实是，部分由于政治权力方面的原因，部分由于资本流动性的原因，资本已经变得比劳动更难征税。因此，即使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税收收入也不太可能同步增长。当然，这种失衡未来可以而且应该得到解决，但是，要在保持同样增长水平的同时做到这一点，将是一项挑战。而持续重新调整税收负担在政治上是否现实，则远非清楚。

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率收益也可能需要比大多数硅谷投资者似乎认为的更长时间才能充分显现。许多经济学家会认为，未来十年更有可能出现的趋势变化接近1%至2%，这仍然相当可观。但是，这一数字将被人口老龄化、民粹主义上升以及全球化退潮所带来的成本部分抵消。而且，无论这项技术多么出色，向人工智能的转型都可能引发大量问题——无论是与军事用途、网络攻击还是失控的人工智能有关——从而迫使政策制定者大幅放慢其应用速度。

如果经济增长确实因为人工智能而急剧上升，利率也可能上升同样多甚至更多，因此政府仍然不得不应对更高的债务偿付成本。可能推动利率上升的力量之一，是为数据中心提供资金所需要的巨额投资。如果消费者认为自己未来的生活会好得多——无论是因为收入会更高，还是因为政府将通过全民基本收入或其他补贴慷慨地照顾他们——他们也可能没有那么多理由储蓄。储蓄减少而投资增加，意味着对资金的竞争性争夺更加激烈，因此意味着更高的利率。

最后，即使人工智能带来了大量新的税收收入，美国仍将面临无数其他方面对这些资金的需求。其中包括增加国防支出、应对环境灾难，当然还有民粹主义所推动的政治诉求。如果人们开始确信人工智能将带来富足，他们就会期待政策制定者加速未来的到来，并立即给予他们更多回报。例如，可以想想社会保障实际上按照经济增长而不仅仅是按照通货膨胀进行指数化调整的情况。

未来冲击

对于美国政策制定者而言，应对这个国家的债务问题将是一个平衡风险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实现短期增长最大化的问题。债务危机通常不会凭空出现。相反，它往往是在一场重大冲击——比如网络战争或一场真正的战争——使一个国家措手不及的时候出现，尤其是当这个国家已经面临高债务和高利率，而且由于政治极化或无能而陷入政治僵局的时候。伊朗战争可以被看作是一次针对更大问题的小型预演。一场灾难性的环境冲击，在未来一二十年内绝非不可想象，同样可能既限制产出又推高利率，从而使通过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刺激措施作出应对变得更加困难。

人工智能可能看起来像是治疗这个国家失控债务的一剂万无一失的良药，但事实远非如此确定，政策制定者需要据此作出规划。几个世纪以来，包括法国、德国、日本和西班牙等许多国家在内的世界最富裕国家，一再陷入债务和通货膨胀的螺旋——次数比人们可能想象的还要多。就美国而言，人工智能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前景，可以让一个已经非常富裕的国家变得更加富裕，但是，它不太可能减轻那些不断推动每一届政府继续花费远远超过政府税收收入的政治压力。而且，如果美国确实经历一场债务危机，它将影响整个世界，并最终影响美元的地位。不幸的是，很可能只有这样一场危机，才能让选民，并进而让政治人物，清醒地面对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