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娜·阿米里（Rina Amiri）是外交与正义联盟共同创始人。她曾在拜登政府担任美国阿富汗妇女、女童与人权问题特使。近日，丽娜·阿米里女士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与阿富汗女性站在一起”，讨论如何支持抵抗塔利班极端主义的运动。请读她的评论：

自塔利班于2021年8月15日在喀布尔夺取政权以来的五年中，阿富汗女性已经成为抵抗该组织改造阿富汗努力的最持久力量。将妇女和女童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是塔利班极端主义国家建设工程的核心——这一工程还包括拆除各种机构、使司法机构从属于宗教权威、消灭政治反对派和公民活动、压制独立媒体，以及把男性学生和年轻女性学生从拥有广泛正规课程的学校转移到向学生灌输塔利班意识形态的宗教学校。

许多阿富汗女性拒绝接受这种对阿富汗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激进改造。一些人不顾自己面临的巨大威胁走上街头抗议。另一些人则组织地下学校，以填补教育方面的空白，并与流亡海外的阿富汗人密切合作，为针对塔利班暴行采取法律行动做准备。尽管困难重重，阿富汗女性还是在国内外建立起了一场坚韧不拔的抵抗运动，努力缓解目前的处境，并为妇女和女童提供机会，无论这些机会多么有限。

然而，大多数外国政府，包括那些自2021年以来公开谴责塔利班迅速而全面镇压女性的政府，都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支持阿富汗女性的努力。事实上，许多国家正在扩大与塔利班的外交接触，而这可能会进一步助长该组织加强镇压并推进其极端政策。塔利班对待女性的恶劣方式本身就足以迫使外国重新考虑其做法。但是，阿富汗妇女运动取得的进展，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另一个拒绝关系正常化、转而直接投资于阿富汗人民的理由。阿富汗女性是抵抗塔利班强硬议程最有组织的群体——而且她们正在保存人力资本、制度和政治网络，有朝一日可以利用这些资源重建一个稳定而多元的阿富汗。

仍在战斗

在塔利班于1996年首次夺取政权并实施压迫性政策、摧毁女性的权利和机会之前，阿富汗女性几十年来一直能够接受教育并参与职业生活——尽管这种参与并不均衡。塔利班政权于2001年垮台后，在美国和其他国际伙伴的支持下，阿富汗在恢复和推进该国妇女和女童权利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到2021年，整整一代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教育机会。女性，尤其是在城市中心的女性，担任医生、律师、法官、记者和公务员。她们在政治生活中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占据阿富汗议会超过四分之一的席位，并担任部长和外交官。

塔利班于2021年重新掌权后，该组织迅速实施政策，逆转了妇女和女童几十年来取得的进步。除了禁止女性接受教育、就业以及获得公共服务之外，它还撤销了妇女事务部、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以及消除对妇女暴力高级委员会等重要机构。该政权还关闭了妇女庇护所，实行严格的着装规定，并限制女性进入公共场所。每一年，这些措施都变得更加广泛并更加根深蒂固，2024年颁布的《劝善惩恶法》以及一百多项几乎涉及女性生活方方面面的法令，进一步强化了这些措施。全国已经部署了3,000多名道德监察员，在公共场所执行塔利班的法令，并向男性家庭成员施压，要求他们确保家中女性服从这些规定。一名前公民社会工作者在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的证词中描述了这些法律令人窒息的影响，她说：“我担心他们会禁止女性在未经男人允许的情况下呼吸。”另一名阿富汗女性则把生活在塔利班统治之下比作“被活埋”。

然而，即使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阿富汗女性仍然继续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以非凡的勇气行动回应塔利班的镇压。该组织重新掌权后仅仅数周，数十名女性就在喀布尔、赫拉特、马扎里沙里夫以及其他城市的街头游行，要求塔利班撤销其新实施的限制措施。联合国记录了塔利班对这些示威活动的残酷回应，包括任意逮捕抗议者及其家人、强迫失踪、强奸、酷刑以及其他形式的恐吓和暴力。然而，女性活动人士始终不屈不挠，而且有时还获得男性的支持。今年6月，赫拉特的妇女和男子走上街头，抗议至少30名女性因被指违反塔利班规定的着装要求而遭到拘押。据人权观察称，塔利班安全部队以殴打、向人群开枪、拘押抗议者作为回应，并造成至少一名男孩死亡。

随着塔利班加强镇压，女性找到了继续进行非暴力抵抗的新方式。妇女团体变得更加分散和秘密化。与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第一次执政时期一样，女性活动人士组织地下学校，为那些无法进入正规课堂的女童提供教育。那些被剥夺了2021年以前所从事职业的女性，则动员起来提供塔利班取消的各种服务。她们开办自己的小型企业和非正规经营项目，并与塔利班地方官员和社区领袖进行协商，以获准继续经营这些企业、开展教育项目，以及提供医疗保健和其他基本服务。阿富汗女性还与联合国机构、国际人权组织和法律专家密切合作，记录侵犯人权行为，并保存有关任意拘押和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的证据。

阿富汗女性继续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阿富汗境内的女性以及那些被迫流亡海外的女性，已经建立起日益成熟、覆盖范围日益广泛的网络。这些网络不仅揭露塔利班的暴行，还呼吁外国政府、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和捐助方限制与塔利班的接触、维持人道主义援助并保护难民。即使国际媒体的报道已经减少，她们通过公开演讲和社交媒体活动，仍然维持着公众对此事的关注。而网络组织活动则帮助她们克服塔利班限制阿富汗境内女性行动，以及签证规定阻碍流亡海外者进行国际旅行等限制。

散居海外的阿富汗女性及其盟友也一直在努力追究塔利班镇压行为的责任。她们共同推动参与联合国有关一项新的危害人类罪条约谈判的各国政府，把承认性别隔离制度——一种旨在永久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并将其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的制度——作为国际法中的一种独立罪行纳入其中。尽管将这一概念纳入法律框架的过程漫长而且充满不确定性，但这一理念已经在政策领导人中获得支持；例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已经把塔利班的政策称为“性别隔离制度”和“性别迫害”。明确指出塔利班制度的真正性质本身就具有价值，因为这会提高那些推动与塔利班关系正常化者所必须付出的政治代价。

阿富汗活动人士还在寻找追究塔利班暴行责任的新途径。去年在马德里，四个阿富汗公民社会组织在永久人民法庭这一调查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国际公民社会组织主持下，成立了阿富汗妇女人民法庭。尽管该法庭不具有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权力，但它提供了一个确立证据和形成法律论据的机会，而这些证据和论据可以为未来的起诉提供依据，并推动有关性别迫害和性别隔离制度的国际法发展。在一系列公开听证会上，阿富汗律师、研究人员以及塔利班暴行的幸存者提出论证，认为塔利班自2021年以来对妇女和女童实施的系统性镇压和排斥构成性别迫害，而国际刑事法院承认性别迫害是一项危害人类罪。去年12月，该法庭在海牙作出最终判决——考虑到这座城市作为国际司法中心的地位，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选择——支持了性别迫害的指控。法官们还认定，今天的阿富汗符合“类似隔离制度”的定义，并建议把性别隔离制度编纂进国际法。

阿富汗女性今天所做的工作，对于保留建立一个和平并且在经济上可持续的阿富汗的可能性至关重要。塔利班对女性的排斥不仅是对人权的侵犯，也正在侵蚀这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对女童教育和女性就业的限制，每年已经使阿富汗损失至少8,400万美元的经济产出——对于一个近四分之三人口都在艰难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贫困国家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数额。与此同时，塔利班的宗教学校正在教育下一代接受该组织的强硬意识形态。而那些地下学校正在维持人们获得另一种教育的机会，这种教育将支持一个多元社会，并为年轻的阿富汗人迎接后塔利班时代的未来做好准备。独立的公民组织则正在保存有朝一日重建这个国家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制度经验。

明智的投资

尽管阿富汗女性为抵抗塔利班付出了非凡努力，但外国与喀布尔的接触几乎没有承认或支持她们的努力。相反，一些外国政府已经得出结论，认为与塔利班建立某种交易性关系，是遏制极端主义、管理移民和稳定这个国家最安全的途径。尽管俄罗斯是唯一正式承认塔利班政府的国家，但中国已经接受了塔利班任命的大使递交的国书，而且该地区一些国家正在扩大与喀布尔的外交和经济关系。甚至欧盟委员会最近也邀请塔利班官员前往布鲁塞尔讨论移民问题，15个欧盟成员国参加了会谈。外国官员在这种接触中会提出并谴责对妇女和女童的镇压，但塔利班往往非常清楚，这些关切并不是与其谈判者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因此，随着塔利班加剧镇压，它所面临的外交代价不是在增加，而是在减少。

过去五年应该足以证明，进一步与塔利班合作不会缓和该组织的行为。例如，尽管美国、欧盟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都要求塔利班阻止恐怖组织利用阿富汗作为避风港，但联合国分析支持和制裁监测小组发现，塔利班与基地组织保持着“密切而共生”的关系，而且其他几个极端主义组织仍在该国活动。

与塔利班进行某些接触或许不可避免，但外国政府不应采取任何赋予该政权合法性的措施，因为这只会助长该组织进一步加深其国内镇压。相反，它们应该把与塔利班的接触限制在现有外交渠道之内，并制定优先考虑阿富汗长期稳定的政策。

这项努力的一部分，必须包括让阿富汗女性有意义地参与国际外交。塔利班政权系统性地把一半人口排除在任何形式的政治代表之外；世界其他国家不应该仿效这种做法。今天的外交努力过于频繁地给予塔利班正式参与谈判的席位，同时却把与阿富汗女性的接触局限于非正式磋商。在过去一个政府系统性地剥夺其相当大一部分人口政治参与权的其他时期，最突出的例子是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国际机构曾经设计出创新方式，让那些被剥夺政治代表权的人参与其中。同样的事情也可以在阿富汗做到。联合国应该建立一种正式机制，把阿富汗女性纳入有关阿富汗未来的正式、实质性讨论之中。这种有意义的参与将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只要塔利班继续把一半人口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就拒绝接受塔利班自称是阿富汗唯一政治声音的主张。这也将确保有关阿富汗的决定受到代表塔利班以外其他群体的参与者的影响和塑造。

各国政府和捐助方还应该向阿富汗境内外由女性领导的组织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持续的制度性支持。我曾听阿富汗女性说，国际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的削减，包括教育、医疗诊所以及女性领导组织失去资金，对她们造成的伤害与塔利班的政策一样严重。事实上，去年有100多家由联合国支持的社区医疗机构关闭；联合国妇女署2025年对阿富汗境内公民社会组织女性工作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其中50%的人由于资金削减而失去了工作。如果一场妇女运动要对抗一种威权秩序，它就需要资源。即使数额不大的资金也能发挥作用，只要这些资金在提供时不附带限制，而且能够保证持续数年，使工作人员可以集中精力建立关系、开展研究以及进行持续的政治倡议，而不是不断追逐短期资助。

尤其需要投资的一个领域，是阿富汗妇女和女童的教育与职业发展。外国政府和捐助方应该与阿富汗女性磋商，以确定如何使用这些资金才能发挥最大作用。但是，作为起点，它们应该支持获得认证的线上和线下教育项目、用于国内外教育机会的奖学金、邻国的专业研修项目、为海外机会提供签证便利，以及向阿富汗学生和专业人士提供计算机、软件和卫星技术。

持久的政治秩序只能来自阿富汗人民自身。

外国政府还必须保护那些逃离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人。伊朗和巴基斯坦已经共同强迫数百万在这两个国家寻求庇护的阿富汗人离境，实际上等于把其中的妇女和女童置于遭受塔利班迫害的境地。对德黑兰或伊斯兰堡拥有谈判影响力的政府，包括西方国家政府，应该向它们施压，要求停止这些强制遣返。德国等已经与塔利班达成协议、允许其把阿富汗移民遣返回阿富汗的国家，应该重新考虑这种安排。较富裕的国家还应该向接收难民的国家提供更多援助。这些保护措施是对阿富汗未来的投资。阿富汗妇女和男子今天正在建立的海外网络拥有专业知识、人际关系和制度能力，一旦出现政治开放的机会，这些资源可能对重建阿富汗国家发挥关键作用——正如2001年塔利班垮台后，阿富汗难民群体在重建这个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样。

美国负有特殊责任，保护那些在塔利班夺取政权之前曾与美国机构合作、在公民社会组织工作或者担任人权捍卫者，并在此后离开阿富汗的阿富汗女性。自华盛顿于2025年1月暂停难民接纳计划、随后又对阿富汗国民入境实施全面限制以来，其中一些人一直滞留在第三国。美国政府必须恢复处理和接纳被转介到美国进行难民安置的阿富汗人，并恢复切实可行的途径，使处境脆弱的阿富汗人，特别是妇女和女童，能够申请难民安置。美国政府还应该恢复此前适用于已经身在美国的阿富汗人的临时保护身份，川普政府于2025年7月终止了这一身份。

最后，外国政府必须支持追究塔利班侵犯人权行为责任的努力。联合国阿富汗独立调查机制、联合国阿富汗问题特别报告员办公室，以及由阿富汗女性领导、为法律程序收集证据的各种行动，都需要资金来支持其工作并支付工作人员的薪酬。那些推动把有关性别迫害和性别隔离制度的国际法律编纂成文的阿富汗女性，如果要推进自己的议程，也需要外国政府持续的外交支持。

打破循环

长期以来，阿富汗女性一直被置于其他人政治工程的中心，却被排除在实际政策决定之外。2001年美国领导的军事干预之后，西方政府把女性艰苦争取而来的权利作为成功的象征，但随后却在与塔利班的谈判中拒绝给予女性席位，而这些谈判最终以该组织重新掌权告终。现在，塔利班把自己对阿富汗社会的激进构想建立在性别隔离制度的政策之上。尽管两者之间不存在道德上的等同关系，但它们都是同一个问题的表现。西方国家曾经花费20年时间，帮助一代阿富汗女性获得提高其社会地位所必需的教育和培训，却在2021年之后基本上抛弃了她们。这些国家应该认识到，在今天最严酷的环境中帮助那些继续进行这场斗争的女性，既是道义上的必要，也是战略上的必要。西方国家并没有责任去“拯救”阿富汗女性。但是，这些政府确实需要正视过去的过错，并通过切实帮助这些女性以她们所能采取的一切方式塑造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打破这一破坏性的循环。

持久的政治秩序只能来自阿富汗人民自身——它既不能由外部力量强加，也不能通过与那些压制大多数人口的人谈判而产生。阿富汗女性对于这一事业至关重要。她们早已证明了自己的韧性、创造力和战略思维，而过去五年来她们对塔利班统治的抵抗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一个多元而和平的阿富汗符合全世界的利益。支持阿富汗女性的斗争，就是支持那些让实现这一未来的希望继续存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