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德国事务专家安德烈亚斯·勒德尔（Andreas Rödder）周一8月17日在《地缘政治情报服务》杂志发表的政治评论。他着重强调，“一个成分多元的新右翼反革命正在兴起，反对后现代绿色精英，并正在推动政治向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方向重塑”： 简而言之 2020年代正在见证一场三重革命：一种新的地缘政治秩序的出现、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化新阶段，以及一场反对2010年代后现代绿色霸权的新右翼反革命。这场文化革命也在挑战35年多前从冷战中胜利而出的自由民主制度。 1990年的自由主义秩序，在国内以民主、制衡、法治和人权、个人自由以及多元主义为指导原则。在国际上，它建立在领土完整、自决权以及主权国家自由结盟的权利之上。在经济上，它以自由市场经济、放松管制和私有化、健全的公共财政和减少补贴，以及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华盛顿共识”为基础。 然而，西方确信自己由此已经抵达“历史的终结”，这种确信所忽视的，不仅仅是这一自由主义秩序在俄罗斯和中国遭到了拒绝。即使在西方世界内部，一场后现代革命也对作为胜利者的西方、它的思维方式以及它的秩序观念提出了质疑：从启蒙运动的普遍理性主义，到性别和民族。 后殖民理论不再把西方与文明和自由、繁荣和民主联系在一起，而是把它与种族主义、压迫和剥削联系起来。与气候运动一道，一种新的叙事由此出现，把西方社会描绘成在结构上具有歧视性和破坏性。关注的重点从个人之间的任人唯贤转向“弱势者共同体”，强调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以及他们通过多元化、公平与包容获得补偿的诉求。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法国后现代理论，逐渐从学术圈渗透到整个社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它获得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称的“文化霸权”：即对公共舆论的支配，尤其是在移民与融合、气候与能源，以及性别、酷儿和多元化等议题上。 德国的红绿灯联合政府（2021—2024年）成为这种后现代绿色霸权在政治上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标志着它的转折点。2023年供暖法的失败，暴露了能源和气候政策在政治可行性上的限度。2023年10月7日之后（当天哈马斯袭击了以色列），与移民相关的反犹太主义成为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而红绿灯联合政府具有象征意义地垮台的那一天，恰恰体现了这种“氛围转变”，即2020年代的新右翼反革命：唐纳德·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一场新运动 这场新右翼反革命比后现代绿色革命更加多元：无论是在其起源、各国的具体表现，还是在其内容方面都是如此。 这些不同的运动在一些根本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存在分歧，包括它们对欧洲联盟、俄罗斯和法治的立场，以及它们的激进程度和与政治中间派合作的意愿。 把它们团结起来的是一个核心原则：拒绝后现代绿色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基础，包括移民、气候以及多元化、公平与包容等问题。它们也反对政治中间派那些已经适应后现代霸权的建制政党的政策。典型例子是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历届政府，包括它们逐步淘汰核电和实施能源转型的政策，以及2015—2016年的移民政策。匈牙利前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曾将这种移民政策斥为“人道主义帝国主义”，而川普政府则将其视为一种“文明灭绝”的危险。 这场新右翼反革命比后现代绿色革命更加多元：无论是在其起源、各国的具体表现，还是在其内容方面都是如此。 这种拒绝既有欧洲层面的因素，也有制度层面的因素。在许多问题上转向更加统一的欧洲做法——移民、货币、绿色新政、环境、社会与治理方面的考量以及数据——把整个政策领域的治理权转移给欧洲机构和法院，从而削弱了国家决策的力量。政治的司法化（或者说其法律形式化）导致法律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去民主化。它也强化了那些把自己塑造成反对建制政党、捍卫民主的代表者的论点。 此外，新冠疫情期间的政治发展促使言论自由变成了一个右翼议题，与“觉醒主义”和建制派相对立，并揭示出一种角色逆转：权力已经转向左翼，而批判则转向右翼。川普政府以自己的文化战争回应左翼文化战争的做法，有着更深层次的逻辑。 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针对的是华盛顿共识中的自由贸易正统观念。全球化已经导致去工业化，这一判断在美国铁锈地带早已得到认识，但德国尚未意识到这一点。只有当人们充分感受到德国工业曾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机械和设备出口、大规模直接投资以及在当地生产德国品牌商品——帮助建立起如今对德国制造商构成生死攸关竞争挑战的中国工业基础时，这一点才会变得显而易见。新右翼运动正在一个深受全球化之苦的工人阶级中获得共鸣。 钟摆向右摆动 “后自由主义”一词描述的是新右翼对自由主义秩序发起的攻势。钟摆正在向右摆动，而关键问题是：它能否被中间偏右力量接住，还是会一路摆向极右翼？未来几年政治辩论的核心，将围绕谁能在政治光谱的右翼一侧取得主导地位而展开。这也是中间偏右力量面临的决定性挑战。英国政治学家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为此提出了三项指导原则。 第一，中间偏右力量不能忽视或否认新右翼构成的挑战；相反，它应当正视并接受这一挑战——不是以蔑视和排斥的态度，而是以开放和尊重的态度。 第二，中间偏右力量必须放弃那种仅仅管理现有秩序的维持现状政策，转而以自己雄心勃勃的议程与之抗衡。这意味着推行一种由自身主动性驱动的积极变革与改革政策，其中包括让那些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人受益的政策。 第三，这要求提出一种鲜明而积极的叙事，既有别于那种把社会视为具有破坏性和歧视性的“觉醒主义”自我形象，也有别于右翼关于社会已经堕落的判决。西方社会具备一切必要条件，可以增进所有人的自由、安全和繁荣，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一个值得生活的未来。这可以成为一项可持续保守主义议程的指导原则，其范围从财政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一直延伸到教育和环境。促进并审慎应用新技术，必须成为中间偏右政治的一个核心重点，同时培育一种勤奋和机会公平、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的文化，以鼓励人们愿意承担风险并进行创新。 但是，对于欧洲尤其如此的中间偏右政党来说，在面对一个选票不断增加的新右翼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有四种选择，它们在整个西方社会中的适用性和可能性各不相同。 情景 最有可能：德国的“防火墙”继续拒绝新右翼 在德国，这给基督教民主联盟带来的后果，是陷入依赖左翼政党的恶性循环：它必须不断向左翼作出让步，而这些让步又会削弱它在右翼的地位，从而加深其对左翼政党的依赖，并要求它作出进一步让步，与此同时，选民则变得日益两极分化。希望在于至少能够实现温和的改革；危险则在于中间派造成政治体制的阻塞。 有一定可能：内爆、分裂、新政治力量形成与重新组合 进一步的碎片化以及一种新政治秩序的出现是可以想象的，而且如果中间偏右力量坚持第一种情景，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意大利在基督教民主党垮台时经历过这种情况，美国在茶党和“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兴起时也经历过这种情况。无论在政治还是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得到永远存在的保证，即使是功绩最为卓著的执政党也不例外。 可能性较低：中间偏右政党与极右翼政党合作 中间派和新右翼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双方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这比第一种情景更具有可持续性。政治学理论认为，这相当于迁就新右翼，并将导致中间偏右政党的衰亡。然而，政治现实更加复杂；荷兰、芬兰和西班牙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经验。在奥地利，中间偏右的奥地利人民党发现，排斥右翼的奥地利自由党反而强化了这个疑欧主义和民粹主义政党，而让奥地利自由党参与政治讨论，则削弱了它更加极端的倾向。 可能性最低：中间偏右政党同时与左翼和右翼合作 尽管这种情景的可能性最低，但它却最具有可持续性。瑞典、芬兰和西班牙的中间偏右政党已经采取了这种做法。它们把自己定位为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力量，并在一套“红线”的框架内，准备组建少数派政府，同时与左翼和右翼政党合作。 这种有条件地愿意展开对话的做法，迫使新右翼力量在激进化与温和化之间作出选择。这一战略依靠自由民主制度的整合能力，并为中间偏右政党提供战略回旋空间，与那些根深蒂固、很可能最终导致失败和内爆的政治阻塞形成鲜明对比。 正如各种各样的国家背景和发展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中间偏右力量应当如何应对新右翼政党，并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然而，改革和变革存在着客观需要，而西方政治体制内部的政治紧张也在不断加剧。中间偏右政党对于应对这些挑战具有关键作用。正如德意志帝国前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66年所说：“如果一定要发生一场革命，那么与其承受革命，不如由我们来发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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