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理事会网站》今日8月20日刊发两位战略与安全专家的署名评论－－“为什么伊朗至今仍未屈服”。安德鲁·L·皮克（Andrew L. Peek）是阿德里安娜·阿尔什特国家安全韧性倡议和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地缘战略倡议主任。乔纳森·帕尼科夫（Jonathan Panikoff）是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中东安全倡议高级主任。请读他们的评论： 要点 受两伊战争塑造，伊朗政权领导人似乎决心抵抗美国的压力，而不是投降。 该政权的韧性取决于确保安全部队的凝聚力、维持地区实力以及经受住民众动荡。 石油出口和硬通货储备是至关重要的脆弱点，因为美国的制裁和不断下降的能源收入正在继续削弱该政权。
“没有任何人比我给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更多达成协议的机会，”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周三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但他补充说，该政权未能同意达成协议，现在将导致美国对其施加“前所未有规模的经济战和孤立”。 这一决定可能标志着本届政府的做法发生转变，转向一种更类似于川普第一届政府期间针对伊朗的“极限施压”行动。不过，现在这种做法还与美国恢复直接攻击的现实威胁结合在一起，而川普已经证明，他在第二个任期内愿意实施这种攻击。 这种做法很可能会产生结果，尽管这需要时间。伊朗目前由参加过两伊战争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老兵领导。他们都是强硬人物，在屈服之前会先开枪还击。他们的战略取决于在短期内给美国造成足够的痛苦，以迫使美国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同时打乱地区联盟，以阻止各方针对伊朗政权进行更大程度的协调。但是，最终，日益崩溃的经济形势将迫使他们采取行动。 为什么伊朗至今仍未屈服？ 自从伊斯兰共和国在1997年上任的改革派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领导下首次出现解冻以来，西方一直紧紧抓住对另一个伊朗的理想化愿景。那是一个由海外侨民所许诺的伊朗，一个从强制佩戴、却戴得松松垮垮的头巾下隐约显露出来的伊朗，也是一个在德黑兰公寓的私密空间里聆听摇滚音乐的伊朗。这些伊朗人确实存在，而在某些绝望或希望尤其强烈的时刻，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街头向安全部队投掷石块，最初高呼要求变革，随后则要求结束这个政权。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伊朗。伊朗也是埃文监狱里的警卫、库姆神学院里的学生以及在街头巡逻的道德警察。每个国家都有多副面孔。但它们的政府通常要少一些。一般而言，革命政权具有韧性。它们对整个政治共同体的情绪以及自己的支持来自何处有着精明的感知。由于它们本身就是从街头崛起的，因此往往比那些生来就坐在王位上的人更能感知民众。伊朗新任最高领袖、前任最高领袖之子穆智塔巴·哈梅内伊（Mojtaba Khamenei）当然不是从街头走出来的。但围绕在他身边的、属于他父亲那一代的人却是。 这些人全都是强硬人物，他们已经历练出绝不让步的坚定意志。 伊朗经常被描述为一个在宗教上非理性、痴迷于殉道的政权，而它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如此。但是，对于其大部分统治领导层来说，推动他们一生的决定性经历并不是千禧年主义的宗教教义，而是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那场几乎已被遗忘的冲突持续了将近十年，期间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战斗，包括人海攻击和毒气攻击。然而，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基本处于僵局。到1984年，前线基本上已经陷入泥泞之中。双方实际上都无法推进，但此后多年里，双方仍然相互轰炸、施放毒气和开枪射击。 伊朗目前的最高级别谈判代表之一穆罕默德·加利巴夫（Mohammad Ghalibaf），在两伊战争期间是一名19岁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扬（Masoud Pezeshkian）在战争期间曾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名士兵和医生。这些人就是被寄予希望的温和派。伊斯兰革命卫队新任司令艾哈迈德·瓦希迪（Ahmad Vahidi）在战争期间曾以高级职务参与领导伊斯兰革命卫队，尽管当时他才20岁出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新任秘书穆赫辛·雷扎伊（Mohsen Rezaei），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都曾担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他是该政权此次新晋升人员中最重要的人物，但这些人全都是强硬人物，他们已经历练出绝不让步的坚定意志。 甚至在“史诗之怒”行动之前，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已经证明，它会把伊朗政权的生存和权力置于什么对伊朗人民最有利之上。许多伊斯兰革命卫队领导人似乎认为，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在叙利亚内战期间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更早地枪杀更多的人。今年1月伊朗发生的抗议活动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当时伊朗安全部队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射杀尽可能多的抗议者，一些估计显示，死亡人数在数日之内就超过了一万人。 伊朗最终会屈服吗？ 抗议活动数据是当今衡量该政权内部凝聚力的最佳指标之一。该政权所面临的示威活动的数量和规模，是衡量其实力的重要晴雨表。但或许比规模更为关键的是抗议活动发生的地点和参与者的构成。该政权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保护自己免受那些可以被称为其阶级敌人的群体的挑战——德黑兰北部的中上阶层居民、全国各地的学生、美国海外侨民的大家族，以及散布世界各地的前政权残余势力。毕竟，它这样做已经将近半个世纪。那些勇敢的年轻女性以先锋式头巾造型进行抗争的困境，并不总能激励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矿工，而后者或许对伊斯兰共和国更加友好。 这就是为什么发生在各地区而不是首都的抗议活动，对政权构成的生存威胁更大。就像2017年至2018年的抗议活动一样，以经济问题为基础的抗议会冲击伊朗的中下阶层和工人阶层，而这些人正是该政权安全部队的人员来源，他们更加虔诚信教，而且按理说应该是伊斯兰共和国的受益者。他们正是加入伊朗国内安全民兵组织巴斯基的人，也是那些在伊斯兰革命卫队——而不是伊朗常规武装部队国防军——服兵役的人。当他们开始表示异议时，安全部队发生分裂的风险便开始显著上升，而这对该政权而言将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信号。 衡量政权凝聚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伊朗所拥有的硬通货资产，其中包括美元、欧元、日元和黄金。伊朗使用硬通货向其代理人支付资金、支付进口商品费用，并支撑其国内货币里亚尔。石油销售是伊朗赚取硬通货的主要方式。这就是为什么针对伊朗最有效的制裁广泛瞄准其能源出口，而其中最关键的是瞄准那些为石油付款和资金转移提供便利的银行。2013年，在国际社会对伊朗石油产业协调一致的压力之下，伊朗石油出口量平均降至每日100万桶以下——相比之下，2011年约为每日220万桶；国际制裁的压力促成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达成。在川普第一届政府执政时期，伊朗原油出口量一度重新上升至每日185万桶，随后降至每日约44万桶。此后，伊朗的外汇储备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时期1200亿至1280亿美元的高点暴跌至2019年的150亿美元，当时川普的“极限施压”制裁已经实施。从2019年到2020年，随着这种压力的主要部分开始产生作用，伊朗可动用的外汇储备进一步下降至124亿美元。如果川普当时连续获得第二个任期，伊朗政权几乎肯定会被迫进行谈判。 从中长期来看，时间站在美国一边，因为伊朗正面临资金不断减少以及无法出口其能源的局面。 如今，伊朗究竟出口多少石油并不清楚。当然，它正在通过陆路运输尽可能多的石油，尤其是经由伊拉克，但与其海上贸易相比，这些数量想必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目前谈判达成协议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与霍尔木兹海峡有关。如果一项重新开放该海峡的协议允许伊朗收取费用或通行费，那么为了处理这些费用，很可能就需要解除目前针对伊朗金融部门实施的许多极为有效的核制裁。把金融制裁与伊朗核计划脱钩，可能意味着即使没有就核问题达成具体协议，美国针对伊朗的关键制裁也会终止。因此，美国不应达成一项包含伊朗向航运收取通行费的协议，而应该寻求其他办法，以维持石油流通和全球能源价格稳定。 坚持既定方针 那么，伊朗政权目前处于什么境地？一种乐观的解读是，如果三个驱动因素汇合，那么该政权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可能开始瓦解。这三个驱动因素是：第一，伊朗无法出口足够的石油来支撑其储备；第二，该政权的内部凝聚力开始出现裂痕，并导致伊朗在地区范围内的军事力量削弱；第三，国内的恶性通货膨胀引发广泛而持续的民众动荡。 从中长期来看，时间站在美国一边，因为伊朗正面临资金不断减少以及无法出口其能源的局面。然而，在极短期内，在美国这个汽油消耗量很大的夏季驾车季剩余时间里，而且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来临之前美国民众躁动不安之际，伊朗正在最大限度地利用一种它所认为存在的优势。 对美国而言，要取得中长期成功，就必须坚定维持对伊朗的制裁，不能把这些制裁作为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拱手让出。在经历了战争中更高强度的战斗之后，这将比十年前“极限施压”行动期间更加困难。伊朗在陷入绝境之前会先升级局势，而几个海湾国家已经开始寻求在面对一个不可预测的伊朗时确保自身安全。例如，沙特阿拉伯刚刚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其影响尚不清楚，但它表明该地区正在争相寻求安全保障。伊朗领导层持续发出的威胁——例如最近承诺展开“全面进攻”行动——正在推动这种转变，尽管从施压行动的背景来看，这或许意味着现状对德黑兰而言已经无法维持。 政权正在削弱的信号十分清楚。最终究竟什么会导致它屈服，目前既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从苏联到伊拉克，美国在预测外国的政治动态方面有着糟糕的记录。因此，事实上，这个政权可能明天就会垮台；那位可能成为“万王之王”的人可能回归并重新建立君主制。或者，这个政权也可能再维持三十年，而我们的孙辈届时或许仍然会担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核武器计划。未来是由勇气书写的，而考虑到其中的代价，要希望任何派别或阶层的伊朗年轻人再次走上街头，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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