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民主党政府前高官菲利普·H·戈登（Philip H. Gordon）今天8月18日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的评论。疑义相与析, 不妨一读：

对于任何30岁以下的人来说，恐怕很难充分体会2001年9月11日之后笼罩美国的那种恐惧。在那个可怕的日子里，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亲眼看到飞机撞进大楼，人们从摩天大楼上跳下，以及双子塔在数千名无辜者仍身处其中时轰然倒塌。随后数月乃至数年里，又发生了致命的炭疽袭击；有人企图利用藏在鞋子、内衣和软饮料容器中的炸药炸毁客机；巴厘岛、伊斯坦布尔、雅加达、伦敦、马德里、孟买等地发生恐怖暴行；有人驾驶车辆冲撞行人；枪击和持刀袭击也接连不断。在“9·11”事件之后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多数美国人而言，问题并不是下一次发生在美国本土的重大恐怖袭击“会不会”到来，而是“什么时候”到来。

彼得·伯根（Peter Bergen）的《历任总统的战争》记录了那些由这些恐惧塑造的重大决定和关键事件。恐怖分子劫持的不仅仅是飞机，也劫持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否定华盛顿有必要充当世界警察的观念，并于2000年以推行他所谓的“谦逊”外交政策为竞选纲领当选总统；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用一句话概括了他的现实主义：“我们没有必要让第82空降师护送孩子们去幼儿园。”然而，到2003年，恰恰是这个师发现自己不是在护送孩子，而是在为一场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充当先锋，这场战争旨在改造整个中东并使其民主化。由于一心专注于防止另一次“9·11”事件，布什在世界事务上的温和做法逐渐演变成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范式，其作用类似于1947年至1989年冷战所扮演的角色。

布什发动了反恐战争，但他绝不是最后一位进行这场战争的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虽然对美国军事干预持怀疑态度，而且他的当选部分归功于他反对伊拉克战争，但他发现自己不仅要继续打阿富汗战争，还要扩大这场战争——2009年至2012年间，他下令向阿富汗增派近5万名美军，使美军总兵力达到约10万人——同时还把致命的无人机战争从一种新颖战术变成了一种常规工具。2011年5月，美国特种部队终于击毙了“9·11”事件的策划者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但反恐战争远未结束。三年后，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也就是所谓的“伊斯兰国”，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并发动了一场残暴的杀戮、种族清洗、绑架和强奸行动；奥巴马最初曾轻蔑地把这个组织称为恐怖主义的“青年队”。它的崛起最终导致美国再次领导一场持续多年的地区军事干预。

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是外国干预的批评者——至少在竞选时如此——他于2016年首次当选总统时，希望降低反恐战争的优先地位，但与他的前任一样，他未能做到这一点。2017年8月，川普表示，他“最初的直觉”是完全撤出阿富汗，但“当你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办公桌后面时，作出决定就完全不同了”。他接受了军事顾问的意见，转而采取“以条件为基础”的撤军方式，而正是这一战略自2011年以来一直使美军留在阿富汗。同样，在叙利亚问题上，川普曾两次宣布撤出美军的计划，却从未彻底执行，主要原因是那些担忧仍有必要遏制“伊斯兰国”的体制内人士予以抵制。他的政府继续在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叙利亚和也门实施无人机打击和特种作战突袭，而且交战规则往往比过去更加宽松。

因此，到了2021年1月，乔·拜登（Joe Biden）成为“9·11”事件以来第四位发现反恐——尤其是阿富汗战争——闯入自己最初外交政策议程的美国总统，尽管他原本试图应对其他重大战略挑战。拜登从川普手中继承了一项与塔利班达成的协议，其中包括撤出所有驻阿美军的承诺，但执行这一协议的任务却留给了拜登。他确实执行了，但付出了巨大代价。失去美国及其他盟国军队的支持后，阿富汗政府迅速垮台，使塔利班在被赶下台几乎整整20年后重新接管了这个国家。混乱的美国撤军造成13名军人以及数百名阿富汗人死亡，数千名曾为美国工作过的阿富汗人被遗弃，并损害了美国公众对拜登的看法，而他此后再也未能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

美国人已经开始把“9·11”事件之后几十年的美国政策视为一连串的失败。伯根这部建立在深入采访和调查基础上的著作，以生动的细节展示了困扰美国努力的各种代价高昂的误判和错误。然而，更大的错误，是美国从一开始就发动了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并相信自己能够利用军事力量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中东。

如今，在川普第二届政府时期，反恐战争似乎正在走向终结。川普把自己在加勒比地区和委内瑞拉的干预描述为针对“毒品恐怖分子”的行动，并把他2026年2月对伊朗发动的攻击解释为对“世界头号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打击。但在实际政策中，打击政府所谓的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遗留”组织，其优先程度远远低于川普的其他战略重点，而且投入的资源和注意力也比过去25年中的任何时候都少。川普2025年11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非但没有把打击全球圣战主义置于优先地位，反而几乎没有提及这一问题，而是强调摆脱“永无休止的全球负担”。

今年秋天，当美国人纪念“9·11”袭击25周年时，伊斯兰主义恐怖主义的威胁当然不会已经消失。但是，作为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美国外交政策指导框架的反恐战争，将会结束。

胜利的代价

几乎没有哪位作家比伯根更适合衡量反恐战争的得失。他是最后一批见过本·拉登的西方记者之一——1997年，他所在的团队曾在阿富汗一间泥屋里采访这位基地组织领导人——此后，他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员的身份，并为了给自己撰写的多部有关基地组织、伊斯兰极端主义以及美国军事和反恐政策的优秀著作搜集资料，长期密切追踪本·拉登及其组织。

伯根讲述了一个从“9·11”事件一直延续至今、扣人心弦的故事。他严厉批评了许多发动和进行反恐战争的人，但也没有忽视这场战争取得的重大成功。美国及其盟友数十年来细致的情报工作，以及致命目标打击能力的进步，已经严重削弱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领导体系；如今，这两个组织都不再控制大片领土，也不像其鼎盛时期那样威胁西方或地区各国政府。这些组织及其分支仍然有能力发动造成大规模伤亡的袭击，正如2024年“伊斯兰国”的一个分支在莫斯科和伊朗实施的爆炸袭击所显示的那样，但如今它们已经只是昔日自身的影子，既缺乏富有感召力的领导人，也失去了意识形态上的势头和资源。2001年末，很少有美国人能够预料到，此后25年间，美国本土不会发生任何由外国组织实施的大规模致命恐怖袭击。这正是反恐战争的首要目标，而这一目标已经实现。

但是，实现这一目标所付出的代价同样极其巨大——而且由于一再出现的误判和过度扩张，这些代价远远高于原本必要的程度。根据伯根的估算，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至少耗费美国4万亿美元；如果把军人养老金计算在内，则达到6万亿美元。大约7,000名美国军人丧生，此外还有估计8,000名承包商死亡。保守估计显示，约20万伊拉克人被杀，另有数万名阿富汗人死亡。除了人员和财政代价之外，布什政府为推销伊拉克战争而操纵情报的事实曝光、系统性使用酷刑、违反国内法和国际法，以及20年来无人机打击在中东和南亚造成的平民伤亡，都给华盛顿的全球声誉造成了巨大损害。这些战争加剧了美国人对政府的不信任，并使整整一代美国人对“美国是世界上一股向善力量”这一观念产生了反感。

伯根对所有发动反恐战争的人都毫不留情，而他批评最严厉的，莫过于发动这场战争的乔治·W·布什政府官员。由于深陷对再次发生重大恐怖袭击的恐惧之中，布什及其团队“反应严重过度”，尤其是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参与“9·11”袭击的情况下，仍然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尽管他们曾不顾一切地试图找到这样的证据。以虚假理由入侵伊拉克这一战略错误，随后又因战术错误而变得更加严重。其中最主要的，是2003年5月由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作出的决定。布雷默经常被称为华盛顿在巴格达的“总督”，他决定解散整个伊拉克军队，并解雇数万名复兴党官员，从而促成了一支装备精良、心怀怨恨的叛乱力量的形成，美军最终不得不在此后数年里与这支力量在伊拉克各城市的街头交战。乔治·W·布什政府中没有任何人曾为这些失误承担责任——无论是美国军方，还是其文职领导人，也都没有为随后出现的混乱做好充分准备。

布什的所有继任者都不得不应对他的决定所造成的后果：一场资源投入不足、未能消灭基地组织的阿富汗战争，以及一场同时演变成教派内战和反美叛乱的伊拉克战争。一旦这场大规模扩张的反恐战争启动，奥巴马、川普和拜登都发现自己既无法扭转方向，也无法确定究竟应该以何种正确方式进行这场战争。每一位总统上任时都决心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并把资源重新转向其他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然而，没有一个人成功做到这一点，至少直到拜登以混乱的方式撤出阿富汗为止。

这种代价高昂的结局是否存在另一种选择？伯根没有明确这样说，但从他的叙述中可以合理得出结论：确实存在。美国显然必须以军事手段回应其本土历史上遭受的最严重袭击。但是，美国并非一定要发动一场范围广泛的全球反恐战争，使其目标远远超出摧毁那些威胁美国的恐怖分子，转而试图以某种方式彻底消除恐怖主义这种政治工具，并改造整个中东。如果布什把注意力集中在基地组织和本·拉登身上，而不是塔利班和伊拉克，那么他或许能够在美国被拖入一场代价高昂、持续25年的冲突之前，就摧毁这个组织及其领导人，并消除全球恐怖主义威胁。

当然，即使基地组织在2001年被击败、本·拉登被抓获，或者在2011年本·拉登被击毙、塔利班陷入困境时，也无法保证与塔利班达成任何协议一定是可能的。但是，很难说任何这样的协议会比最终出现的结局更糟——在塔利班被赶下台20年之后，这个国家最终又重新落入塔利班手中。川普谈判达成、拜登付诸实施的协议，表面上要求塔利班阻止阿富汗被用作全球恐怖主义的基地，但其中既没有真正的机制来强制执行这一承诺，也没有任何办法阻止极端分子进入后来接管这个国家并重新实施严厉伊斯兰统治的塔利班政府。毫无疑问，美国及其盟国军队在阿富汗驻扎20年期间消灭了许多恐怖分子，并使他们无法获得庇护地；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占领以及由此造成的平民伤亡，也激励了其他人加入他们的事业。

同样，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如果布什没有在2003年发动入侵、推翻萨达姆政权，后来究竟会发生什么。但是，很难说让萨达姆继续掌权所付出的代价，会比这样一场战争更加巨大：这场战争耗费数万亿美元，夺走数千名伊拉克人和美国人的生命，增强了伊朗的力量，煽旺了教派主义的烈焰，并导致“伊斯兰国”的崛起，以及随后为击败它而不得不进行的持续多年、血腥惨烈的战争。伯根的叙述为读者提供了充分理由，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场目标更加集中、规模更加有限的反恐行动，本来可以用低得多的代价保护美国人。

范畴错误

伯根对政策制定者所作决定的许多严厉批评是有道理的，而且他记录了大量一厢情愿的想法、代价高昂的错误、不诚信行为以及意想不到的后果。与此同时，伯根有时也落入了一个常见的陷阱，即暗示反恐战争的主要问题在于战术误判或执行失误，而不是那个根本性的战略错误：向一种战术手段宣告一场无所不包的战争，并试图利用军事力量改造整个地区。事实上，伯根一再抱怨政策制定者未能“为战后做好规划”，这本身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政治真空、教派分裂、邻国干涉以及对外国干预心怀怨恨的环境中，他们究竟怎样才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正如多届政府所发现的那样，在一个政府被推翻之后，如果美国投入的军事力量过少，就可能使各种敌对矛盾不断恶化，并让恐怖组织发展壮大；但如果投入的军事力量过多，又可能导致当地抵抗、因平民伤亡而产生的愤怒以及无法长期承受的代价。一旦一个政府被赶下台，几乎没有什么“战术”或“计划”能够确保建立稳定。尽管过去25年出现了种种失误，但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确实是在努力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以保护美国同胞免受真实存在的威胁；没有任何人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而且几乎在每一种情况下，那条没有选择的道路同样会付出严重代价。

这种现象最近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拜登在其总统任期初期决定全面履行川普政府关于2021年撤出所有驻阿美军的承诺，不留下任何剩余部队。伯根对这一决定提出了严厉批评，并认为，即使只留下2,500名美军，再加上人数为其两倍的欧洲军人、承包商以及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也足以“挡住塔利班”。但是，这种批评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塔利班之所以一直没有袭击美军，只是因为川普在2020年已经承诺把他们全部撤走。如果拜登放弃这一承诺、继续留在阿富汗，塔利班几乎肯定会重新发动军事攻势，而从长远来看，阿富汗军队仍然可能最终崩溃。这将意味着把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延长到第三个十年，并在美国还要应对欧洲和中东其他重大冲突之际，继续消耗稀缺资源。而到了那时，拜登的继任者又将面对那个熟悉的选择：要么下令进一步增兵，要么冒着遭受军事失败的风险。

《历任总统的战争》更多是一部历史综述，而不是一部试图开辟新研究领域的著作，但伯根确实为人们全面理解反恐战争中的一些关键事件作出了宝贵贡献。他令人信服地论证说，尽管布什政府官员声称无法确定，但2001年末，本·拉登几乎肯定就在阿富汗东部托拉博拉山区的洞穴群中，而美国未能投入足够兵力——部分原因是军事和政治注意力当时已经开始转向伊拉克——使他得以逃入巴基斯坦。伯根还审视了有关沙特阿拉伯与基地组织关系的新证据，并得出结论：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沙特政府直接参与“9·11”袭击，或者事先知晓这些袭击，但基地组织的关联人员或同情者对沙特政府机构的渗透和利用程度，比人们通常所了解的更加严重。最后，与人们通常认为本·拉登相信“9·11”袭击会把美国拖入一场血腥的中东战争这一说法相反，事实上他的想法恰恰相反：他认为，对美国本土发动袭击将促使美国从该地区撤军，就像1983年贝鲁特美国海军陆战队军营遭袭，以及1993年摩加迪沙“黑鹰坠落”事件分别促使华盛顿从黎巴嫩和索马里撤军一样。事实证明，就像美国官员一样，恐怖组织领导人同样可能作出严重误判。

如果这场持续25年的反恐战争真的已经结束，那么它造成的影响却远未结束。它在某些方面使美国变得更加安全，但也使美国变得更加贫困、更加分裂、更不受尊重、对世界更加厌倦，也更加缺乏自信。每一位公民——尤其是那些未来将制定美国政策的人——都应该认真面对《历任总统的战争》所揭示的首要教训：正当的恐惧以及对绝对安全的追求，可能导致一个大国过度扩张，而由此产生的后果，没有人能够预见，也没有人能够轻易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