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基·西利尔斯（Jakkie Cilliers）是比勒陀利亚安全研究所非洲未来项目负责人，著有《非洲的繁荣之路》。星期一2026年8月17日，他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其改编自该书的文章－－“非洲不能浪费其人口结构带来的机遇”， 请君一阅：

几十年来，观察人士一直把非洲经济增长缓慢归因于腐败、制度薄弱和领导不力。但这些解释忽视了一种正在发挥作用的更深层力量。影响非洲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稳定以及民主扎根可能性的最强大单一变量，是其人口的年龄结构。

当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到一定程度，使劳动年龄人口超过需要照料的儿童和老年人口时，这个国家往往最具生产力。当年轻成年人在人口中占据很大比例——而且他们受过教育、身体健康并且能够找到工作——经济就可能真正腾飞。人口年龄较大的社会，也往往比人口较年轻的社会更加民主，暴力也更少。

非洲的生育率目前仍大约是拉丁美洲和南亚的两倍，而今天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年龄中位数为19.5岁，相比之下，南亚为29.0岁，南美洲为34.0岁，欧洲为43.0岁。但是几十年后，许多非洲国家预计将迎来人口结构的黄金窗口期：随着数以百万计的非洲公民成长并进入劳动年龄，这片大陆的经济增长可能大幅加速。然而，如果治理不善，那些能够释放繁荣与民主潜力的相同条件，也可能导致一个国家陷入动荡。如果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年轻成年人可能奋起反抗，也可能受到强人统治者承诺的诱惑。因此，非洲各国必须从今天开始，为自己的机遇时刻做好准备。

按你的年龄行事

在非洲，繁荣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仍由人口结构决定。目前，这片大陆拥有22个低收入国家和23个中低收入国家。由于贫穷国家国内资本有限，而且吸引的外国投资很少，劳动力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根据使用帕迪中心国际未来预测平台进行的分析，当每一名儿童或老年人对应至少1.7名劳动年龄人口时，经济增长往往会加速。但今天，整个非洲大陆的平均水平只有每一名受抚养人口对应1.4名劳动年龄人口。

随着各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推动由制造业和服务业主导的增长方面，资本的可获得性变得比劳动力更加重要。而随着国家变得更加富裕，技术和金融等更高价值的服务业会逐渐成为推动经济扩张的主导因素，超过劳动力和资本。中国以及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都遵循了类似的模式：首先是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推动快速增长，随后资本积累和技术转移又为增长火上浇油。

大多数非洲国家尚未受益于那种推动这些亚洲国家起飞的人口结构。非洲的人口转型受到一种格外沉重的历史负担拖延。与其他地区相比，这片大陆的人口转型首先因奴隶贸易造成劳动年龄人口被掠走而放缓；随后，殖民统治又使当地人口教育程度低下，并与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贸易、工业化和技术传播浪潮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制度脱节。几个世纪以来，非洲的致命疾病流行程度异常之高，包括疟疾和昏睡病，这也使其死亡率高于温带地区，人口增长速度更慢，即使妇女一生中生育七个或更多孩子也是如此。

从20世纪50年代到大约1981年，非洲劳动年龄人口与受抚养人口的比例要么停滞在低水平，要么不断下降，而与此同时，亚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地区的这一比例已经呈现上升趋势。在过去45年里，这一比例开始缓慢提高，但在非洲大陆许多地区仍低于1.4。非洲从21世纪初到2010年代中期实现的经济增长，在不同寻常的程度上是由石油、铜和铁矿石的高价格推动的，而这些高价格本身又源于中国的工业扩张和快速城市化，并非源于有利的年龄结构。

但是，非洲的年轻人口正在逐渐成熟。预计从2025年到2050年，人口年龄中位数超过30岁的非洲国家数量将增加到大约三倍。非洲大陆大多数地区的生育率一直在下降，而儿童存活率的提高和女性教育水平的提升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使用国际未来平台进行的预测显示，非洲整体将在2053年左右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与受抚养人口1.7比1的门槛，而北非、南部非洲以及几个岛国将早得多达到这一门槛。我们的模型还显示，如果采取正确的政策，各国政府可以让人口结构黄金窗口期提前十年开启。这种不均衡的转型意味着，机遇将逐国出现，而不会同时降临。如果领导人做好准备，将会有更多非洲国家跻身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列。

年轻而躁动

然而，如果管理不善，这种能够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人口结构，同样也可能成为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年轻型社会给学校、医疗诊所和劳动力市场带来巨大压力，而这反过来又会削弱公众对那些无法跟上服务需求增长步伐的政府的信任。当年轻成年人——他们通常比年龄较大的人受教育程度更高、更愿意承担风险，也更可能参与政治动员——在人口中占据很大比例，而经济又几乎不能为他们提供向上发展的途径时，发生动荡的风险便会急剧上升。这种动态曾在2010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起义中发挥作用，而且在今天非洲局势最动荡的一些国家一再出现：中非共和国、乍得、马里、尼日尔、索马里、南苏丹、苏丹和乌干达。

根据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和理查德·辛科塔（Richard Cincotta）等学者的研究，人口年龄中位数所具有的预测能力表现得极为稳定。只要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维持在大约25.5岁以下，发生内部冲突和革命动荡的风险就会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跨过这一门槛，是预测冲突风险下降最有效的指标之一。一旦人口年龄中位数超过30.0岁，政治动荡还会进一步、并且显著下降——甚至在一个社会达到35.5岁这一完全人口成熟水平之前就会如此。截至2025年，只有少数几个非洲国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超过30.0岁。

当然，年轻人的不满是否会升级为动乱，也取决于政府控制异议的能力。拥有丰富资源而制度薄弱的国家，例如阿尔及利亚，可以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治安和监控，从而在短期内压制动乱。但是，如果没有负责任的制度，对安全领域的投资就会导致腐败和精英攫取，而不是带来长期稳定。例如，可以看看安哥拉、赤道几内亚、利比亚、南苏丹和苏丹，在这些国家，自然资源带来的财富暂时支撑着缺乏政治合法性的政权。资源依赖和人口年轻化带来的风险会彼此叠加：两者各自都会提高发生国内冲突的可能性，而当两者同时存在时，风险会进一步增大。

非洲近来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总部位于威斯康星州、研究政治暴力的非营利组织“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项目”的数据显示，自2010年“阿拉伯之春”以来，整个非洲大陆的骚乱和非暴力抗议活动都明显增加。这些事件通常发生在城市地区，其驱动力来自教育水平提高、就业机会有限、快速城市化以及社交媒体普及所形成的一种易燃组合。肯尼亚自2023年以来与税收有关的抗议、莫桑比克2024至2025年的选后动乱，以及2025年摩洛哥城市中由年轻人领导、针对公共服务和支出优先事项的示威，都符合这一模式：受教育程度更高、彼此联系更加紧密的年轻人口，动员起来反对那些控制着他们无法通过正常政治渠道获得的资源和职位的精英。

老人的游戏

人口年轻的社会不仅更容易发生动荡，也不太可能成为稳定民主制度的理想候选者。戈德斯通、辛科塔以及詹妮弗·休巴（Jennifer Sciubba）等其他学者的研究表明，人口年龄中位数非常低、生育率很高的社会，例如埃及，通常由威权政权统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口快速增长通常超过民主制度赖以正常运作的公民社会机构的成熟速度，其中包括独立媒体、法律倡导组织和工会。在年轻型社会中，这些机构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发展出制约行政权力所需要的深度和独立性。在缺乏包容性增长和广泛公民参与的情况下，心怀不满的年轻人有时会支持那些承诺带来秩序和就业机会的强人统治者，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就是如此。

人口年龄较大的社会往往趋向于稳定的民主制度。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5.5岁的毛里求斯，是非洲唯一一个在人口结构方面具备这种有利条件的国家。研究表明，在整个20世纪，当人口年龄中位数上升到35岁左右时，自由民主制度往往会得到巩固，而这一过程通常伴随着规模更大的中产阶级出现以及经济更加多元化。（当然，也存在例外。白俄罗斯、中国、古巴、俄罗斯以及几个海湾国家尽管人口年龄较大，却仍然保持着政治稳定和威权统治。）处于中间阶段的社会，其人口年龄中位数在30岁左右，往往会形成混合型政体——既不是完全的威权政体，也不是完全的民主政体——在这些政体中，选举与行政权力占据主导地位、制衡机制薄弱或者政治竞争规则存在争议的情况同时存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符合这一模式。

这并不是说，人口年轻社会中的普通民众应该接受专制者的统治，也不是说威权统治很可能产生一种有效的发展战略。每出现一个在威权统治下取得经济进步的例子，就会有一个经济衰退的例子。但是，一旦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受抚养人口的增长速度，从而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秩序和发展，渐进式民主改革就会变得更具可持续性。换句话说，非洲的人口转型也可能同时带来稳定和民主转型。

两个国家的故事

加纳与韩国之间的比较说明了一个政府如何既能够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又能够利用这种结构。20世纪50年代末，两国都刚刚独立，人口年龄中位数相近——大约18岁——收入水平也相近。韩国更早开始推进农业改革、普及基础教育、计划生育和公共卫生，使生育率到1984年降至人口更替水平以下。到1999年，每一名受抚养人口对应2.6名劳动年龄人口——这是有记录以来最高的此类比例之一，只有中国和亚洲“四小龙”达到过相同水平。至关重要的是，韩国也迅速实现了城市化。到1982年，60%的韩国人居住在城市，因此人口和企业得以集中，从而提高了生产率，并深化了劳动力市场。

加纳的人口转型遵循了不同的时间表。整个20世纪60年代，每名妇女的生育数量一直维持在接近七个，如今已经下降到大约3.4个。预计加纳要到2033年左右才会进入自己的人口结构黄金机遇期——比韩国晚了半个世纪，不过仍然早于大多数西非邻国。城市化同样来得较晚：加纳直到最近城市人口比例才达到60%。加纳受抚养人口比例较高，使家庭储蓄维持在低水平，限制了税基，并阻碍劳动力市场以原本能够支持更快速工业增长的方式扩张。

韩国之所以处于有利位置，可以影响自己的人口年龄结构，是因为它获得了大量外国援助，而且由一个专注于工业化和快速增长的精英集团治理。从1960年到1980年，美国和日本等其他国家向韩国提供了390亿美元援助（按2021年不变价格计算）。同期，加纳获得了60亿美元。两国都曾一度由腐败的军人统治，但韩国领导人往往把他们的不义之财投资在国内，而加纳人则把这些财富投资到伦敦和巴黎。（如今，其中许多资金都存放在阿布扎比。）

韩国开始了一场至关重要的农业转型，提高了生产率。如今，韩国94%的土地为私人所有，因此受到安全且可以执行的产权保护，这种产权能够激励投资，并允许土地重新配置。与此同时，加纳80%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许多农民耕作仅仅是为了维持生计。

人口年龄较大的社会往往趋向于稳定的民主制度。

但是，很快，曾经推动韩国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的相同力量，也将在非洲许多地区显现出来，尽管这一过程并不均衡。非洲各国政府有责任确保人口结构的黄金机遇期能够开启，并在其到来时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它们首先应该通过扩大儿童和孕妇获得医疗保健服务的机会，降低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当更多儿童能够存活到成年时，家庭就不会觉得有必要多生孩子来防范子女夭折的风险，生育率也会开始下降。此外，自愿获得现代避孕手段和性教育，可以让妇女及其家庭拥有少生孩子的选择。

让女孩接受教育是降低生育率最有力的单一方式，但其效果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女孩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时间越长，她们结婚和开始生育的时间往往就越晚，这既直接降低了生育率，也提高了女性未来的生产力和收入潜力——从而进一步强化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对供水、卫生设施和基本医疗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样有帮助，因为这些投资有助于预防那些造成高死亡率、进而导致高生育率的疾病。影响生育率并不仅仅是提供服务的问题；性别规范、对童婚的态度以及生育自主权方面的变化也同样重要。尽管这些变化往往逐渐发生，但政治人物、媒体宣传活动以及公民社会的参与，可以推动人们产生建立更小家庭的愿望。

归根结底，只有当由此形成的劳动年龄人口能够找到具有生产力的工作时，人口红利才能转化为经济增长。非洲各国政府必须提前做好准备，把职业和技术培训与实际劳动力需求联系起来——例如，在建筑、农产品加工、物流、可再生能源和数字服务等领域提供由雇主设计的学徒培训。政府还可以通过降低创办小企业的难度、扩大信贷担保和数字金融，以及改善交通连接和能源供应来扩大机会。取消那些对女性获得信贷和拥有资产造成格外严重阻碍的法律障碍和抵押要求，同时确保女性平等获得就业和晋升机会，也会有所帮助。

公民社会机构需要随着人口一起逐渐成熟。政府可以通过保护独立媒体和法院、加强选举管理和立法监督、执行任期限制，以及为年轻人参与政党和地方政府创造机会，提高民主转型成功的可能性。让年轻人参与公民社会，也能够增进日渐年长的精英与他们所治理的民众之间的代际理解。

年龄的时代

到本世纪中叶，非洲的人口结构将明显不同。非洲的劳动力将继续扩大，而中国、欧洲和其他人口老龄化经济体的劳动力则会收缩。如果非洲国家哪怕只能取得适度的生产率提升，其经济增长率也应该会超过那些如今正在日益老龄化、却在过去半个世纪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社会。

然而，除非非洲各国政府从今天开始采取行动，否则非洲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亮点。利害关系十分重大。非洲未来项目的模型分析显示，如果非洲国家能够通过更快降低生育率、更好地管理城市化、增强为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提高贸易一体化程度以及提高农业生产率，使年均经济增长率提高大约两个百分点，那么到2050年，非洲大陆的经济规模将比维持现状情景下扩大50%。随着繁荣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其人口将减少大约1.66亿，而人均收入占全球平均水平的比例将从大约28%提高到36%。

如果各国政府由于治理薄弱、对医疗和教育投资不足，或者无法吸纳不断增长的劳动力而浪费这一机遇，那么原本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同一股人口动力，反而将成为不稳定的根源——而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地区正在老龄化并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