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A·佩普 (Robert A. Pape）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芝加哥大学安全与威胁项目主任，著有《以轰炸制胜：空中力量与战争中的胁迫》。上周五7月24日, 佩普先生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伊朗与全球权力的新规则”。尽管我不完全赞成他的观点，疑义相与析，不妨一读：

1991年1月17日夜晚，全世界的电视观众看到了一幕他们此前从未见过的景象。在被高射炮火照亮的漆黑夜空映衬下，美国精确制导炸弹击中了巴格达的窗户、通风井和指挥掩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海湾战争进行了现场直播。对数以百万计的人来说，这些画面似乎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要理解这些画面为何意义重大，就必须回想起战争爆发前伊拉克曾显得多么具有威胁。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统率着近一百万武装人员。他的军队在与伊朗长达八年的残酷战争中幸存下来，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坦克部队之一。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了人们对萨达姆很快将挥军沙特阿拉伯的担忧，这可能使伊拉克成为波斯湾地区的石油霸主，并将全球四分之一的石油供应置于其直接控制之下。

几乎没有美国人预料到这会是一场轻松的胜利。越南战争的惨败仍然笼罩着美国社会。“你们这个社会无法承受一万人阵亡。”萨达姆在入侵科威特前一周对美国驻科威特大使说道。许多分析人士担心他可能是对的，而美国参议院也只是以微弱优势授权动用武力。五角大楼为重大伤亡作准备，向中东运送了数千个裹尸袋。人们预期的不是另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另一场越南战争。

随后发生的一切几乎震惊了所有人。经过五周空袭之后，联军地面部队仅用约100小时便解放了科威特。伊拉克军队全面崩溃。驻守科威特的30多万伊拉克军人被击败、被俘或被迫逃离。美国战斗阵亡人数仅为147人，考虑到战前人们的担忧，这一数字低得令人震惊。这个几个月前还显得实力强大的国家，竟如此轻易地遭到彻底击溃。

美国的胜利意义远远超出了战场本身，它凸显了美国当时非同寻常的国际地位。随着苏联走向解体，华盛顿已没有任何主要对手，并处于全球金融、科技和同盟网络的中心。美国拥有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匹敌的先进军事能力。美国成为现代历史上一种极为罕见的存在：一个没有任何实力相当竞争者的单一国家。“沙漠风暴行动”把美国实力这一原本抽象的概念，变成了人们亲眼见证的现实。世界各国政府、投资者和普通民众，由此共同形成了一幅关于美国军事霸权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的清晰图景。

大多数战争都会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只有极少数战争，会把历史划分为“之前”和“之后”。对于冷战后的世界而言，海湾战争正是这样一个历史分水岭。这场战争不仅解放了科威特，也开启了随后那个时代——一个通常被称为美国单极时代的时期。在那个时代，无与伦比的美国军事力量支撑着全球化、不断增长的繁荣以及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

但那个时代如今已经结束。美国已不再拥有1991年那样的军事优势。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实施精确战争所需的各种体系，已不再只是少数几个大国的专属；如今，越来越多的行为体都能够获得这些能力，并有能力与远比自己强大的国家抗衡。

事实上，伊朗战争正体现了这种历史轮回。当年的海湾战争展示了美国的霸权，而今天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则暴露了美国的局限性。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在这个时代，冷战后时期的基本假设将被彻底颠覆。美国已经无法再以低成本运用武力迫使他国屈服。美国实力非但不能保证稳定和可预测性，反而成为动荡的来源。较弱国家已经学会了抗拒与破坏的价值，并掌握了能够让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付出巨大代价的工具。未来将是一个危机更加频繁、维护全球贸易成本更高、围绕世界战略咽喉要道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支配冷战后时代的权力规则已经衰落，一个更加危险的国际秩序正在等待着世界。

伟大的期待

重大的军事胜利并不经常创造新的国际秩序。战争可能改变边界，但往往不会改变世界政治的整体结构。1991年的海湾战争则有所不同，因为它改变了世界的预期。战前分析人士预测与美国最终取得迅速而决定性胜利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各国政府、市场和社会都相信，一个新的现实已经出现。

这一现实建立在四个基本假设之上：美国能够毫不费力地实现军事目标；华盛顿拥有无与伦比的升级优势，能够迅速且低成本地击败重大威胁；美国的实力能够保障全球商业动脉中的货物流通；而任何对美国实力的抵抗，最终都将徒劳无功。

这些假设彼此强化。由于美国军事优势看似压倒一切，盟友减少了自身防务负担，并进一步加深了对华盛顿的依赖。由于美国实力使其他行为体不敢冒险对抗和升级冲突，投资者降低了对地缘政治风险的估计。由于海上贸易看似安全无虞，企业把供应链延伸至各大洲，并尽可能减少本土库存。由于美国实力似乎无可匹敌且不可动摇，大多数国家都选择适应美国，而不是反抗美国。

冷战后的国际秩序，与其说建立在华盛顿实施胁迫的能力之上，不如说建立在其可信度之上。各国并不需要亲身体验美国的军事力量，它们只需要相信这种力量即可。美国以如此迅速、如此低廉的代价击败伊拉克，以至于未来任何抵抗似乎都变得不合理。只有少数几个“流氓国家”和行为体，例如朝鲜、伊朗和索马里海盗，敢于无视这一举世皆知的现实。1990年，美国空军雄心勃勃地将其新理论命名为“全球力量，全球到达”。1991年的海湾战争，使这一理念成为一个几乎无人能够忽视的现实。

海湾战争所展现出的美国实力似乎不可战胜，这一印象立即对欧洲产生了影响。冷战时期，由于苏联威胁的存在，西欧各国一直维持着庞大的军队。1991年之后，欧洲国家大幅削减国防预算，同时不断深化经济一体化。它们于1992年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共同货币和欧盟成员国之间边界进一步开放奠定基础。前共产主义国家竞相申请加入西方制度体系。1991年时只有16个成员国的北约不断向东扩张，最终吸纳了曾属于华沙条约组织的大部分地区。那些几年前还惧怕北约的国家，如今却争相寻求纳入美国主导的秩序保护之下。到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主导地位已不再是争论的话题，而成为一种既成事实。

甚至美国未来的竞争对手也吸取了巴格达战争的教训。海湾战争期间，中国军方军官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因为从许多方面来看，伊拉克军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着相似之处。北京得出的结论是，工业时代的大规模军队在精确战争面前极其脆弱。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大幅裁减兵力，从1990年的近350万人减少到十年后的200万人，同时推进指挥系统现代化、扩充导弹力量，并大力投资信息技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挑战美国在东亚军事优势的许多能力，正源于中国当年试图理解伊拉克军队为何会在1991年如此迅速崩溃。

美国实力所带来的信心，对经济决策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对军事决策的影响，它推动了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相互依存扩张之一。商品、资本、能源和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国界流动。贸易占全球经济总产出的比重，从1990年的约38%上升到二十年后的约60%。制造企业广泛采用准时制生产。供应链跨越多个大洲，因为企业越来越相信，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低，即使未来海上贸易受到干扰，也只会是暂时性的。

那个时代的乐观情绪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假设：国际体系的战略基础已经变得异常稳固。而这一切，完全建立在美国军事霸权这一现实体验之上。1998年，美国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将美国称为“不可或缺的国家”，准确概括了当时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看法：国际稳定最终依赖于美国的实力。

即使经历了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这种假设依然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因为那场战争并未对全球市场造成严重冲击。战争不断爆发，危机时有发生，但真正严重的不稳定仍然只是例外，而非常态。世界各国政治领导人、企业以及普通民众，都围绕着这样一种信念来安排自己的预期：凡是足以影响全球市场和国际政治的重大冲击，最终都会得到控制。正如1805年特拉法加海战之后的英国一样，美国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其军事力量能够直接到达的范围，因为其他国家早已接受了一个事实：华盛顿是无法被挑战的。1991年之后，世界并没有变得和平，而是变得可以预测。

自我毁灭的种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冷战后秩序的成功，恰恰导致了这一秩序的瓦解。战争中的下一场技术革命，本身就是冷战后时代经济转型的产物。

每一次重大的军事革命，都建立在此前经济变革的基础之上。大国之所以能够崛起，不仅仅是因为拥有更强大的陆军或海军，更因为它们的经济能够持续创造维持这些军事力量所需的财富、技术和工业能力。1991年巴格达上空所展示的第一次精确战争革命，依赖的是当时只有少数先进国家才具备的能力。精确制导弹药、卫星导航、安全通信、红外传感器和先进处理器，都需要只有极少数国家才拥有的工业体系。海湾战争向世界展示了这些能力，但支撑这些能力的核心技术，仍然集中掌握在美国及其最亲密的盟友手中。

在随后的三十年里，全球化把这些原本稀缺的军事资产转变为大规模商业产品。半导体产业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地域分布最广的产业之一。2025年，全球芯片产业收入超过7,900亿美元，并正逼近每年1万亿美元，主要由智能手机、云计算和人工智能需求所推动。那些为商业市场生产先进处理器的供应链，也同时为制造用于摄像机、导航系统和边缘计算设备（即在本地而非远程云服务器处理数据的小型计算机）的零部件提供支持。

一部现代智能手机所拥有的计算能力，已经超过海湾战争时期许多军事系统，而且配备了当年只有情报卫星才拥有的摄像设备。民用市场为微型惯性测量单元（用于追踪位置、速度和方向的设备）、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锂电池和光学传感器创造了巨大的规模经济，而这些技术过去都需要国家资助才能研发。

传感器最能清楚体现这一变化。冷战时期，精确战争需要昂贵的军事侦察系统。如今，商业卫星已经能够提供过去只有政府才能获得的影像。高分辨率摄像机、热成像传感器、激光测距仪和导航芯片，已经广泛应用于农业和自动驾驶汽车等民用产业。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之间的壁垒不断瓦解。

如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暴露了美国的局限性。

人工智能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大型语言模型、计算机视觉系统和开源软件，提供了过去只有专业机构才能拥有的能力。巨额私人投资，使先进软件成为全球普遍可获得的商品，仅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半导体收入，在2025年就超过了2,000亿美元。更广泛而言，那些过去需要耗资数十亿美元军事计划才能获得的能力，如今已经可以依靠通过普通商业渠道购买的零部件实现。利用商业市场采购的电子元件组装而成的小型无人机，如今已经能够产生过去只有国家制造的先进武器才能达到的效果。

伊朗“见证者-136”无人机正体现了这一转变。它并非依赖昂贵而复杂的军事技术，而是把商业化导航芯片、惯性测量单元、卫星接收器、通信模块、处理器和软件——其中许多最初都是为民用电子产品设计——与简单的机体和发动机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一种精确武器，而其绝大部分零部件，都来自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全球商业供应链。重点并不在于“见证者”无人机技术多么先进，而恰恰在于它并不先进。

推动效率提升的全球经济，同样也推动了技术的普及。企业通过降低成本、扩大生产和向国际市场推广技术展开竞争。每一次让智能手机更便宜、电池效率更高、处理器性能更强的进步，也同时增强了较弱国家乃至非国家行为体所能够获得的能力。

然而，带来巨大繁荣的全球化，也创造了一个彼此紧密相连的体系，使局部扰动能够引发全球性后果。高度优化的系统往往十分脆弱：一个地区发生中断，就可能在数千英里之外产生连锁反应。例如，新冠疫情期间的半导体短缺，就影响了多个大洲的汽车生产。而在2024年和2025年，也门亲伊朗的胡塞武装，在与以色列更广泛对抗过程中，多次袭击穿越红海——这条通往苏伊士运河并连接欧洲与亚洲的重要航道——的商船。尽管这些武装分子无法在传统战争中击败远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但他们能够利用精确战争给全球经济造成巨大成本。由于不确定性增加，包括运输时间延长和保险费用上升在内的成本急剧提高，主要航运公司不得不将船只改道绕行好望角。

全球化帮助精确战争工具摆脱了先进国家的垄断。到了2020年代中期，精确作战能力的扩散开始逆转这种关系，使大国反而容易受到远比自己弱小对手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冷战后秩序的成功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出人意料的矛盾：强化这一体系的经济力量，也逐渐孕育出越来越难以维持这一体系的诸多技术。

分崩离析

精确制导武器似乎解决了军事史上最古老的问题之一。大国无需占领领土，也能够实现战略目标。空中力量可以取代地面力量，技术可以取代兵力规模。许多观察人士从1991年得出的结论十分直接：如果美国能够发现目标，它就能够在无需占领大片领土的情况下压制抵抗。

如今，伊朗战争已经暴露了这一假设的局限性。它也标志着精确战争第二次革命的到来。如果说1991年1月最具代表性的画面，是一枚激光制导炸弹钻入巴格达的一处通风井，那么伊朗战争最具代表性的画面，则是一架利用商业电子元件组装而成、由伊朗南部海岸某支机动小组发射的一次性小型无人机，飞向海湾地区目标。

新技术的扩散，带来了廉价无人机、巡航导弹、商业传感器和机动发射小组。伊朗的目标从来不是像过去那样在舰对舰海战中彻底击败美国海军力量，而是要让商业行为体相信，美国海军已经无法再保证它们绝对安全。

事实证明，这已经足够了。战争爆发后的数周内，油轮仍然继续穿越海湾，但随着能源市场不确定性蔓延，保险费用大幅上涨，航运流量也随之下降。在此前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历次危机中，战争风险保险费都曾飙升至平时数倍，航运公司宁愿绕行非洲数千英里，也不愿承担不断增加的风险。现代经济不仅需要石油，更需要按时、大规模并且在可预测条件下运送的石油。一旦信心消失，即使一条航道在物理上依然畅通，也可能在战略意义上变得不再可靠。

美国对伊朗试图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回应，遵循了传统大国的逻辑。美国与以色列一道，对伊朗南部的雷达阵地、导弹阵地、无人机设施和发射区域实施打击，摧毁了数千个目标。但替代系统很快便重新出现。伊朗能够比这些机动发射装置被摧毁得更快地分散、隐藏和重建它们。最初看似一个海上问题，逐渐演变为一个领土问题。美国能够摧毁少数发射装置，却无法控制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2026年6月，伊朗击落一架美国“阿帕奇”直升机，充分体现了美国所面临的困境。一架价值2万美元的“见证者”无人机，摧毁了一件价值3,500万美元的先进军事装备。即使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军队，也无法彻底消除廉价无人机带来的威胁。

伊朗持续抗拒美国，并不仅仅是一项战术上的成功。越来越多地，伊朗把不同战场视为同一个战略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亲伊朗民兵以及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它还打击了邻近海湾国家的美军基地和关键基础设施。最终形成的是一个并非依靠征服，而是依靠持续破坏所建立起来的新兴伊朗势力范围。第二次精确战争革命，使这种广泛而持久的破坏成为可能。

伊朗并非注定会成为中东的主导力量。它的经济依然疲弱，常规军事力量仍然逊于美国和以色列，许多阿拉伯国家对德黑兰的恐惧仍然超过信任。然而，它在作战上的成功能够创造政治机会。如果各国政府、市场和外部大国越来越认为，没有考虑伊朗意愿，海湾地区任何重大决策都无法作出，那么伊朗的军事筹码就将逐步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保险市场、能源交易商、航运公司和地区各国政府，不仅会对实力本身作出反应，也会对未来实力变化的预期作出反应。预期总是最先改变，而制度通常随后才会发生变化。

伊朗最终是否能够把作战筹码转化为某种地区主导地位，仍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这一阶段的战事究竟将如何结束，远未明朗。然而，精确技术的扩散已经彻底改变了剧本。海湾战争中美国迅速而压倒性的胜利，曾经表明精确战争能够使大国以相对低廉的代价控制争夺地区。相比之下，伊朗战争则表明，精确技术的扩散正在使大国陷入困境，也使控制争议空间变得愈发困难。

下一个战场

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事情，可能会以更大的规模在东亚重演。关于台海冲突的传统设想是，中国封锁台湾，而台湾则在围困中苦苦支撑。但第二次精确战争革命提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可能性：台湾可以利用无人机、机动导弹发射装置、商业传感器和人工智能，扰乱并威胁中国的海上贸易。

全球约五分之一的海上贸易经过台湾海峡，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意义的水道之一。尽管中国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但其国内生产总值中近40%依赖贸易，而绝大部分贸易通过海运完成。正如伊朗选择把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咽喉要道武器化一样，台湾也可以采取同样做法。

可以把台湾视为一个大型、无法击沉的发射平台，拥有数千架航程可达750英里的无人机。中国的主要海港均位于这一航程之内，包括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和深圳港。因此，面临风险的并不仅仅是穿越台湾海峡的航运。即使没有实施正式封锁，台北也可以采取更多手段打击这个体量远大于自己的对手，并持续威胁通往中国主要港口的商业航道。

较弱国家如今已经看到，反抗美国是可能的。

中国可以把部分航运路线改至台湾以东，或者改走靠近其他国家的更远航道。但正如红海危机期间船只绕行好望角一样，问题不在于贸易是否还能继续，而在于贸易能否以可预测的方式和可以接受的成本继续进行。台湾的筹码来自它横亘在通往中国工业核心地带的海上航道之上的地理位置，也来自第二次精确战争革命赋予台湾的能力，使其能够让这些航道长期处于高风险之中。

台湾无需击沉很多船只，就能够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造成重大影响。少数几次成功的无人机袭击——甚至只是未来可能发动袭击的预期——就可能触发一个人们熟悉的连锁反应：保险费率急剧上涨，商业承运商重新评估风险，航运流量随之下降。即使实际物质破坏仍然有限，经济混乱也会层层扩散。鉴于世界对中国商品的依赖，这种影响将对大多数国家造成严重冲击，并在数月之内显现，甚至可能导致全球经济收缩。中国这个依赖贸易的经济体，很可能遭遇自20世纪80年代启动重大经济改革以来最严重的外部冲击。它将不得不应对现代贸易赖以维系的信心崩溃。能源进口、制造业供应链、出口产业、航运融资和外国投资，都将同时承受压力。

美国在伊朗战争中的困境，实际上可能使中国认识到攻击台湾的愚蠢；台湾可以复制伊朗的战略，并对中国和世界造成巨大影响。

权力的新规则

未来的冲突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全球主要经济咽喉要道周围，包括台湾海峡、南海、马六甲海峡、红海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本身。更高的保险费率、更昂贵的航运成本、重复建设的供应链、维持更大库存和战略储备的必要性，以及推动国内生产的政治压力，都会逐渐抬高国际贸易成本。一个被全球化抹平的世界，将再次出现起伏和裂痕。因此，一套有关全球体系的新假设和新规则，如今正逐渐显现。

美国的军事优势已无法再保证以低廉代价实现政治目标。美国仍然拥有无可匹敌的破坏能力。然而，摧毁目标与决定结果是两回事。无论华盛顿多么有能力惩罚敌人，它却难以迫使敌人屈服。升级冲突也不再自动有利于美国。精确武器、地理条件和分散式网络，使较弱行为体能够以比强国压制威胁更快的速度抬高成本。美国可以利用空中力量升级冲突，甚至投入地面部队，但它已经不再拥有升级优势。

与此同时，美国干预也不再能够保证目标地区的经济稳定。三十年来，市场一直认为美国力量有助于降低风险。如今，美国干预反而加剧不确定性。全球化创造了巨大的繁荣，但也制造了单靠军事力量难以消除的脆弱性。较弱国家如今已经看到，反抗美国是可能的——抵抗不再显然是徒劳的。这些行为体无需击败美国，就可以挫败美国。它们只需要削弱信心、施加成本，并撑过外界对其必将失败的预期。目标不再是在战场上取得传统胜利，而是通过制造破坏来获得筹码。

这并不是说今天每一个较弱国家都能够挫败美国，而只是说，随着第二次精确战争革命的技术继续扩散，越来越多国家很可能获得这种能力。地理条件、战略目标以及获得廉价精确系统的能力，将共同塑造这一新地缘政治环境的轮廓。

在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强国把经济财富转化为军事优势，再把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冷战后时代似乎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然而，第二次精确战争革命呈现出一种不同模式。经济成功会促使新技术扩散并被广泛采用，从而帮助较弱行为体，使它们能够给更强大的对手施加比过去更高的成本。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其地缘政治实力，与其说取决于它控制其他国家的能力，不如说取决于其他国家对它所维持和支撑的各种体系抱有多大信心。

霍尔木兹海峡或许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如果同样的机制在台湾周边出现，那么国际政治的下一个时代，将不是由全球化的扩张所定义，而是由保护全球化所需付出的代价所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