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兼普林斯頓大學講師的扎克·庫珀（Zack Cooper）與2025年11月6日在 《外交事務》雜誌發表評論呼籲，“整合拒止和懲罰的全面威懾以遏制中國侵台”:

近年來，華盛頓許多人將重點放在威懾中國入侵台灣上。今年早些時候，美國國防部負責政策的副部長埃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在就職前曾斷言，台灣應該“集中精力實施拒止防禦以抵禦入侵”。的確，一系列小型、廉價的武器系統在擊退中國的兩棲登陸方面具有巨大潛力。因此，川普政府新的《國防戰略》採取拒止戰略來阻止對台入侵是正確的。

但是，擊退入侵並不一定能結束戰爭。中國軍事專家喬爾·伍斯諾(Joel Wuthnow)警告說：“中國在入侵失敗後，不可能承擔責任，不可能承認軍事解決方案不切實際，也不可能轉向一套對台政治目標截然不同的方案。”在入侵失敗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或其繼任者）不太可能就此罷休。相反，中國領導人可能會認為，繼續戰鬥損失更小。

正因如此，政治學家邁克爾·貝克利認為，“圍繞台灣的戰爭很可能會曠日持久，就像自工業革命以來幾乎所有大國戰爭一樣。”二戰最終以盟軍攻占德國首都、美國在日本投下核武器而告終。在美中戰爭的背景下，這兩種選擇似乎都不可取；華盛頓需要找到其他結束戰爭的途徑。因此，在未來幾年，美國必須組建兩支力量：一支用於阻止中國入侵，另一支用於結束衝突。從根本上防止戰爭爆發，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於川普政府和其他一些政府所關注的創新型拒止威懾手段。但僅靠拒止能力是不夠的。即使入侵失敗，一場戰爭仍持續不斷，結束這場戰爭也需要傳統的武力投射。

拒止威懾

在二十世紀，美國將全球武力投射的藝術發揮到了極致。前沿基地和航空母艦的組合使美軍得以在全球範圍內開展行動。隨着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軍事優勢也意味着，一支軍隊可以同時運用兩種截然不同的威懾手段：拒止和懲罰。

以1996年台灣海峽危機期間美國航母打擊群的作用為例。當時，中國正在台灣附近海域進行軍事演習和導彈試驗。隨着緊張局勢升級，華盛頓將兩艘航母部署到台灣附近。這些打擊群通過威脅以武力回擊來實施拒止威懾。但他們也通過懲罰來起到威懾作用，威脅稱如果北京執意行動，將面臨嚴重後果，因為艦載機可以打擊駛向中國的船隻，甚至可以打擊中國大陸的目標。

然而，近年來，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的部隊開始針對更具體的任務進行調整。前沿基地和航空母艦的建設和維護成本高昂，而且仍然容易受到彈道導彈和其他非對稱系統的攻擊。因此，五角大樓官員正在推動採購更多“消耗型”系統，這些系統生產成本相對較低，設計為消耗品，供在中國不斷擴大的威脅區域內作戰的小型部隊使用。正如美國海軍陸戰隊前司令戴維·伯傑在2021年的一次國防工業會議上所解釋的那樣，美國必須“習慣使用消耗品”。

結束台灣戰爭需要傳統的軍事力量投射。

但消耗型系統對中國在台灣周邊海域和空中的日常脅迫行動作用有限。去年，台灣探測到中國飛機5105架次飛入其領空。防禦這些飛機需要昂貴的噴氣式飛機，而非低空飛行的無人機。在海上，應對中國海軍在台灣周邊海域的入侵，需要能夠監視這些活動並在必要時挑戰中國軍隊的艦艇

即使公開衝突爆發，拒止也只是部分解決之道。美國的水雷和導彈可以擊沉中國艦艇，造成數千名士兵傷亡，但中國領導人可能仍然會尋求至少取得部分勝利。解放軍可能會試圖奪取台灣的離島，或者實施海上封鎖，同時其軍事力量將台灣周邊海域變成無人區。“美國要想取得勝利，就必須進行長期封鎖，”前情報官員朗尼·亨利曾這樣認為。

因此，美國必須能夠讓中國相信，如果在入侵失敗後繼續戰鬥，將會付出無法承受的代價。拒止戰略只是第一步；懲罰的威脅才是美國最終的王牌。

無法停止，也不願停止

烏克蘭戰爭表明，即使最初的入侵陷入僵局，結束衝突也並非易事。烏克蘭利用無人機和地雷等小型廉價武器系統，阻止了俄羅斯迅速取得勝利，但未能讓俄羅斯付出足以說服普京停止戰爭的代價。俄羅斯在戰爭中遭受了慘重損失，但普京似乎認為繼續戰爭的代價低於承認戰敗的代價。

俄羅斯的例子警示着中國可能採取的行動。理想情況下，入侵台灣失敗的前景應該能夠威懾中國，但中國領導人可能會認為，在最初的失敗之後，他們有多種動機來拖延戰爭。首先，中國的工業產能遠超美國，因此能夠更快地補充兵力。過去三十年間，中國進行了大規模的軍事建設。美國海軍情報局評估認為，中國的造船能力是美國的230多倍。與此同時，美軍面臨嚴重的彈藥短缺，一些專家預測，一旦與中國發生衝突，美國的彈藥儲備可能在短短幾周甚至幾天內就會耗盡。

北京或許認為，在其他物資供應方面，它也能比華盛頓和台北堅持更久。事實證明，通過陸路向烏克蘭運送物資都困難重重；在與中國的衝突中，即使是通過水路向台灣運送基本生活必需品，難度也會成倍增加。台灣是一個相對較小的島嶼，糧食和能源儲備有限。相反，北京快速發展風能、太陽能和核能將有助於其抵禦美國的能源封鎖。

北京相信，它能夠在與台灣的意志較量中勝出。

圍繞台灣的衝突最終可能演變成一場意志的較量——北京認為自己能夠贏得這場較量。中國官員曾將台灣描述為“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的看法則截然不同：“台灣距離我們9500英里，”他在接受彭博商業周刊採訪時說道，“距離中國大陸只有68英里。我認為我們必須謹慎行事……這是一件非常非常棘手的事情。”美國民眾支持台灣，但許多人並不希望與中國發生直接衝突：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在2024年就美國民眾是否會支持保衛台灣免受中國入侵進行調查時，大多數受訪美國人要麼反對這樣的政策，要麼表示不確定。

中國在台灣衝突中的失敗也可能威脅到習近平或其繼任者的權力，並削弱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習近平會避免承認失敗，因此可能會命令中國軍隊繼續進行一場註定失敗的戰爭。如果沒有懲罰的預期，中共可能會認為失敗的風險大於繼續衝突的風險。

鑑於以上種種原因，中國領導人即使在最初戰敗後也可能更傾向於繼續戰鬥。為了結束衝突，美國需要發出可信的懲罰威脅。科爾比和其他川普政府官員顯然認識到這一點；他曾參與撰寫一份2022年的報告，倡導“選擇性懲罰行動”和“通過施加成本來有效控制局勢升級並尋求結束與中國的戰爭”。這些行動可能包括禁運或扣押中國在海外的資產。但北京一直在努力抵禦政治和經濟壓力，因此軍事升級可能勢在必行，包括打擊關鍵基礎設施和中國國防工業基地的部分區域。這些舉措將增加中國繼續衝突的成本，但也帶來了一個戰略困境。

適度悖論

許多因素都會使任何懲罰威脅變得複雜。首先是蘭德公司研究人員所稱的“金髮姑娘挑戰”：懲罰的威脅必須足夠強，才能說服北京結束一場它投入巨大的衝突；但又不能太強，以免引發不可接受的升級，例如動用核武器。找到這個中間點並非易事。

因此，將台灣衝突的初期規模控制在一定範圍內至關重要，以便為中國領導人提供緩和局勢的途徑。中國領導人或許會在聲稱已給台灣一個教訓或奪取部分爭議領土後做出讓步。然而，中國在衝突爆發前的宣傳策略可能會設定更高的門檻：中國領導人可能會妖魔化台灣和美國以爭取公眾支持，同時大肆宣揚解放軍的軍事優勢和中國的偉大復興。入侵台灣的開端可能是北京象徵性地燒毀自己的船隻，使其沒有回頭路。

在台海衝突之後，華盛頓、台北和其他地方的政治人物可能會提高賭注。他們可能會試圖利用北京的弱點來限制中國的野心，正式確立台灣獨立，或削弱中共的權力。在“過熱”和“過冷”的政策之間，存在着一條微妙的界限，而隨着戰爭持續時間延長、傷亡加劇和破壞性擴大，權衡利弊將變得更加困難。

第二個挑戰是，美國“橫向升級”（即擴大衝突範圍）的策略如今可能不如以往有效。將更多資金投入拒止能力可能會擠占用於更具威懾力的軍事平台（例如隱形轟炸機和配備巡航導彈的潛艇）的資源。儘管美國戰略家曾討論過封鎖以阻止中國進口能源的可能性，但中國核電站和可再生能源目前占其能源產量的三分之一，因此北京受能源封鎖的影響較小。削減中國的化石燃料進口雖然會造成長期損害，但台灣的處境會更加糟糕。

因此，川普政府《國防戰略》面臨的最大挑戰並非是否將資源分配給拒止戰略，而是如何將拒止和懲罰整合到一個全面的威懾框架中。擊退對台灣的首次攻擊固然必要，但還遠遠不夠。如果沒有結束戰爭的計劃，華盛頓將面臨重蹈覆轍的風險，重蹈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略的覆轍——許多川普政府官員都曾批評過這種戰略：贏得第一場戰役，卻輸掉整場戰爭。如果美國想要威懾中國，就必須讓中國領導人相信，華盛頓不僅擁有應對衝突初期階段的戰略，也擁有應對戰爭後期階段的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