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25年12月10日，研究中东问题的两位学者玛丽亚·范塔皮（Maria Fantappie）和瓦利·纳斯尔（Vali Nasr）在《外交事务》杂志就教派争斗对中东的未来发表评论。玛丽亚·范塔皮是罗马国际事务研究所地中海、中东和非洲项目负责人。瓦利·纳斯尔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马吉德·哈杜里国际事务和中东研究教授，《伊朗大战略：政治史》作者。他们认为中东两大教派具有持久力量，解决中东问题需要考虑什叶派团体的权益. 他们呼吁不要误解伊朗“抵抗轴心”的本质和潜力：

人们普遍认为，以色列和美国今年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以及德黑兰在加沙、黎巴嫩和叙利亚的盟友和代理民兵组织的覆灭，已经彻底遏制了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但这种观点误解了伊朗所谓“抵抗轴心”的本质，以及德黑兰重建该轴心的潜在能力。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伊朗利用局势动荡，从伊朗到伊拉克，再到黎巴嫩、也门和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一个由什叶派社群、政府和民兵组成的跨国意识形态网络，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忧心忡忡地称之为“什叶派新月地带”。到2014年，分析人士经常指出，德黑兰控制了四个阿拉伯国家的首都：巴格达、贝鲁特、大马士革和萨那。

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个轴心如今已支离破碎。其伊朗缔造者日渐老迈，而他们在阿拉伯世界的伙伴则在以色列的空袭中遭受重创。过去两年，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谨慎的缓和也加剧了人们的这种看法：此前，两国之间的敌对关系一直是该地区教派冲突的根源。

即便抵抗轴心的帷幕即将落下，什叶派的政治和宗教认同依然完整。尽管伊朗的代理人网络帮助德黑兰维持了对阿拉伯世界的巨大影响力，但该轴心的韧性也源于信仰、社群和家庭纽带的持久力量。在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毁灭性战争之后，海湾阿拉伯国家和美国为维护中东稳定所做的努力，其背后都笼罩着该地区什叶派的未来走向这一重大问题。因此，这些潜在的和平缔造者必须更加谨慎地将该地区什叶派——无论身处伊朗境内还是境外——纳入其区域秩序愿景的考量范围。

目前的计划是在不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占领的情况下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更遑论重建被摧毁的黎巴嫩什叶派聚居区、取代什叶派曾经从真主党获得的各种服务，或赋予什叶派在国家政治中更大的发言权——这实际上剥夺了什叶派的权利。如果以色列兑现其近期入侵黎巴嫩的威胁，这将对该国的什叶派社群构成生存威胁，并促使他们动员起来进行抵抗。随着逊尼派在叙利亚的统治日趋稳固，以及美军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施加压力，什叶派所感受到的围困感可能会蔓延至整个地区。如果什叶派在国家建设和外交进程中被边缘化，他们很可能会重新拥抱社群政治，将其作为生存策略，从而加剧更广泛的不稳定。而伊朗若无法在新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就难以被有效遏制。

信仰的飞跃

尽管什叶派仅占全球穆斯林人口的15%至20%，但在中东地区，他们却约占穆斯林人口的一半。什叶派穆斯林在巴林、伊朗和伊拉克占多数，在也门也几乎占多数；他们是黎巴嫩最大的宗教群体。然而，在整个二十世纪，该地区的主导力量却是逊尼派。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引发了什叶派崛起的担忧，同时也带来了逊尼派的抵抗。教派间的紧张关系贯穿了1980年至1988年残酷的两伊战争，这场战争也促成了什叶派重要的跨国联系：后来成为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领袖的阿布·马赫迪·穆罕迪斯在战争期间逃离伊拉克，与伊朗同胞并肩作战，对抗萨达姆·侯赛因。

2003年美军推翻伊拉克政府后，这些跨国什叶派联系急剧扩展，引发了宗教认同的复兴。越来越多的什叶派信徒前往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圣地，以及位于巴格达以南的纳杰夫和德黑兰以南的库姆等历史悠久的什叶派学术中心。与此同时，什叶派政治和军事力量也开始涌现，填补伊拉克的权力真空。 2000 年代中期，伊朗革命卫队寻求伊拉克盟友（如穆罕迪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战士（如阿里·穆萨·达克杜克和伊马德·穆格尼耶）的帮助，以组织拒绝解除武装并加入美国领导的政治过渡的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分子。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随着叙利亚和也门内战的蔓延，伊朗和什叶派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这些权力斗争不可避免地带有教派色彩：叙利亚的阿拉维派统治者与什叶派的联系并不紧密，但逊尼派伊斯兰主义对他们构成的威胁使他们成为伊朗和真主党的亲密盟友。2013年，伊朗和真主党组织了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什叶派武装人员，帮助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军队对抗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后者得到了伊朗在该地区逊尼派对手的支持。次年，伊朗精锐的革命卫队与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联合起来，对逊尼派领导的伊斯兰国（也称ISIS）发动了全面战争。革命卫队司令卡西姆·苏莱曼尼领导了这场战役，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战场上无处不在。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他们信奉什叶派宰德派——与伊朗结盟，共同挑战也门的逊尼派。

什叶派高级宗教权威人士、巴格达和贝鲁特等地的什叶派主流中产阶级，以及担忧“伊斯兰国”宗派血腥暴行的什叶派精英，都支持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使之演变为一场广泛的什叶派斗争。2014年6月，“伊斯兰国”兵临巴格达城下之际，伊拉克最高什叶派宗教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他一直反对伊朗在该地区动员什叶派参与军事行动——甚至发布了一项宗教法令，指示伊拉克青年加入苏莱曼尼的民兵组织。

战场上对“伊斯兰国”的胜利巩固了什叶派在伊拉克的统治、胡塞武装在也门的战斗以及叙利亚的复兴党政权。他们还帮助将逊尼派民兵组织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对以色列发起的战斗与抵抗轴心的总体斗争联系起来。在这些胜利的鼓舞下，伊朗利用该轴心将力量投射到整个地中海和红海地区，在以色列周围构筑了所谓的“火环”。

裂痕加剧

但2019年ISIS的决定性失败为该轴心的衰落创造了条件。年轻的什叶派穆斯林加入反ISIS民兵的人数骤减。该地区的什叶派领袖越来越不愿意将宗教活动与参与伊朗的军事行动混为一谈。西斯塔尼身处伊拉克城市纳杰夫，公开与该轴心的行动划清界限，谴责民兵暴力，他认为什叶派在伊拉克的持久力量在于他们能够对国家和政治施加影响。

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役中，什叶派民兵控制了伊拉克大片领土，在许多城市和巴格达部分地区，他们的势力范围超过了伊拉克军队和警察的控制范围，并获得了独立于中央政府的相当可观的经济实力。然而，随着他们参与暴行和镇压反腐败抗议活动，他们作为什叶派救星和伊拉克稳定保障者的信誉受到了损害。2020年，美国的一次空袭炸死了苏莱曼尼和穆罕迪斯，标志着该轴心国的又一次失败。2021年，与伊朗及其支持的民兵组织有关联的伊拉克政党在议会中仅赢得17个席位，远低于2018年的48个。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领导的对以色列的袭击，最初看起来像是该轴心国的一次强大武力展示。但实际上，它暴露并加速了该轴心国的衰落。该地区的什叶派武装力量试图动员起来支持哈马斯。但在2024年11月，以色列将真主党的通讯设备改装成炸弹，重创了该组织，造成42人死亡，数千名官员和武装人员受伤，并在一次空袭中暗杀了数十名指挥官及其魅力领袖哈桑·纳斯鲁拉。一个月后，在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在土耳其支持的逊尼派武装的推进下垮台。

当以色列和美国在6月对伊朗发动猛烈的直接军事打击时，德黑兰的什叶派代理人并没有挺身而出保卫伊朗。被迫将注意力转向国内，伊朗领导人认为进行跨国呼吁并无益处，于是呼吁伊朗民众保卫祖国。同样，伊拉克和黎巴嫩的什叶派盟友也摒弃了基于跨国宗教认同的言论，转而更加彻底地拥抱各自的民族主义。

那些见证什叶派崛起的领导人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伊朗如今似乎不再指挥其地区盟友，而是跟随这些盟友的步伐。曾经以中心辐射式布局的影响力体系，如今更像是由志同道合的团体组成的联盟，这些团体目标一致，但各自独立运作。在伊拉克，伊朗正鼓励其代理人脱下军装，加入政治进程。在黎巴嫩，真主党可能迫于以色列和美国的压力而接受解除武装，以避免与以色列开战以及与其他黎巴嫩派别发生内战。而伊朗内部的变化——民族主义的日益抬头和宗教戒律的放松（尤其是对头巾佩戴规定的放宽）——正在削弱该国作为跨国精神领袖的地位。

那些见证什叶派崛起的领导人也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参与1979年伊朗革命（并侥幸躲过暗杀）的指挥官和宗教人士如今已步入老年。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现年86岁。西斯塔尼曾主持以伊拉克圣城为中心的什叶派宗教复兴运动，如今已95岁高龄，且身体欠佳。纳杰夫和库姆长期以来一直是什叶派学术中心的竞争者，但在伊朗致力于增强军事和政治实力的几十年里，纳杰夫比库姆（或德黑兰）更能代表什叶派的宗教权威。在信仰问题上，指导什叶派的将是西斯塔尼在伊拉克的继任者，而非哈梅内伊在伊朗的继任者。

以色列希望通过积极煽动什叶派内部的进一步分裂来瓦解伊朗的地区网络。以色列认为，如果黎巴嫩和叙利亚出现软弱但顺从的政府，这些政府骚扰或威胁本国少数族裔——尤其是什叶派——那么什叶派的精力将集中在争夺地盘和影响力的内部斗争上，而不是对抗以色列。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占领黎巴嫩南部期间，经常袭击什叶派目标，造成大量平民和真主党武装人员丧生。以色列阻止大马士革控制叙利亚的努力，正使该国少数族裔与其中央政府走向冲突。

隐患

尽管什叶派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有所衰落，但这并不意味着什叶派的宗教认同感和跨国信仰共同体的归属感有所减弱。尽管什叶派在政治和军事上遭受损失，但前往伊拉克圣城朝圣的什叶派信徒人数仍在逐年稳步增长。今年8月，为纪念第三位什叶派伊玛目殉难，约有2100万信徒涌入伊拉克城市卡尔巴拉。

随着伊朗局势的恶化以及什叶派民兵面临越来越大的解除武装压力，什叶派担心未来将遭受边缘化和暴力。叙利亚曾是该轴心的核心，如今却由“伊斯兰国”和其他逊尼派武装组织的退伍老兵统治，这些组织曾在叙利亚内战期间与真主党作战。大马士革的新政权得到了该地区主要逊尼派强国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并正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协议。与此同时，黎巴嫩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担心大马士革可能会支持他们国家的逊尼派，从而改变力量平衡，使他们处于不利地位。

受到威胁和感到被围困的什叶派可能会更加坚定地转向社群认同。叙利亚的德鲁兹派和阿拉维派少数族裔已经开始反抗大马士革的统治。为了防止新的内战、政府垮台和极端主义的死灰复燃——简而言之，就是防止伊朗最初建立抵抗轴心的那些局面——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建国努力应该着重保障所有社群的平等权利。如果贝鲁特和大马士革排斥少数族裔，被边缘化的什叶派将再次寻求伊朗的支持；一旦冲突爆发，伊朗将提供训练、武器和资金援助。

在伊拉克，组建政府和什叶派内部谈判的微妙进程仍在继续，必须鼓励温和派什叶派领导人的发展。这需要进行宪法改革，以瓦解由武装分子转型为政客的庇护网络（该体系仍然赋予他们在议会和省级委员会中的席位）。美国近期的政策对伊拉克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要求其与伊朗保持距离。华盛顿必须避免迫使巴格达做出如此极端的选择：这样做可能会削弱温和派什叶派领导人的地位，并破坏他们为削弱武装分子转型为政客的破坏性影响以及使伊拉克免受伊朗和以色列冲突影响所做的努力。

什叶派担心未来将面临边缘化和暴力。

在整个地区，避免暴力冲突重燃的关键在于确保什叶派民众在其各自国家拥有政治前景——一种能够取代对跨国意识形态盲从的民族角色——以及在民兵组织之外的经济机会。例如，在黎巴嫩，仅仅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并解散它并不能带来稳定。几十年来，真主党一直扮演着什叶派社群的“国家”角色，提供安全保障、就业和社会服务；如今，随着真主党的作用减弱，必须为什叶派民众提供参与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其他途径。

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在美国及其阿拉伯邻国的帮助下——必须为什叶派民众提供私营部门的中产阶级就业机会，以减少他们对被武装分子控制的公共部门就业的依赖。黎巴嫩和伊拉克的什叶派中产阶级已经准备好抓住美国及其海湾盟友在以色列军事行动结束后为该地区设想的经济机遇。如果缺乏经济参与途径，年轻人可能会再次被卷入武装斗争。

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正在投资，以鼓励黎巴嫩和叙利亚建立能够抵御伊朗影响的强大中央集权政府。与此同时，它们绝不能让这些努力干扰与伊朗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在中东其他地区陷入战乱之际，关系正常化帮助海湾地区保持了稳定。为了确保这种稳定得以延续，阿拉伯国家必须更加积极地将国家建设计划与经济愿景相结合，为黎巴嫩和伊拉克的什叶派地区提供未来。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必须确保与胡塞武装达成的停火协议得到维持，并确保外交努力持续推进，最终彻底结束也门内战。为了防止伊朗再次成为地区破坏者，它们必须摒弃该地区什叶派是伊朗附庸的观念，并将他们视为平等的公民。

重建需要和解

如果美国希望结束中东冲突，并看到伊拉克摆脱伊朗的控制走向繁荣，那么它也必须将什叶派团体纳入其设想的国家和地区秩序中。在黎巴嫩，这意味着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的同时，制定一个明确的计划，重建什叶派地区，并赋予什叶派政治权利。美国还必须尽一切努力维护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停火：黎巴嫩什叶派肯定会像1982年至2000年期间那样，抵抗以色列的入侵和占领。重新燃起的抵抗将为残存的轴心注入新的活力。

华盛顿必须支持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关系正常化的努力，这意味着要与德黑兰直接对话。与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似乎认为的相反，伊朗在6月份为期12天的战争后并没有感到失败。德黑兰认为，其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造成的破坏足以让以色列和美国在考虑再次开战前三思。而且，目前也已明确，这些袭击并未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和核野心。

地区稳定取决于伊朗与阿拉伯世界开展外交和经济合作，但阿拉伯国家对赋予一个可能发展核武器的德黑兰更大的地区影响力持谨慎态度。任何与巴林恢复外交关系或扩大与其他海湾国家经济联系的尝试，都取决于伊朗在核谈判中取得的进展。因此，华盛顿迟早必须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与德黑兰达成核协议上。

黎凡特地区的持续分裂不会给中东带来稳定。曾经支撑抵抗轴心的什叶派社群必须融入该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伊朗必须认识到，与其恢复破坏性的军事行动，不如通过外交和经济接触获得更大的利益。什叶派团体已被削弱，但试图通过将其排除在政治之外来压制它们，只会使它们成为伊朗未来重建其代理人网络的猎物，并危及任何更广泛的地区和平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