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埃尔戈哈里（Mohamed Elgohari）是乔治·梅森大学的兼职教授。他曾领导芝加哥大学安全与威胁项目阿拉伯宣传分析小组。2025年12月1日, 埃尔戈哈里教授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显示，巴勒斯坦人已倾向摆脱哈马斯：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脆弱的停火协议为结束加沙长达两年的战争提供了第一个真正的契机。和平进程的框架已获得广泛认可，联合国安理会于11月17日批准了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出的方案，但许多政治问题仍悬而未决。其中最棘手的问题——谁将治理加沙，哈马斯是否以及如何解除武装并参与政治，以及如何处理以色列持续的占领——无法通过国际法令得到解答。在很大程度上，任何和平进程的结果都将取决于巴勒斯坦人自身的想法。

2023年10月7日袭击事件发生后，巴勒斯坦人立即团结在哈马斯周围，并广泛支持其武装抵抗，以此作为结束以色列占领的手段。自那时以来，数万巴勒斯坦人丧生，加沙超过90%的居民楼被毁。以色列入侵带来的冲击和消耗，使巴勒斯坦人的观点发生了转变。他们对哈马斯以及武装斗争的态度开始恶化，尽管许多巴勒斯坦人对其他选择仍持矛盾态度。然而，在战争后期，支持与以色列进行谈判解决的巴勒斯坦人比例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似乎更愿意接受由某种非哈马斯、巴勒斯坦人主导的机构在战后管理加沙。

如果这些趋势持续下去，巴勒斯坦公众可能会支持一个由巴勒斯坦专家和专业人士组成的新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独立于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并得到国际伙伴的支持。但这种支持远未得到保证，现在以色列、美国和哈马斯有责任以一种能够为谈判和巴勒斯坦政治领导层赢得更多支持的方式来落实停火协议。过去几周，联合国协调的援助走廊时而开放时而关闭，人质交换断断续续，国际稳定部队尚未建立，以色列的空袭也已恢复，造成巴勒斯坦人伤亡。这一切都必须改变。停火前，对日常治理的担忧促使许多巴勒斯坦人疏远了哈马斯。维持这种势头取决于安全、援助和重建工作的有效开展，这需要向巴勒斯坦人表明，一个由巴勒斯坦人组成、为巴勒斯坦人服务、并得到国际伙伴支持的可信的文官政府值得他们支持。

民意起伏

衡量巴勒斯坦民意的最佳指标来自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研究中心（一家成立于1991年的独立民意调查机构）开展的调查。2023年3月至2025年10月期间，该中心在加沙和西岸开展了九轮面对面调查，展现了加沙战争前后巴勒斯坦人舆论的变化趋势。

在一项民意调查中，受访者被要求选择“最有资格代表和领导巴勒斯坦人民”的团体：哈马斯、法塔赫（主导西岸政治的政党）或两者都不是。在10月7日袭击事件发生之前，巴勒斯坦人似乎陷入僵局：27%的受访者支持哈马斯，而法塔赫的支持率徘徊在24%左右。迄今为止，最普遍的看法是这两个团体都不应该领导。战争打破了这种平衡。在2023年12月进行的民意调查中（这是10月7日袭击事件后的首次民意调查），超过半数的巴勒斯坦人认为哈马斯最有资格领导巴勒斯坦人民，而选择法塔赫或两者都不是的受访者人数则急剧下降。

哈马斯的支持率上升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释。许多巴勒斯坦人认为10月7日的袭击是对占领和以色列一再挑衅的合理回应，也是争取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的潜在途径。这种解读赋予了哈马斯在巴勒斯坦人中一定程度的道德和战略合法性。此前尚未决定立场的受访者被一个看似积极主动、行事果断的团体所吸引——这是一种典型的“集结效应”。

在2024年春夏两季，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继续团结在哈马斯周围。但随着伤亡、破坏和流离失所的加剧——尤其是在加沙地带——人们对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行动的认可度下降，认为这是“错误”决定的人数比例上升。因此，到2025年秋季，认为哈马斯最有资格领导的巴勒斯坦人比例下滑至41%。尽管对哈马斯的支持率仍然高于战前水平，但冲突带来的巨大代价以及人们日益认识到战后需要有效的治理，使得该组织难以巩固其稳定的多数地位。

当被问及在假想的未来选举中会选择哪个政党和总统候选人时，巴勒斯坦人的反应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受访者对哈马斯候选人的支持率在10月7日之后迅速上升，随后开始下降。在大多数潜在的直接对决中，哈马斯及其领导人保持领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优势逐渐缩小。法塔赫现任领导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的支持率在10月7日袭击事件后大幅下降，并一直处于低位。但如果用其他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候选人代替阿巴斯，竞争则更加激烈。巴勒斯坦受访者更倾向于马尔万·巴尔古提，这位法塔赫的知名领导人目前因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中的角色而被以色列监禁，其支持率比任何哈马斯候选人都高出16个百分点。

当被问及战后治理问题时，巴勒斯坦人的偏好似乎再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灵活。2024年9月，27%的巴勒斯坦人表示他们支持由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重新治理加沙，而70%的人表示反对。但到2025年5月，40%的人赞成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的治理模式，56%的人反对。2025年10月，当被问及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协调一个专业委员会管理加沙的看法时，54%的加沙居民和40%的西岸居民支持这种安排。同样，2024年6月，23%的巴勒斯坦人支持在文官统治之外设立一支阿拉伯或国际安全部队，75%的人反对；到2025年5月，赞成率上升至31%，反对率下降至65%。到2025年10月，赞成率甚至更高：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为53%，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为43%。

巴勒斯坦人也越来越愿意与以色列进行谈判。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就认为两国方案不可行。因此，当被问及在武装斗争、非暴力抵抗和谈判这三种选项中，哪一种才是结束以色列占领的最佳途径时，巴勒斯坦人最普遍的回答是武装斗争，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但自10月7日事件后达到63%的峰值以来，支持武装斗争的比例有所下降；2025年10月，只有40%的巴勒斯坦人认为这是最佳方案。这意味着现在大多数人倾向于非暴力解决方案。认为谈判是最佳前进方向的人的比例从战前的20%上升到10月份的36%，而现在有19%的人选择非暴力抵抗。甚至认为两国方案可行的巴勒斯坦人比例也从5月份的33%上升到10月份的41%。因此，尽管许多巴勒斯坦人可能仍然怀疑两国方案能否奏效，但谈判仍然具有合法性，因为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将其视为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项调查中，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态度截然不同。10月7日事件后，西岸民众对哈马斯的支持更为强烈，因为那里与军方和定居者暴力冲突司空见惯，而且随着战争的进行，当地民众的立场也日趋坚定。加沙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在人员伤亡、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物质破坏的重压下，加沙民众更早、更积极地转向谈判，并对不涉及哈马斯的混合或过渡性治理安排表现出更大的开放态度。这并非意味着加沙民众反对哈马斯，而是他们确实对能够带来救济和重建的替代方案更加宽容：例如，在2025年10月，51%的加沙民众支持成立一个不隶属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或哈马斯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来管理加沙地带，而西岸的这一比例为41%。

重大抉择

两年的民意调查清晰地展现了加沙民众的立场。起初，面对战时的巨大压力，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默认哈马斯是最有能力应对危机的组织。但这种支持并未转化为战后授权。随着战争的持续，关于领导权和治理的讨论不再局限于象征性地抵抗以色列占领，而是更多地关注巴勒斯坦国的具体治理，更广泛的诉求再次浮现——尤其是在加沙地带，人道主义援助、平民安全和可见的重建如今才是人们最渴望看到的。巴勒斯坦民众寻求的是一个能够提供安全保障、公共服务和摆脱困境的可靠政府。他们希望巴勒斯坦领导层处于中心地位，许多人也愿意接受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前提是外国军队不被明确赋予解除武装的任务，并且其作用的范围和持续时间受到限制。

调查结果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首先，尽早取得显著成效——例如，恢复街道平静、通过联合国协调的车队运送可预见的援助物资、以巴勒斯坦囚犯交换剩余遇难的以色列人质、制定详细的重建计划（所有这些都需要以色列停止空袭和军事行动）——可以巩固当前趋势，鼓励各方对谈判持积极态度，并对哈马斯之外的政治替代方案持开放态度。如果未能取得这些成果，支持武装抵抗和暴力的呼声很可能会回升。其次，过渡治理必须由巴勒斯坦人主导才能具有合法性。哈马斯在10月7日事件后的授权范围已经缩小，而阿巴斯领导的法塔赫也无法声称拥有自身的授权。但有证据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改革后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或其他巴勒斯坦替代方案，并由一支有限的区域或国际部队提供支持。最后，西岸和加沙的政治环境截然不同。旨在为加沙新政权建立合法性的措施，包括建立救援走廊、重建和民事警务，并不能自动赢得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他们更关心的是以色列的日常袭击、定居者暴力（10月份的暴力程度达到了200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以及经济限制。一个成功的方案必须能够满足双方民众的需求。

停火期间的进展将决定巴勒斯坦民众的支持是会集中在文官政府身上，还是会转向更极端的替代方案。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支持的停火能够维持下去，从而实现平稳的政治过渡。在初期阶段，暴力活动停止，援助定期到位，重建和赔偿工作开始进行，囚犯和人质交换结束。理想情况下，接下来将组建一个拥有有时限授权、明确预算和第三方监督援助资金流动的技术官僚内阁。在建立起包括行动自由、媒体准入和警务保障在内的最低条件之后，将举行选举。只要过渡进程按部就班地进行，数据显示，支持通过谈判结束冲突的呼声就会持续上升。

然而，如果过渡计划的实施出现任何停滞，巴勒斯坦民众的支持都可能受到威胁。鉴于以色列已恢复空袭、定居者暴力升级、援助物资供应不稳定，以及联合国认可的稳定部队的任务授权和组成仍未确定，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发生。援助物资供应锐减、重建工作进展甚微、西岸地区持续遭受袭击，以及人质交换过早终止，都可能导致巴勒斯坦民众对谈判的支持度下降，转而更加倾向于武装斗争和哈马斯领导。这种态度的转变在加沙的表现可能与西岸有所不同，加沙民众会更加渴望行政管理能力，而西岸民众则会更加反对政治解决方案。在这种不稳定的环境下，过渡当局与民众之间存在分歧，潜在的破坏者有机会获得公众支持。

过渡治理必须由巴勒斯坦人主导才能具有合法性。

如果停火彻底破裂或西岸暴力事件急剧升级，那么2023年底出现的集结效应很可能会重演。哈马斯的支持率将迅速回升，法塔赫本已有限的复苏势头将彻底崩溃，计划退出政治活动的巴勒斯坦人比例将会增加。这些民意的转变使得试图建立新的执政权变得极其不明智。

一种可能性或许能够改变巴勒斯坦的舆论格局：巴尔古提或其他真正致力于改革的法塔赫成员，作为一位可信的领导人候选人出现。这样的候选人将为哈马斯带来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尽管许多巴勒斯坦人可能仍然支持哈马斯——如果今天举行立法选举，哈马斯将赢得超过40%的选票——但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可以提高民众的参与度，缩小哈马斯的领先优势，从而使选举更具竞争性。一个可信的改革派候选人甚至可能有助于引导公众舆论从武装冲突转向谈判。

政策制定者和调解员应采取一些明确的行动，以确保巴勒斯坦人支持过渡计划。援助车队的抵达应像和平峰会一样广为人知，以展现巴勒斯坦方面的能力和取得的进展。一旦巴勒斯坦治理实体成立，就应公布一份由国际观察员审计的重建账簿。该账簿可以采用可搜索的门户网站、交互式地图或每周简报的形式，使巴勒斯坦人能够了解承包商的授标情况、时间表和各社区的施工进度，以及提交和解决申诉的途径。使重建进展透明化和可衡量，有助于提升对更广泛的和平计划的支持。

当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国际伙伴参与治安、监督和争端解决工作时，必须明确界定这些角色并设定时间限制，以确保治理权牢牢掌握在巴勒斯坦领导层手中。在西岸，任何组建新政治领导层的举措都必须辅以减少以色列袭击、限制定居者暴力以及为巴勒斯坦人提供申诉渠道并确保申诉得到解决的措施。最后，任何新的行政机构都应避免仓促举行选举。民调显示，大部分巴勒斯坦人只有在当地局势改善后才会参与投票，因此过早投票很可能使结果偏向极端候选人，产生一位缺乏真正民意授权的获胜者，并加深西岸与加沙之间的分裂。

在加沙战争期间，巴勒斯坦民众的舆论走向清晰可见。尽管哈马斯最初赢得了支持，但随着冲突成本的上升以及未来治理所需条件的日益明朗，其支持率逐渐下降，公众对由巴勒斯坦领导、国际社会支持的政府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份真正兑现承诺的停火协议——再加上以色列愿意公开接受两国方案的目标，并遏制定居点扩张和定居者暴力——能够推动巴勒斯坦公众舆论进一步向支持谈判和两国方案的温和政治中间立场靠拢，尤其是在加沙地带。然而，一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的停火协议则会将舆论推向相反的方向。民众态度的下一步走向，取决于巴勒斯坦人是否有机会真正设想一个除了以其他方式进行的战争之外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