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伊科诺米（Elizabeth Economy）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哈格罗夫高级研究员，也是“美国、中国与世界项目”的联合主任。2021年至2023年，她曾任美国商务部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她著有《中国眼中的世界》（The World According to China）一书。今天2025年12月9日，伊科诺米女士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美国如何与中国竞争赢得未来：

2025年10月13日，中国货轮“伊斯坦布尔桥”号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当时的景象或许并不引人注目。英国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两国之间全年都有船只往来。

“伊斯坦布尔桥”号的非凡之处在于其航线——它是第一艘经由北冰洋直达欧洲的中国大型货轮。航程仅用了20天，比传统的苏伊士运河或绕行好望角的航线快了数周。北京方面称此次航行是地缘战略上的突破，也是对供应链稳定的贡献。然而，更重要的信息却未被提及：中国在新兴全球力量领域中展现出的经济和安全野心。

北京在北极的努力仅仅是冰山一角。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领导人就开始探讨世界在字面意义和象征意义上的前沿领域的竞争：深海、极地、外太空，以及前解放军军官徐光宇所说的“权力领域和意识形态”，这些概念如今涵盖了网络空间和国际金融体系。这些领域构成了全球力量的战略基础。控制这些领域决定着关键资源的获取、互联网的未来、发行世界储备货币所带来的诸多利益，以及抵御各种安全威胁的能力。当大多数分析人士关注竞争的表象——关税、半导体供应链中断和短期技术竞赛——时，北京正在构建未来几十年将决定格局的底层体系的能力和影响力。这样做对于习近平主席重塑中国在全球舞台中心地位的梦想至关重要。 “即使在初期，我们也能参与到游戏规则的制定中来，从而为新的游戏规则制定规则。”习近平在2014年曾这样说道。

北京已为这场竞争做好了充分准备。它以一套连贯的逻辑和策略进军这些前沿领域。它正在投资必要的硬实力。它与其他国家合作，将自身融入到各个机构中，并向这些机构输送大量中国专家和官员，让他们推动变革。当无法拉拢现有机构时，它就建立新的机构。在所有这些努力中，北京展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力，不断尝试不同的平台，重新构建立场，并以新的方式运用自身能力。

美国决策者才刚刚开始意识到中国在当今世界关键领域积累实力的巨大成功。如今，他们正面临着错失中国主导未来世界这一目标的风险。换句话说，美国不仅在放弃其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的角色，而且在塑造未来国际体系的竞争中也落后了。

海底两万里

1872年，英国派遣一艘船打捞出世界上第一批多金属结节：这些海洋垃圾团块可能含有锰、镍和钴等重要矿物。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科学家才提出这些结核可能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公司Deepsea Ventures（泰纳科公司的子公司）声称，通过开采太平洋海底，几乎可以满足军方对镍和钴的所有需求。

Deepsea Ventures始终未能获得开采大量结核所需的许可，最终倒闭。与此同时，其他国际组织已开始就各国在世界海洋中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谈判。这些谈判最终促成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通过，该公约于1994年11月生效。公约包含了对各国领海以外深海资源的治理规则。公约缔约方与世界主要矿业公司共同设立了国际海底管理局，并为其提供资金，以管理这些资源。

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行深海采矿研究。其科学家和工程师研发了潜水器和海底勘探设备的样机。1990年，北京成立了国家控股的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负责协调其在国际水域的海底勘探和采矿活动。自2011年起，中国将海底采矿能力纳入其五年规划。2016年，北京通过了《深海法》，旨在发展中国的深海科学和商业能力，并为参与有关海底资源的国际谈判提供框架。在此过程中，中国至少创建了 12 个致力于深海研究的机构，并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民用科考船队。

习近平已将深海海底开发列为中国领导层的优先发展领域。他在2016年5月表示：“深海蕴藏着尚未被发现和开发的宝藏。为了获取这些宝藏，我们必须掌握进入深海、发现深海和开发深海的关键技术。”中国已主导陆基稀土元素全球供应链，若在深海海底采矿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将进一步巩固其对这些矿产的垄断地位。深海海底采矿还有助于推进中国的另一项安全战略，即绘制海底地图和铺设可用于支持海战和潜战的海底电缆。习近平在2018年表示：“深海没有路，我们不需要追赶其他国家，我们就是路。”

当中国无法利用现有机构时，它会建立新的机构。

随着中国国内能力的提升，其在国际海底管理局中的作用也日益增强。自2001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担任国际海底管理局（ISA）理事会成员。该理事会是一个由36个成员组成的执行机构，负责制定有关采矿法规、合同审批和环境法规的关键决策。中国为该机构提供大量支持，包括提交文件和对草案提出意见。中国已将自己的专家和官员派往ISA的关键技术岗位，并向ISA提供的资金支持超过任何其他国家。中国已做好准备，在制定海底资源勘探和开发规则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中国企业已从ISA获得五份海底采矿勘探合同，数量位居各国之首。

中国正积极利用其深海资源开发能力吸引新兴经济体和中等收入经济体，鼓励需要中国制造的平台、船舶或加工能力的国家和企业与北京的利益保持一致。中国已与库克群岛建立了研究伙伴关系，旨在最终开发该地区的海底矿产资源，并正在与基里巴斯探讨达成类似协议。 2020年，北京与国际海底管理局（ISA）合作，在青岛设立了一个培训研究中心，旨在为发展中国家的官员提供水下航行器操作等实践经验，并创造联合研究的机会。此外，在金砖国家（BRICS）——这个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五个成员国组成的十国集团——内部，中国也积极寻求通过在杭州设立金砖国家深海研究中心来加强合作。

然而，北京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尽管中国积极开展合作，但它仍然是少数几个主张加快采矿进程的国家之一。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份报告，2023年，北京“单方面”阻止了国际海底管理局讨论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暂停发放采矿许可证的议题。这使得中国与近40个其他国际海底管理局成员国的立场相左，这些成员国支持在建立严格的监测和环境保护措施之前暂停或禁止采矿活动。中国也未能说服金砖国家：巴西支持暂停十年以防万一，南非则希望建立强有力的环境框架和经济保护措施。印度倾向于加快发展，但对中国将科研船用于军事目的持谨慎态度。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政府，例如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帕劳和台湾，都担心中国的深海勘测船会出于军事目的侵入其专属经济区。尽管北京尚未在国际海底管理局（ISA）的规则制定之争中胜出，但它并未止步不前。中国正在大力投资军民两用海底采矿技术——例如自主水下航行器和载人潜水器——这些技术既可用于民用，也可用于军事用途，这将使其能够主导商业海底采矿，正如一位中国军事分析人士所写，还能攻击对手的大型舰艇编队和海军基地。

冰天雪地

深海并非习近平想要征服的唯一疆域。2014年，他还宣布要将中国打造成为极地强国。与海底一样，北极也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据估计，北极拥有全球13%的未探明石油储量、30%的未探明天然气储量以及大量的稀土元素。随着冰层的融化，北极也将成为新的航运通道的所在地，例如伊斯坦布尔大桥所使用的通道。在2018年发布的北极白皮书中，北京承诺通过开发此类航线并投资于该地区的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一条“极地丝绸之路”。白皮书还重新定义了北极治理，将气候变化等问题纳入其中，并促进非北极国家的权益。“北极的未来关系到北极国家的利益、非北极国家的福祉以及全人类的福祉，”白皮书指出。“北极治理需要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和贡献。”

北京对北极的兴趣由来已久。1964年，中国成立了国家海洋局，该机构的职责之一便是开展极地考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在北极领域的研究迅速发展。1989年，中国政府在上海成立了极地研究所，并在整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不断拓展北极研究能力和合作伙伴关系。2013年，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国。北极理事会由加拿大、丹麦（包括格陵兰岛）、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瑞典和美国以及原住民的代表组成。此后，中国成为理事会最积极的观察员国之一，参与了众多工作组和特别工作组的工作。中国研究人员一直认为，中国应该在北极决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气候变化已使北极成为全球公域问题，而且中国企业对北极航运和能源至关重要。

然而，北京的努力也遭遇了一些阻力。北极国家日益担忧过度依赖中国投资及其带来的安全风险。加拿大、丹麦、冰岛和瑞典均已拒绝或取消了中国在其境内的多个北极项目。贝尔弗中心202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在北极提出的57个投资项目中，目前仅有18个正在实施。

然而，尽管民主国家大多对中国的新投资关闭了大门，但另一个国家却敞开了大门：俄罗斯。自2018年以来，中俄两国已将北极双边磋商机制化。2022年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后，两国关系尤为密切，俄罗斯在经济上被北极理事会其他成员国孤立。此后，中国企业签署了多项协议，开发一座钛矿和一座锂矿，并建设一条新的铁路和一个深水港。中俄两国在北极勘探、贸易和巡逻方面的能力总和远远超过美国。中国还利用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加强了其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自2022年起，两国已举行多次联合演习，包括在白令海、楚科奇海和更广阔的北冰洋海域，以及在阿拉斯加海岸附近进行联合轰炸机巡逻。北京和莫斯科还携手合作，推动金砖国家更直接地参与北极事务。他们成立了金砖国家海洋和极地科技工作组，俄罗斯邀请该工作组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国际科学考察站。

然而，中国的北极拓展力度不足。巴西和印度参与北极事务主要依靠与俄罗斯的双边伙伴关系。一些印度分析人士对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表示担忧。尽管中俄关系看似一致，但莫斯科并未支持北京提出的扩大其在北极治理中作用的诉求。两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秀。 2020年，俄罗斯外交部驻北极理事会特使尼古拉·科尔丘诺夫赞同时任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的观点，即国家分为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两类，并暗示中国没有北极身份。同年，莫斯科以叛国罪起诉了一位研究北极的俄罗斯教授，原因是该教授向中国提供了与潜艇探测方法相关的机密材料。

勇往直前，探索前人未至之境

最后，还有一片未知的领域：太空。早在1956年，中国就将太空探索视为国家安全优先事项。继苏联和美国分别于1957年和1958年成功发射卫星之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宣布：“我们也要造卫星。”随后，中国兑现承诺，于1970年4月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轨道。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在科学、经济和军事需求的驱动下，建立了庞大的太空计划。2000年，中国政府发布了首份太空白皮书，概述了其在太空领域的优先事项，包括利用太空资源、实现载人航天飞行以及开展以月球为中心的太空探索。太空也是习近平主席特别重视的领域。 “发展太空计划，将国家建设成为太空强国，是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太空梦想，”他在2013年说道。2017年，中国制定了到2045年成为“世界领先太空强国”的路线图，并计划取得重大突破。中国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除了不断推进的商业航天计划外，中国还发展了先进的太空作战能力，包括不断壮大的侦察、通信和预警卫星星座。中国已发射的700多颗卫星中，超过三分之一用于军事用途。中国2022年发布的白皮书对所有这些进展进行了展望。一些美国航天官员和专家认为，未来五到十年内，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领先的航天强国，包括成为自1972年美国阿波罗17号任务以来首个再次将人类送上月球的国家。

正如在深海勘探领域一样，中国强大的技术实力和更为开放的太空治理模式，使北京能够在太空领域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北京已成为其他对太空研究和探索感兴趣的欠发达国家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与26个国家签署了双边协议。此外，中国还与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事务厅合作，利用其天宫空间站开展实验。

然而，北京在太空领域最具意义的举措是计划中的国际月球研究站（ILRS）。ILRS是中俄两国于2017年首次宣布的合作项目，计划首先在月球南极建立一个永久基地，最终发展成为一个轨道和地表设施网络，支持月球探索、资源开采和长期居住。中国的目标是吸引50个国家、500家国际研究机构和5000名海外研究人员加入国际空间研究体系（ILRS），为此将为他们提供科学培训、合作以及接触中俄部分空间技术的机会。为此，中国已通过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组织推介ILRS。

北京和莫斯科将ILRS定位为美国主导的“阿尔忒弥斯”计划（华盛顿重返月球的尝试）及其与《阿尔忒弥斯协定》的替代方案。《阿尔忒弥斯协定》由美国和其他七个国家于2020年签署，规定了和平利用太空、空间资源、保护太空遗产、互操作性和共享科学数据等方面的非约束性原则和指导方针。该协定旨在与现有的国际空间条约和公约保持一致；截至11月初，已有60个国家签署了该协定。

一位中国资深专家将这些协议描述为美国试图殖民月球并建立“月球主权”的尝试。但中国在吸引其他国家加入其计划方面相对不成功。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国际月球研究体系（ILRS）仅吸引了11个国家加入，其中一些国家要么没有太空计划，要么太空计划尚处于起步阶段。加入ILRS的两个国家——塞内加尔和泰国——后来也加入了《阿尔忒弥斯协定》。后者的广泛吸引力源于几个因素。与ILRS不同，该协定建立在NASA与其他国家之间现有的科学、安全和商业关系之上。它为较小的国家提供了发展本国航天工业的机会。它提供了明确的透明度、互操作性和数据共享规范，并且不会像俄罗斯那样将国家与世界大部分经济和科学活动隔绝开来。最后，与ILRS不同的是，签署《阿尔忒弥斯协定》的国家将有机会通过NASA的登月计划向月球派遣宇航员。

但北京并未止步不前。它持续推进其治理框架，并投资于太空相关技术。如果北京率先将人类送上月球，它将获得超越美国的强大象征性优势，从而增强其在太空竞赛中塑造规范和技术的努力。

硬实力与硬网络

中国想要主导的不仅仅是物理领域。习近平还希望北京掌控网络空间。在他的执政期间，中国已成为电信强国。他于2015年提出的“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使得华为和中兴两家中国电信公司在全球电信设备市场（按收入计算）占据了约40%的份额。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在世界许多地区的定位精度都高于GPS。中国的海底光缆技术也正在迅速扩大其在全球市场的份额。

北京还希望为未来的战略技术制定全球标准。中国推出的“中国标准2035”战略等举措，显著增加了中国企业参与标准制定机构并提交提案的数量。据《自然》杂志报道，2022年，仅华为一家就向200多个标准组织提交了5000多份技术标准提案。（一些外部观察人士指出，北京方面坚持要求中国企业集体投票支持中国提案，并向企业提供经济激励以促使其提交提案，这种做法破坏了最佳实践，导致大量提案质量低下。）

对中国而言，制定标准不仅是为了确保商业利益，也是为了建立有利于自身的政治和安全规范。中国提出的名为“新IP”的新型互联网架构就是一个例证。2019年，华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向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咨询小组提交了“新IP”方案。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官员认为，目前用于路由和传输数据的传输控制协议/互联网协议（TCP/IP）——一种基于上世纪70年代的协议——无法满足未来互联网的需求，例如自动驾驶汽车的广泛应用。除了技术层面的考量，中国领导人还认为，当前基于美国设计的协议构建的互联网，反映的是一种以美国为主导的治理体系，这与北京的利益并不一致。相比之下，新的IP协议则嵌入了国家控制，包括使中央政府更容易关闭部分网络。因此，新的IP协议是中国试图将其自身的技术和政治偏好强加于全球互联网的举措。

习近平已将深海海底开发列为优先发展领域。

日本、美国和欧洲以及顶尖互联网工程师对中国的提议迅速做出了负面反应。专家认为，现有系统足够灵活，可以不断发展，而新的IP协议会将互联网分割成国家控制的网络。欧洲人指出，现行协议并未阻碍人工智能或其他重要技术的发展。他们还认为，制定标准的应该是既有的技术机构，而不是国际电信联盟。

中国努力争取新兴经济体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对其愿景的支持。中国成立了金砖国家未来网络研究院，以协调6G、人工智能和新型互联网协议的研发工作。中国还表示，其提出的互联网协议，结合“数字丝绸之路”的资金、设备和培训，将有助于缩小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数字鸿沟。少数非洲国家——科特迪瓦、几内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南苏丹、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积极支持新IP提案。但其他国家的热情则较为低迷。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中国问题专家亨利·图根哈特和朱莉娅·沃所观察到的，一个国家是否获得“数字丝绸之路”援助与其对新IP的支持之间并无关联。

然而，中国在其他一些数字领域的努力却取得了更大的进展。包括巴西、埃及、埃塞俄比亚、沙特阿拉伯、南非和阿联酋在内的许多金砖国家都在与华为开展商业合作。中国正试图通过一系列新的提案和技术，为构建国家控制的互联网奠定基础。例如，华为已将中国的新IP提案重新命名为“未来垂直通信网络与协议”。正如牛津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所指出的，中国经常在多个机构“推销”其提案，即提交相同或类似的提案，以寻求支持。在3月份由一个标准制定组织举办的6G研讨会上，中国与会者力推一种能够实现更大控制的“全新6G核心网”技术，而华为已经在开发这项技术。此外，中国还在持续推进一种互联网数据路由系统，该系统将赋予网络运营商和政府对数据流量更大的控制权。专家表示，北京已在多个非洲国家部署了该系统。

人民币：思考之道

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最后支柱之一。美元仍然是交易量最大的货币和主要的储备货币。这赋予美国诸多优势：政府和企业更低的借贷成本、限制美元交易的能力以及美国金融市场持续的主导地位。

然而，中国致力于扩大其货币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并力图撼动美元的霸主地位。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于2009年与东盟、香港和澳门试点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机制。尽管中国最初的人民币国际化努力并未取得预期成效，但它并未放弃。中国发行了人民币债券，扩大了与30多个国家的货币互换额度，并在主要金融中心设立清算银行以促进人民币交易。 2015年，中国推出了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旨在为以美国和欧洲为主导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提供替代方案。如今，中国的支付系统连接了全球1700多家银行。

在全球金融领域，中国通过多边框架推进自身利益的努力比其他任何前沿领域都更加有利。北京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伙伴国家接受人民币结算。一些中国经济学家甚至主张要求“一带一路”参与者以人民币结算。这些努力已初见成效：到2025年6月，中国双边货物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份额已接近29%。

美国和欧洲的制裁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努力。在2023年10月举行的中共中央财政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了这一点。 “少数国家将金融视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他说道。“它们反复玩弄货币霸权，并经常挥舞金融制裁这根大棒。”伊朗和俄罗斯是世界上受制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显然已在双边贸易中放弃使用美元。但巴西、印度和南非也支持采用本国货币和建立金砖国家互联支付体系，即便它们并未表示有意削弱美元的核心地位。

与其他战略举措一样，中国推广人民币的努力也遭遇了挫折。人民币在全球支付总额中仅占2.9%，其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实际上在2022年达到峰值2.8%。如今，这一比例徘徊在2.1%左右。人民币全面国际化需要更大的资本账户开放度、金融自由化以及更少的政府干预货币政策——这些举措可能会削弱共产党对经济的控制。

但中国也愿意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扩大本币的使用，而不增加人民币的使用。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成功，这部分要归功于华盛顿将美元武器化，以及其他国家对美国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比例已从2008年的49%下降到2024年的30%。

竞相向上，亦或竞相向下

习近平已明确表示，他希望按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来改革国际体系。他希望中国在深海海底、北极和太空的开发利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他希望建立一种新的互联网协议，以巩固国家对互联网的控制。他希望建立一个不被美国和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并在其中进行投资和贸易。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北京花费了数年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数十年——调动了规模空前的国家和私人资源，发展人力资本，试图掌控现有机构，并建立新的机构。或许最重要的是，北京坚持不懈。它伺机而动，调整策略，并抓住一切机会获取利益。

中国尚未取得胜利。事实上，在许多方面，中国的努力都未能达到预期。世界尚未完全接受中国在任何领域的变革愿景。即使是中国经常标榜代表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也对北京的提议持谨慎态度。但中国的战略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中国政府在国际航天局（ISA）中占据主导地位。它已确立了自身在北极商业领域的领导地位，获得了进入该地区的军事通道，并正在重塑关于谁能参与其决策的叙事。在太空领域，中国已转型为顶尖的科技和军事强国。它在制定标准、构建和管理全球技术基础设施的机构中取得了进展。它削弱了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提高了本国货币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并扩大了其替代支付体系的覆盖范围。中国在所有这些领域——无论是科学、外交、军事、制度还是物质层面——积累的能力，都使其能够继续推进其愿景。这意味着，尽管迄今为止遭遇了一些挫折，北京不太可能改变路线，并将继续取得进展。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美国有三个选择：退让并让中国获得其想要的空间；寻求共同点；或者积极竞争。第一个选择行不通；退让将对美国确保其政治、经济和国家安全的能力造成实质性损害。第二个选择颇具吸引力，两国可以扩大在深海和太空领域的科学合作。但在大多数领域，两国愿景之间的差距太大，至少在短期内难以弥合。

这就只剩下第三个选择。但为了在前沿领域展开竞争、捍卫自身利益或改善现有治理，美国需要重建自身能力，并重塑其作为负责任的全球领导者的声誉。华盛顿的硬实力——包括极地破冰船、深海采矿原型、金融支付创新、电信技术、月球探测和其他太空技术——要么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要么很快就会落后。为了扭转这一局面，美国需要在每个领域都进行投资。

北京或许比华盛顿更早将人类送上月球。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已朝这个方向迈出了一些初步步伐，他颁布了一系列行政命令，支持建造北极安全巡逻舰、放松对太空相关行业的管制，并支持将宇航员送上火星。川普的命令还支持海底采矿技术的发展。华盛顿正在支持稳定币和其他数字资产，以增强对美元的需求，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栈。但这些举措并没有像中国向其官员和企业提供的那样，提供长期的路线图。美国需要在各个领域制定一项全面的战略，其中包括清晰的美国经济和安全目标愿景、对关键的近期硬能力进行大量投资，以及对研发的持续支持，以确保长期的竞争力。为这些投资提供资金需要创新的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模式，类似于拜登政府关于半导体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川普国防部与MP Materials公司在稀土矿物领域的合作。美国还需要与盟友和伙伴合作，确保这些域名的管理机构体现透明、开放和市场竞争的价值观。否则，美国将无法与中国仅凭声称拥有域名就能改变域名的能力相匹敌。

华盛顿还必须重塑其作为负责任的全球领导者的地位。例如，川普的关税战加速了去美元化进程，使美国成为全球经济中不可靠的仲裁者。正如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所指出的，威胁他国只会促使它们实现货币多元化。川普政府威胁无视国际海底管理局禁止海底采矿的禁令，将导致与许多美国盟友产生裂痕，并可能颠覆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机制。这可能引发一场名副其实的“竞相逐底”——鉴于中国的实力，中国比美国更有能力赢得这场竞争。在互联网治理和全球金融体系等领域，华盛顿需要动用其全部技术、金融和外交手段，才能让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愿景。

美国仍然有机会重申其价值主张，并使世界与其领导地位保持一致。尽管川普的行为反复无常，但对大多数政府而言，华盛顿仍然是一个更理想的合作伙伴。但本届政府需要调和其“美国优先”的方针与日益多极化的世界现实，将务实的交易策略与能够为其他国家带来切实利益的更广泛的战略框架相结合。川普第一届政府制定的《阿尔忒弥斯协定》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范例。该协定以规则为基础，强调透明、合作和包容，同时还提供空间法、资源治理和卫星数据等领域的能力建设方案。体现这种创新、开放和真正伙伴关系的举措，使美国领导力区别于中国领导力，并为美国在国际体系未知领域保持影响力提供了最佳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