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约恩·隆伯格（Bjorn Lomborg），他是哥本哈根共识主席、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著有《虚惊一场》（False Alarm）和《先做最重要的事》（Best Things First）。美国东部时间2025年10月31日下午，隆伯格先生在 《纽约邮报》发文，欢迎比尔·盖茨扭转气候末日论调： 在各国政要准备飞往巴西贝伦参加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际，慈善家比尔·盖茨提出了一个直白的见解：像COP30这样的气候峰会应该优先考虑真正改善人类生活的事情，而不仅仅是追求减排或降温目标。他的观点既令人耳目一新，又坦率地说是显而易见的常识。 我一直认为，政策制定者应该始终扪心自问：如何以最明智的方式利用有限的资源造福人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数十亿人来说，应对贫困和疾病等迫在眉睫的挑战比追求遥远的降温目标更为重要。 在贫困国家，父母们不会因为担心一个世纪内能否将气温降低0.1摄氏度而彻夜难眠。他们担心的是自己的孩子能否战胜疟疾，能否接受良好的教育。正如盖茨所指出的，“最大的问题仍然是贫困和疾病，一如既往。”每年，贫困国家有超过750万人死于本可以低成本预防或控制的疾病。对医疗、营养和教育进行明智的投资，每年可以挽救超过400万人的生命，同时还能促进经济增长，增强未来的韧性。 盖茨这番务实的论断，正值全球思维方式转变的风口浪尖。多年来，任何与教条式的气候政策相悖的观点都无法容忍。不惜一切代价大幅削减碳排放，是当时最重要的政策目标。 联合国秘书长、无数政客以及一大批高谈阔论的名人，都反复强调这种极端主义的观点。任何质疑气候威胁的严重性或对高昂政策表示怀疑的人，都会被斥为“气候否认者”。 如今，务实主义和细致入微的思考方式又重新流行起来。在美国，特拉华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宣称，气候“目前并非三大要务”。加拿大自由党总理十年前曾警告说，潜在的气候灾难意味着化石燃料储备可能“无法燃烧”，如今却在加速建设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并承诺“将加拿大打造成为能源超级大国”。 就连一向倾向于环保的英国和德国政府也开始讨论在气候和能源政策中引入经济学原理的必要性。 是时候摆脱主导气候讨论的末日论调了。气候变化的确是一个问题，但它并非世界末日。气候经济学表明，如果不加以解决，到2100年，全球GDP可能会下降2-3%——这意味着届时我们的财富将增长435%，而不是450%。气候只是众多问题之一，而不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末日灾难。 然而，那些老生常谈的活动人士仍在重复他们陈词滥调。首先，他们认为气候支出并未挤占解决贫困问题的努力。这一观点由气候学教授迈克尔·奥本海默提出，他声称盖茨人为制造了一种“虚假的二分法”。 然而，任何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都知道，钱不能花两次。世界各大多边开发银行——这些主要由纳税人资助、旨在帮助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国际组织——曾自豪地承认，它们在2024年投入了惊人的1370亿美元用于气候融资。这些钱花在了气候问题上，而这些钱本可以用于预防疾病和消除饥饿。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已经在气候政策上花费了超过14万亿美元。仅去年一年，花费就超过了2万亿美元。同样，这些用于气候政策的资金本可以用于基础教育和孕产妇保健。 此外，气候学教授迈克尔·曼还提出了危言耸听的论断：“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没有比气候危机更大的威胁。” 这种居高临下的论调暗示，象牙塔里的气候活动家比来自全球南方的人们更了解情况。事实上，来自39个非洲国家的民众将气候问题列为他们最关心的34个问题中的第31位——远远落后于教育、就业、医疗和道路建设。如果你生活在贫困之中，疾病和饥饿每天都在夺走生命，那么最大的挑战显而易见。 环保人士的本质观点是，穷人首先需要的是减少碳排放，其次才是提供更多的食物、药品或摆脱贫困的途径。比尔·盖茨则反驳了这种观点，他敦促我们关注那些最能帮助人们的事情。 一场以人类福祉为重点的气候峰会应该认识到，提升经济繁荣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佳政策措施之一，因为它能增强人们的适应能力。 与任何政策一样，我们应该以影响最大的措施来应对气候问题。这意味着要停止对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的净零排放的执着，转而加大对适应气候变化的投入，并加大研发投资以促进绿色能源创新。 在亚马逊雨林中的贝伦市，世界气候精英的私人飞机正聚集于此，参加又一次气候峰会。在那里——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甚——常识亟需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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