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3日，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菲利普·索伦兹杰出研究员詹姆斯·F·杰弗里（James F. Jeffrey）和内森和埃丝特·K·瓦格纳高级研究员伊丽莎白·登特（Elizabeth Dent）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称，不久前川普总统发布行政命令保卫卡塔尔将会是通往中东安全的新路径。杰弗里先生曾在美国七届政府中担任外交官，且于2018年至2020年间担任叙利亚问题特别代表和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特使。登特女士曾任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海湾和阿拉伯半岛事务主任。

9月9日，以色列轰炸了多哈一处居民区的别墅，试图刺杀哈马斯高级官员，震惊世界。这是卡塔尔今年第二次遭到袭击。（今年6月，伊朗向位于卡塔尔境内的美国空军基地发射导弹，以报复美以联军对伊朗的空袭。）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和关键的冲突调解人，卡塔尔通常被视为该地区交战各方的禁区。此外，多年来，卡塔尔在美以默许下接待哈马斯领导人，这是其调解作用的一部分；事实上，此次袭击的目标官员当时正在通过卡塔尔渠道就加沙地带的潜在人质和停火协议进行谈判。如果空袭造成更多人员伤亡或卡塔尔遭受更大损失，可能会动摇整个地区的稳定，将战火蔓延至海湾地区，并可能彻底摧毁近期停火的任何可能性。

以色列对卡塔尔的空袭并未成功，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但这次袭击却无意中促成了同样意义重大的事件：它开启了美国中东政策数十年来最重要的转变之一。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不仅对此感到愤怒，并向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施压，迫使其同意在加沙停火，他还史无前例地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重申华盛顿对其海湾盟友的承诺，并强调任何针对卡塔尔的武装袭击都将被视为“对美国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美国如此坚定地保证支持卡塔尔，很可能为海湾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安全关系树立新的标杆。

在地区力量平衡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这些举措为中东新秩序的建立铺平了道路。如果这一新秩序能够最终实现，它将建立在更紧密的美国与海湾国家关系、伊朗地区影响力的削弱以及友好国家军队之间更加密切的协调之上。近几十年来，美国首次有机会为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之一构建一个持久的安全架构。但川普政府必须迅速行动，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与合作伙伴协调预期，巩固正在形成的安全框架，并重振外交。随着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准备于11月18日在华盛顿与川普会晤，美国迎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可以将对卡塔尔的新安全承诺扩展到沙特阿拉伯和整个海湾地区。然而，如果总统及其团队失去重点，这一切都可能功亏一篑。

难得的平静

经过两年的战争，美国在中东的对手实力已不如数十年来任何时候。即便加沙停火协议最终未能维持，但以以色列部分撤军换取所有在世以色列人质的获释，该协议实际上已标志着哈马斯的失败。与此同时，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核武器计划遭受重创；伊朗在叙利亚的盟友阿萨德政权已被推翻；德黑兰在黎凡特的代理人真主党实力削弱；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也基本被压制。目前，也门胡塞武装是唯一一个仍对美国构成重大军事威胁的伊朗代理人或伙伴，而该组织的领导层正面临来自以色列日益增长的压力。伊朗未来或许会再次成为地区威胁，但其军事能力已被严重削弱。因此，中东正迎来难得的平静，这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些变化并非仅仅源于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发动的袭击引发的战争。川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政府也功不可没，他们在处理中东问题上的策略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为相似。川普在其第二个任期内沿用了前任的做法，主要通过与当地伙伴合作来推进工作。他在5月于利雅得发表的演讲中总结了自己的战略，强调中东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和土耳其，应拥有自主权，管理其内政，并在地区安全中发挥更大作用——必要时，美国将采取果断的军事行动予以支持。作为回报，中东伙伴获得了新的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回报。

随着与美国的商业和投资联系大幅加强，阿拉伯盟友也获得了与以色列深化外交的机会，这在《亚伯拉罕协议》中得到了体现。《亚伯拉罕协议》是川普第一任期内签署的一系列协议，实现了以色列与几个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这一理念，加上川普承诺不将大量资源用于国家重建，也为美国人民带来了更有利的局面——以更低的军事成本和更大的经济利益，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自重返白宫以来，川普一直贯彻这一战略，包括接纳叙利亚新领导人、前恐怖分子艾哈迈德·沙拉；轰炸伊朗福尔多核设施；向多哈做出非同寻常的安全承诺；以及促使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

这一方针的种子早在拜登政府时期就已经埋下。在竞选期间，美国总统乔·拜登秉持着民主与专制对立的世界观，并誓言要让沙特阿拉伯因暗杀一名沙特记者而成为“国际弃儿”。然而，就任总统后，拜登却接受了川普的《亚伯拉罕协议》，甚至试图扩大其范围。2022年，他还公开与沙特王储碰拳致意。拜登202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许多方面与川普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相似。两者都侧重于与其他大国竞争，包括发展美国经济、加强军事力量以及果断运用武力。2024年，拜登成为首位直接参与支持以色列作战的总统，有时甚至冒着枪林弹雨指挥美军击落伊朗导弹。2022年的战略还表示，只要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美国就会与“不接受民主制度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拜登将这种理念付诸行动，尽管在加沙问题上存在严重的道德和政治失误，他仍然与内塔尼亚胡合作；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就北约扩张问题进行合作；并与海湾国家就该地区的安全架构进行合作。

拜登和川普的中东政策还有另一个共同点：尽管在国会和公众中都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但他们的政策却与各自政治基础的核心群体产生了紧张关系。随着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加剧，拜登遭到民主党内部分人士的猛烈抨击，这些人转而反对以色列。川普则面临着“美国优先”阵营中许多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希望美国减少在该地区的军事介入。尽管如此，两位总统都坚持美国在该地区保持强有力的安全参与。

新的红线

海湾国家已成为新地区秩序的支点。如果美国没有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以色列对多哈的袭击可能会使华盛顿对海湾地区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承诺受到质疑。但这次袭击反而促使川普重申海湾地区对美国和地区安全的重要性。本质上，它迫使华盛顿认识到，海湾地区的威慑不能再仅仅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存在、武器销售和经济协议；它需要一个更加一体化且在政治上可行的框架。

川普发布行政命令承诺保卫卡塔尔，向整个中东地区传递了一个信息：美国的红线不仅仅局限于以色列。他还向海湾伙伴表明，美国在该地区的防务承诺范围已经扩大，而且可能是永久性的。想想2019年伊朗代理人袭击沙特一家大型炼油厂的情形。当时，川普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导致海湾国家对美国维护其安全的承诺失去了一些信心。而有了川普的行政命令，他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类似的袭击将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美国在中东的对手比几十年来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

川普的保证并非美国首次对海湾地区做出此类承诺。2023年，拜登政府签署了《美巴全面安全一体化与繁荣协议》，旨在为美国参与该地区事务提供框架。该协议促进了美巴两国新的经济和技术合作、联合军事演习、协调国防规划以及加强情报共享。在共同安全方面，该协议强调磋商和联合应对，而非美国对任何武装袭击（无论是否涉及军事）立即采取强制性回应。

尽管与巴林达成的协议以及关于卡塔尔的行政命令都缺乏美国参议院批准的条约所具备的法律清晰度和制度上的永久性，但它们的政治影响却十分重大，尤其对卡塔尔而言更是如此。这是自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美国首次明确地将自身利益与海湾国家的安全挂钩。川普此举为美国与海湾及地区伙伴的安全关系树立了新的标杆。沙特阿拉伯已经表示，沙特王储访问白宫时，可能会寻求达成类似的防御协议——即一项总统令，规定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击将被视为对美国利益的攻击。

这比王储在加沙战争爆发前寻求的正式美沙安全协议要温和得多。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曾与沙特阿拉伯就一项参议院批准的防御条约进行谈判，该条约很可能以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为交换条件——实际上是将《亚伯拉罕协议》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沙特阿拉伯。但鉴于加沙战后局势的复杂性，此类协议已被推迟。相比之下，利雅得和其他海湾伙伴国认为，川普与卡塔尔签署的行政命令提供了切实的美国保护，避免了参议院批准的条约或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可能需要的漫长而混乱的谈判。换言之，川普对多哈危机的回应有可能成为该地区新安全架构的基础——前提是美国提供必要的支持，使其具有可信度。

仔细阅读细则

对于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而言，川普的行政命令既带来了希望，也引发了疑问。这三个国家都将其解读为美国决心保护该地区伙伴国免受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威胁的明确信号，这种解读或许不无道理。另一方面，该保证的法律模糊性也引发了海湾领导人对其持久性和可执行性的担忧。例如，2028年美国新政府可以轻易撤销该协议，尽管这会对美卡双边关系造成巨大风险。

川普政府也尚未完全阐明多哈保证究竟标志着正式的政策转变，还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例如，该保证将如何防止类似卡塔尔9月份遭遇的事件再次发生，这一点尚不明确。如果发生类似袭击，美国会阻止以色列导弹袭击多哈，还是仅仅更快地通知卡塔尔？美国会采取行动遏制以色列——其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吗？历史表明，美国的安全承诺与其说是应对个别事件的战斗反应，不如说是遏制大规模侵略——例如1990年针对科威特的那种侵略——并促进有利于稳定、可预测性和和平的地区安全环境。必要时，美国有时会约束其盟友，例如1956年法国和英国入侵苏伊士运河，以及1964年和1974年土耳其威胁塞浦路斯。

这些紧张局势也反映出一个更深层次的困境。过去，海湾伙伴国一直在寻求美国更多保护和通过建立其他伙伴关系（例如与中国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来规避风险之间摇摆不定。例如，沙特阿拉伯在9月份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防务协议。尽管新的行政命令可能会减少这种规避风险的诱惑，但这只有在华盛顿明确表示其保证具有实际效力时才能实现。如果卡塔尔对美国应对外部侵略的预期未能得到满足，美国就有可能造成一种危险的中间地带：海湾国家会觉得美国的承诺过于强大，无法轻易放弃；但又不足以阻止它们寻求可能与美国利益相悖的替代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最终可能承担责任却无影响力。它或许会被指责为地区危机的罪魁祸首，却又缺乏影响伙伴国行动的影响力。如何管控这些预期，将是未来几个月考验本届政府外交能力的关键一环。

新的多哈模式也存在其他隐患。无论是对卡塔尔的保证，还是美国在该地区的整体姿态和战略，都仍然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而非深思熟虑协调的结果。川普第二任期政府尚未制定正式的地区安全战略。此外，还存在美国权力过度扩张的风险。在缺乏明确性的情况下，海湾伙伴可能会误解美国的承诺，将其等同于北约第五条款——该条款规定，对任何一个盟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华盛顿和海湾国家在假设上的差异可能导致美国被卷入地区争端，或者更糟糕的是，在局势升级之际，美国似乎会背弃其承诺。为了使其对卡塔尔的承诺具有可信度，华盛顿需要将其制度化，以平衡威慑力与政治和军事灵活性。

赢得和平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美国仍然拥有重塑中东安全格局的难得机遇。随着对手实力削弱、伙伴实力增强以及外交活动活跃，华盛顿能够以几年前难以想象的方式重塑新兴的地区秩序。例如，在向海湾国家提供新的安全保证的基础上，川普政府可以正式确立海湾国家（可能包括以色列）之间的多边防御条约，将《亚伯拉罕协议》扩展为更广泛的区域政治论坛，或者利用安全合作进一步促进与那些希望加入美国安全体系的国家的经济投资和一体化。海湾国家对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和对卡塔尔的袭击感到不满。但他们也认识到，以色列通过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军事能力，使海湾地区更加安全。因此，海湾国家很可能希望以色列站在自己一边，尽管这种希望可能比较隐晦。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此前曾有机会重塑中东秩序——1974年赎罪日战争之后，以及1991年科威特解放之后。在这两种情况下，美国领导的联军都击败了地区冲突的主要挑起者，并随后采取了重要的外交举措，包括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1991年的马德里会议以及奥斯陆协议。但该地区各国政府在这两个时期都未能永久巩固和平。类似的挑战依然存在，华盛顿及其在该地区的伙伴如今应努力避免重蹈覆辙，并将目前初步形成的稳定局面转化为新的常态。

现在也是美国重新评估和调整其在中东军事态势的契机。随着大规模部署需求的减少，华盛顿可以再次依靠快速反应能力和前沿基地，以及加强与地区伙伴的军事互操作性和一体化，来发挥战略力量投射的作用。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可以利用其重新获得的影响力来应对该地区持续存在的紧张局势，包括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的局势。例如，美国可以利用其对卡塔尔（或许还有沙特阿拉伯）的新承诺，鼓励多哈和利雅得在阻止民兵干预伊拉克国家机构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或为黎巴嫩的重建做出更多贡献。

如果美国不采取后续行动，使该地区走上更好、更稳定道路的窗口期可能会关闭，留下沮丧的伙伴、更加嚣张的对手，以及对美国信誉的持久损害。美国已投入巨资稳定中东，如今终于迎来了一个能够实现持久安全的地区格局。如果让这一切付诸东流，实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