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亞洲：贏得經濟未來，防止軍事對抗

以實力為先導

川普總統憑藉一己之力扭轉了美國三十多年來對中國的錯誤認知：即通過向中國開放市場、鼓勵美國企業在中國投資以及將製造業外包給中國，我們就能幫助中國融入所謂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中國變得富裕而強大，並利用其財富和實力獲得了巨大的優勢。美國精英——在兩黨連續四屆政府中——要麼是中國戰略的積極推動者，要麼是否認現實。

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印太地區已占全球GDP的近一半；按名義GDP計算，則占三分之一。這一比例在21世紀必將繼續增長。這意味着，印太地區已經並將繼續成為下個世紀關鍵的經濟和地緣政治戰場之一。為了在國內取得成功，我們必須在那裡贏得競爭——而我們正在做到這一點。川普總統在2025年10月的訪問期間簽署了多項重要協議，進一步深化了我們在商業、文化、科技和國防領域強大的聯繫，並重申了我們對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的承諾。

美國擁有巨大的優勢——世界最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世界領先的創新能力、無與倫比的“軟實力”，以及歷史上惠及盟友和夥伴的記錄——這些都使我們能夠成功參與競爭。川普總統正在印太地區構建聯盟並加強夥伴關係，這將成為未來長期安全與繁榮的基石。

經濟：最終的利害關係

自1979年中國經濟向世界開放以來，我們兩國之間的商業關係一直並將繼續處於根本性的不平衡狀態。最初，兩國關係是成熟富裕的經濟體與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之間的關係，如今已轉變為勢均力敵的夥伴關係，儘管直到最近，美國的立場仍然根植於過去的這些假設。

自2017年美國關稅政策轉變以來，中國採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其中一項重要舉措是加強對供應鏈的控制，尤其是在世界中低收入國家（即人均GDP低於13,800美元的國家）——這些國家將是未來幾十年經濟競爭最為激烈的地區之一。2020年至2024年間，中國對低收入國家的出口額翻了一番。美國通過中間商和中國在十幾個國家（包括墨西哥）的工廠間接進口中國商品。如今，中國對低收入國家的出口額幾乎是其對美國出口額的四倍。2017年川普總統首次就任時，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占其GDP的4%，但此後已降至略高於2%。然而，中國仍然通過其他代理國家繼續向美國出口商品。

展望未來，我們將重新平衡美中經濟關係，優先考慮互惠和公平，以恢復美國的經濟獨立性。與中國的貿易應保持平衡，並重點關注非敏感因素。如果美國繼續保持增長勢頭——並且能夠在與北京維持真正互利共贏的經濟關係的同時保持這種增長——那麼, 我們的經濟規模應從目前(2025年)的30萬億美元增長到2030年代的40萬億美元，這將使美國處於令人艷羨的地位，從而繼續保持世界領先經濟體的地位。我們的最終目標是為長期的經濟活力奠定基礎。

重要的是，這必須與持續有力地加強威懾以防止印太地區發生戰爭相伴而行。這種綜合方法可以形成良性循環：強大的美國威懾力為更加自律的經濟行動創造空間，而更加自律的經濟行動又將為美國帶來更多資源，以維持長期的威懾力。

為實現這一目標，以下幾點至關重要。

首先，美國必須保護和捍衛我們的經濟和人民免受任何國家或來源的傷害。這意味着（除其他事項外）必須終止：

    •      掠奪性的、國家主導的補貼和產業戰略；

    •      不公平的貿易行為；

    •      破壞就業和去工業化；

    •      大規模的知識產權盜竊和工業間諜活動；

    •      威脅我們供應鏈、危及美國獲取關鍵資源（包括礦產和稀土元素）的措施；

    •      出口助長美國阿片類藥物危機的芬太尼前體；以及

    •      宣傳、影響力行動和其他形式的文化顛覆。

其次，美國必須與我們的條約盟友和夥伴合作——這些盟友和夥伴的經濟實力加起來為我們30萬億美元的國民經濟（合計占世界經濟的一半以上）增添了35萬億美元的經濟實力——以遏制掠奪性經濟行為，並利用我們聯合的經濟實力來維護我們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確保盟國經濟體不會屈從於任何競爭大國。我們必須繼續改善與印度的商業（及其他）關係，以鼓勵新德里為印太安全做出貢獻，包括繼續與澳大利亞、日本和美國開展四方合作（“四方機制”）。此外，我們還將努力使我們的盟友和夥伴的行動與我們防止任何單一競爭國家主導的共同利益保持一致。

與此同時，美國必須加大研發投入，以保持和提升我們在尖端軍事和兩用技術領域的優勢，重點關注美國優勢最為顯著的領域。這些領域包括水下、太空和核能，以及其他將決定未來軍事力量走向的領域，例如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自主系統，以及為這些領域提供動力所需的能源。

此外，美國政府與美國私營部門的關鍵關係有助於持續監控美國網絡（包括關鍵基礎設施）面臨的持續威脅。這反過來又使美國政府能夠進行實時發現、歸因和響應（即網絡防禦和進攻性網絡行動），同時保護美國經濟的競爭力並增強美國科技行業的韌性。提升這些能力還需要大幅放鬆管制，以進一步提高我們的競爭力，刺激創新，並增加獲取美國自然資源的途徑。在此過程中，我們應該致力於恢復有利於美國及其地區盟友的軍事平衡。

除了保持經濟主導地位並將我們的聯盟體系整合為一個經濟集團之外，美國還必須在未來幾十年全球經濟增長可能主要發生的那些國家，開展強有力的外交和私營部門主導的經濟合作。

“美國優先”外交旨在重新平衡全球貿易關係。我們已向盟友明確表示，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是不可持續的。我們必須鼓勵歐洲、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主要國家採取有助於中國經濟向家庭消費傾斜的貿易政策，因為東南亞、拉丁美洲和中東地區無法單獨消化中國巨大的過剩產能。歐洲和亞洲的出口國也可以將中等收入國家視為其出口的一個規模有限但不斷增長的市場。

中國的國有企業和國有支持的企業在建設實體和數字基礎設施方面表現出色，中國可能已將其貿易順差中的1.3萬億美元轉化為貸款提供給其貿易夥伴。美國及其盟友尚未制定，更遑論實施針對所謂“全球南方”的聯合計劃，但它們共同擁有巨大的資源。歐洲、日本、韓國和其他國家擁有7萬億美元的淨外國資產。包括多邊開發銀行在內的國際金融機構，其總資產達1.5萬億美元。儘管職能擴張削弱了部分機構的效力，但本屆政府致力於利用其領導地位推行改革，確保這些機構服務於美國的利益。

美國區別於世界其他國家的特質——我們的開放、透明、值得信賴、對自由和創新的承諾以及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將繼續使我們成為全球首選合作夥伴。美國在世界所需的關鍵技術領域仍然占據主導地位。我們應該向合作夥伴提供一系列激勵措施——例如高科技合作、國防採購以及進入我們資本市場的渠道——以促使他們做出有利於我們的決策。

川普總統2025年5月對波斯灣國家的國事訪問展現了美國科技的實力和吸引力。訪問期間，總統贏得了海灣國家對美國先進人工智能技術的支持，深化了雙方的夥伴關係。美國也應積極爭取包括印度在內的歐洲和亞洲盟友及夥伴的支持，以鞏固和提升我們在西半球以及非洲（尤其是在關鍵礦產領域）的共同地位。我們應組建聯盟，利用我們在金融和科技領域的比較優勢，與合作國家共同開拓出口市場。美國的經濟夥伴不應再指望通過產能過剩和結構性失衡從美國獲取收入，而應通過與戰略協調一致的有效合作以及獲得美國的長期投資來實現增長。

憑藉世界上最深厚、最高效的資本市場，美國可以幫助低收入國家發展本國資本市場，並使其貨幣與美元更加緊密地掛鈎，從而確保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未來地位。我們最大的優勢依然是我們的政府體制和充滿活力的自由市場經濟。然而，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我們體制的優勢會自然而然地得到保障。因此，制定國家安全戰略至關重要。

遏制軍事威脅

從長遠來看，保持美國的經濟和技術優勢是遏制和防止大規模軍事衝突的最可靠途徑。

有利的常規軍事平衡仍然是戰略競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台灣問題備受關注，部分原因是台灣在半導體生產領域占據主導地位，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台灣提供了通往第二島鏈的直接通道，並將東北亞和東南亞分割成兩個截然不同的戰區。鑑於全球三分之一的航運每年都要經過南海，這對美國經濟有着重大影響。因此，遏制圍繞台灣的衝突，理想情況下是通過保持軍事優勢，是當務之急。我們還將繼續堅持我們長期以來對台灣的聲明性政策，這意味着美國不支持任何單方面改變台灣海峽現狀的行為。

我們將建立一支能夠阻止第一島鏈任何地區侵略行為的軍隊。但美國軍方不能也不應該獨自承擔這項任務。我們的盟友必須加大投入，更重要的是，必須切實履行承諾，為集體防禦做出更多貢獻。美國的外交努力應集中於敦促第一島鏈的盟友和夥伴允許美軍更便捷地使用其港口和其他設施，增加自身國防開支，尤其重要的是，投資於旨在威懾侵略的能力建設。這將使第一島鏈沿線的海上安全問題相互關聯，同時增強美國及其盟友阻止任何企圖奪取台灣或形成對我們極為不利的軍事力量平衡（以致於我們無法保衛台灣）的能力。

另一個相關的安全挑戰是任何競爭對手都有可能控制南海。這可能使潛在的敵對勢力得以對世界上最重要的商業航道之一徵收通行費，或者更糟糕的是，隨意關閉和重新開放該航道。這兩種結果都將損害美國經濟和更廣泛的美國利益。必須制定強有力的措施，並輔以必要的威懾力量，以確保這些航道暢通無阻，不受任何一國的任意關閉。這不僅需要加大對軍事（尤其是海軍）能力的投入，還需要與所有可能因此遭受損失的國家（從印度到日本，乃至更遠的國家）開展密切合作。

鑑於川普總統堅持要求日本和韓國承擔更多責任，我們必須敦促兩國增加國防開支，重點發展威懾對手和保護第一島鏈所需的能力（包括新型能力）。我們還將加強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存在，同時在與台灣和澳大利亞的交往中，我們將繼續堅持增加國防開支的堅定立場。

防止衝突需要在印太地區保持高度警惕，重振國防工業基礎，加大自身及盟友和夥伴的軍事投入，並在長期經濟和技術競爭中取得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