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FR)主席邁克爾·弗羅曼在分析了川普政府的新國家安全戰略後, 於2025年12月12日在《外交關係委員會》雜誌發表了他總結的6個要點, 值得一讀：

上周，川普政府發布了期待已久的國家安全戰略（NSS）。我讀了這份戰略，你也應該讀一讀。可以肯定地說，我們現在看到了唐納德·川普總統迄今為止對美國國際利益、這些利益的優先順序以及不斷變化的全球秩序的最清晰的評估。

從文風上看，這份文件簡潔明了，通俗易懂，並充滿了川普及其團隊獨特的修辭風格。它與以往政府那些更為平淡無奇的宣言截然不同。但真正與現狀的決裂在於實質內容，而非文風，而且這種決裂非常顯著。

這項戰略並非一份空洞的願望清單，也不是我本周早些時候在對外關係委員會媒體吹風會上所說的“聖誕樹文件”——也就是說，它不是一份各部門和地區專家都確保自己的問題或領域被提及的跨部門文件，導致最終的文件看起來更像是願望清單而非戰略文件。事實上，川普直指冷戰後時代“願望清單或理想最終狀態”以及“空泛的陳詞濫調”，在他看來，這些缺乏任何實用性和優先順序，更不用說缺乏“我們應該想要什麼”的意識。

從一開始，這份文件就定義了戰略的真正含義——強調目標與手段、國家利益與能力以及政策制定中固有的權衡取捨之間清晰的聯繫的重要性。主張克制的一派——那些擔心美國過度擴張後果的人——的印記清晰可見（儘管他們的思想並非這份戰略所代表的）。這項戰略揭示了總統本人對美國霸權的深刻懷疑，質疑“美國永久統治整個世界是否符合我們國家的最佳利益”。為了取代霸權，政府提出了一種既強硬又克制、既務實又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戰略設計。

有幾個要素引人注目，值得我們仔細研究。首先是我們的後院——西半球——現在首次以書面形式受到“川普版門羅主義”的約束。這項戰略要求中美洲和南美洲各國政府順從並與美國保持一致，以遏制移民和毒品的流動，並將敵對勢力排除在政治領域和戰略資產（例如港口和礦產）之外。正如委內瑞拉的例子所示，這一學說已經對該地區產生了直接影響。然而，它也將產生全球影響，因為執行“川普版門羅主義”需要將政治和軍事資源從其他地區——印太地區、歐洲和中東——重新分配到該地區。川普提出的“金穹”導彈防禦項目同樣將以國土防禦而非力量投射的名義，對美國的國防預算和國防工業基礎提出額外要求。

其次是對大國競爭缺乏關注。中國在文件中首次被提及是在大約三分之二篇幅之後。在拜登總統的國家安全戰略中，中國是核心焦點。在川普的新戰略中，沒有直接提及中國試圖顛覆印太地區現有力量平衡的努力，只有間接警告稱存在失去對台灣半導體和第一島鏈的控制權的風險。公平地說，文件中確實強調了掠奪性國家補貼和產業戰略、不公平貿易行為、大規模知識產權盜竊和工業間諜活動，甚至對我們供應鏈的威脅，這些都可能危及美國獲取關鍵資源（包括礦產和稀土元素）的能力。但這些問題通常沒有直接提及中國，儘管中國是迄今為止最大的罪魁禍首。這些是美中經濟關係的核心問題，然而，目前這些問題基本上都被擱置了。或許它們被認為難以解決。而俄羅斯更多地被視為一個讓歐洲人感到生死攸關的問題，可能導致戰爭，而不是一個修正主義大國。美國並非此類衝突的參與方，而是負責防止衝突發生的調解人。

第三，該戰略呼籲重塑跨大西洋關係。與對待其他地區不同，該戰略以明確的意識形態術語來討論歐洲，並敦促恢復“歐洲的文明自信和西方認同”，將其作為任何持續夥伴關係的關鍵要素。該文件將歐洲內部政治視為關鍵變量：它指責歐盟的移民政策“正在改變歐洲大陸”，譴責“破壞政治自由和主權”的跨國法規，並警告稱存在“壓制政治反對派”和侵蝕言論自由的審查制度。川普聲稱，聯盟的未來取決於歐洲國內發展方向的根本性轉變，這種轉變應使其治理方式更符合美國右翼的優先事項。與此同時，政府要求歐洲在聯盟體系中的作用發生結構性轉變，堅持要求歐洲國家“對自身防務承擔主要責任”，放棄對北約不斷擴張的期望，並達到大幅提高國防開支的新標準。雖然川普對我們歐洲盟友的批評（例如，監管過度）有一定道理，但如此公然干涉他們的國內政治可能會適得其反。

第四，該戰略代表着經濟或商業利益和工具的最終勝利。公開的交易性經濟談判是川普2.0時代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關鍵組織原則。政府仍然熱衷於利用在印太地區、中東、拉丁美洲和歐洲的市場准入和經濟實力來實現其戰略目標，無論是經濟目標還是其他目標。然而，在這方面，該戰略對全球貿易戰的權衡取捨及其對我們合作夥伴在其他問題上與我們合作的意願以及對依賴美國進出口的美國消費者和工人的影響輕描淡寫。

第五，值得注意的是，該戰略與政府過去一年採取的一些行動存在矛盾。例如，戰略中提到美國需要擁有“無與倫比的軟實力”。然而，政府卻大幅削減了對外發展援助，並關閉了長期廣播機構美國之音的運營，卻沒有真正建立起其他行使軟實力的替代方式。該戰略還呼籲美國投資“新興技術和基礎科學，以確保我們未來幾代人的持續繁榮、競爭優勢和軍事主導地位”。與此同時，它卻削減了政府資助的研究實驗室和大學的研發資金。這種矛盾貫穿於川普政府旨在開創創新新黃金時代的宏偉目標之中，但這並非新鮮事；或許，政府對戰略的更全面闡述將有助於進行一些路線修正。

最後，儘管川普政府採取的行動破壞了過去八十年來維持穩定的許多因素，但該戰略仍然體現了政府對穩定的偏好。在拒絕了“註定失敗的全球霸權理念”之後，它擁抱了一個由“權力平衡”和“靈活現實主義”邏輯維持穩定的世界，這種邏輯承認需要與那些制度“與我們的傳統和歷史截然不同”的國家合作。這種框架也延伸到技術領域，政府在此領域提出了一種戰略相互依存關係——將呼籲美國創新“推動世界向前發展”的號召與旨在向盟友、地緣政治搖擺國，甚至包括中國等令人擔憂的國家推廣先進能力的政策相結合。川普剛剛批准向中國出口此前受到限制的人工智能芯片。這項戰略雖然務實，但存在鼓勵修正主義大國以平衡為幌子劃分勢力範圍的風險，而且它對相互依存的價值表現出一種諷刺性的尊重——而這正是川普在其第一個任期內試圖譴責並部分瓦解的範式，他當時採取了一系列出口管制和制裁措施，旨在使美國和中國的技術生態系統脫鈎。

退一步講，國家安全戰略文件並不總是能夠決定政策走向。正如偉大的戰略家邁克·泰森曾經說過的那樣，“每個人都有計劃，直到他們被一拳打在臉上。”這項戰略有很多值得商榷之處，但我讚賞它的清晰和坦誠，它承認外交政策本質上受到有限資源的制約，也受到世界秩序結構性變化的制約，這些都不能被忽視。只有時間才能證明川普的診斷是否正確，他的優先事項以及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是否正確。但沒有人能夠說他的計劃是不透明的。那些原本不便公開的意圖現在已經被公之於眾，並且正在以極快的速度付諸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