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基山人在其博文《也談對文革的評價》中作結論說：“這個文革，。。。對中國的主體階層，人數廣大的農民，工人，軍人來說，基本就沒有太大的影響，也沒有長時間的影響。那麼，這樣一個影響範圍還很有限的文革，如何可以說是對國家對人民有了極端的傷害和危害呢？”他的這個結論是臆想的，也是違背歷史的。 下面轉載的一篇文章是對落基山人的結論的一個批駁。 ----------------------------------------------------------------------- 文革期間農民的收入和負擔 /來自中華網社區 club.china.com/ 作者：雅可夫 農民問題是當前中國社會積重難返的主要問題。由於這個問題的客觀尖銳性，我國的“老左”和“新左”一起上，似乎只有他們可以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了，農民又有了“大救星”了！
我是在左傾路線橫行的時候當過農民的人。可以說，不管老左怎麼說得天花亂墜，他們都沒有資格代表農民。許多左傾的年輕人，不了解當時農民的負擔，也不知道當時農民的苦楚。他們可能只知道現在的農民負擔沉重，卻不知道，過去農民的負擔比現在更重。
一、當時農民的收入
我在農村當農民的時候，收入最好的一年是每10分工0.58元（大概是1971年）。它是以砍完一山培育了22年的杉樹和一山竹子為代價的。除此之外的年成就差得太遠了。我們鄰近的一個公社，有一個生產隊每10分的工分值只能分8分錢。
沒有經歷過老左治下農民生活的人，對這樣的分配可能還不一定懂。它的含義是，一個成年男勞動力從早晨6點勞動到下午6點（有時晚上還要開晚工），計工10分，這10分，年終分配可以得8分錢。成年女勞動力，每人每天只能計6分工。如果工分值是每10分工分8分錢的話，則六八隻能得4分8厘錢。我第一次出集體工只評了2分的標準分（因為年齡小、個子小、勞動力不行）。按這個准，我每勞動一天，只能得1分6厘錢。當時的米價是1角6分錢買1斤。這就說，一個成年的男勞動力，勞動兩天才夠買一斤米。至於穿衣、看病、紅白喜事，就只好由讀者去想象了。
當時“割資本主義尾巴”，農民除了從集體勞動中分得勞動果實之外，其它收入微乎其微。1972年，我奶奶在房子前邊的空地上種了一蔸苦瓜，都被勒令拔掉了，還罰了5角錢款。我家是貧農，所以沒有因此挨斗。要是其它成分的家庭，這一蔸苦瓜可就要招徠不少鬥爭了。家庭養雞、養豬當然是政府提倡的。但是，他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增加農民收入，而是所謂“支援國家建設”。其它副業生產，在個人是禁止的；在集體，也被“以糧為綱”沖得幾乎為零。
當時農民的收入大致就是這個樣子。
二、農民的日常生活支出
農民辛辛苦苦勞動一年，只能按這樣的工分值標準來進行“多勞多得”的核算和分配。可是，這還只是毛收入。生產隊分紅薯、分糧食、分苎麻、分黃豆；端午節、春節、中秋節開點預支都得要在年終結算里扣除。窮生產隊平時沒有這些預支項目，所以扣得就少。至於日子怎麼過，你自己去想象好了。我們隊收入好的那年，端午節、春節、中秋節都開過一點預支（現錢）。我家裡最多還被預開過3元8角錢。扣除這些以後，到年終，許多人家超生產隊的支。即全家勞動了一年，不但沒有一分錢過年，還欠了生產隊的錢。公社幹部來了，還要給一個“勞動不積極、出工不出力”的批評。文化大革命還把這種結局歸罪為：“沒有忠實地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三、關於農民的負擔
文化大革命中沒有“農民負擔”一說。也沒有人敢如此膽大提出“農民負擔”問題。是改革開放政策才有了“農民負擔”這個詞。不過，沒有這個詞，不等於當時的農民沒有負擔。
當時的農民究竟承擔了那些負擔呢？沒有在農村生活過的不知道。其實，大略算起來，“老左”強加給農民的負擔遠比現在要重得多。可以大致分析如下：
1、上交徵購糧。
“徵購糧”其實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征糧”（相當於現在的農業稅）。它是按照土改時的“四固定”核算下來的。另一部分是“購糧”（國家訂購糧）。它是“統購統銷”政策的產物。理論上講，“購糧”是國家先付一些定金給農民，秋收以後農民把國家定購的這一部分糧食上交給國家。不管你豐產還是歉收，都要交。而實際執行中，國家沒有付給過農民任何錢，糧食照樣要交。美其名曰，“支援國家建設，農民最有自覺性。”
2、上交物質（包括牲豬和經濟作物產品）。
這一部分不屬於無償上交，是強行廉價要生產隊賣給公社供銷社的。每個生產隊要按規定完成國家任務。不完成國家任務的生產隊，不准分配這些國家統購物質。比如，沒有完成上交牲豬任務的生產隊，過年過節不准殺豬。這就是當年我們的農民，作田的沒有飯吃，養豬的沒有豬肉吃，種麻的沒有衣裳穿的原因所在。由於自由市場被取消了，國家是按“一口價”強行攤派、強行收購的。與供銷社結帳是幹部的事，農民根本不知道。幹部從中貪污、截留是經常的。因此，農民從這樣的上交中得不了幾個錢。
3、上交“三超糧”和“戰備糧”。
老左治下的幹部好大喜功、匯假報成風。本來減產，他硬要說成增產。為了表明自己的政績（當時沒有“政績”這個詞，而是叫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豐碩成果”之類），就強迫農民上交“三超糧”（究竟哪“三超”，我至今不明白）。“戰備糧”是中蘇關係惡化後出現的新名堂。有一年，我們生產隊的隊幹部和社員反對公社收“三超糧”。馬上就招徠公社幹部下隊來“反瞞產私分”，說是幹部隱瞞了產量給社員私分。他們整起人來，比現在的幹部要殘酷的多，而且上級支持他們，不但不批評，而且還要表揚他們“鬥爭堅決”，“階級立場堅定”。經過這樣的搜刮以後，新谷8月才上場，到春節，我們生產隊就有半數社員家裡沒有過年米飯了。1969年起，我家裡也加入了這個缺糧戶隊伍。這一年，13歲不到的我跟着大人走120里路去買紅薯（3元7角錢買100斤）度饑荒。1976年，是我家裡最困難的一年。當時，我家有9口人，從小年24到正月15，隊上殺豬共計分給我家裡9斤帶皮帶骨的豬肉，另外國家按人口發給農民每人4兩白糖。幹部私分了一部分，融化掉一部分，實際到戶只有3兩7錢。就是這9斤肉、每人3兩7錢白糖，穿着破爛不堪的衣服，我們過完了1976年的春節（從小年24到正月15）。
4、向農戶攤派上交物質。
每到過節、過年，國家就會有人下農村催交雞、鴨、蛋品之類，也沒有一分錢給農民。名義上是“工農相互支援”，實際上則是強行征繳。幹部解釋說，工人老大哥為我們生產了工業品，農民應該保證城市裡的工人老大哥過好節、過好年。
有一年（大概是1974年），我們隔壁隊一戶貧農，又是民辦教師，他們村子發過雞瘟，什麼也沒有。正好他老婆生了孩子，他家親戚剛剛送給他一隻雞看月婆。雞正在生蛋，於是，這個身為民辦教師的貧農不捨得把雞交給國家，想留給老婆吃。誰知沒有藏好，雞一叫就被婦女主任發現了。於是，這位民辦教師與收雞的幹部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氣憤之下，這個民辦教師把雞舉起來狠狠地摔死在地上，嚷道：“老子就是不交！”然後又罵到：“你們比過去的國民黨還厲害！”
事情過後，對這個貧農出身的民辦教師被生產隊開了一次鬥爭會，經大隊部討論，公社批准，開除了他的民辦教師資格。
這是個典型事例，一般情況下，農民從來沒有反抗過。最倒霉的地富分子，他們養雞養多了是“夢想走資本主義道路”，養少了有交不起國家任務。真的左右都不是。
5、平調風
沒有經過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農村生活的人，可能不知道什麼叫做“平調”？所謂平調，就是農村的上級領導機關（縣、公社、大隊）無償向下級生產部門抽調物質和勞動力去蓋公社禮堂、修路、興辦社隊企業（為公社賺錢）之類。
1974年，我們縣的一個革委會的幹部（大概是革委會副主任）死了，就向每一個大隊抽調了7個地、富、反、壞、右分子的壯勞動力去為他家裡送葬、埋死人。
1974年，我被公社抽調去採礦8個月，賺的錢主要交給公社和大隊，生產隊所得甚少，我則按照公社劃撥下來的工錢記工分，參加生產隊分紅。
6、扣罰工分
前面已經說了，文革期間的農民主要依據工分來分配集體勞動成果。可是，工分也是可以扣掉的。只要幹部不高興，你的勞動工分就可能被扣掉。我爺爺74歲時按照工分定額承包了一塊油茶山的鏟山任務，清除荊棘和亂七八糟的野生植物，並鬆土。我爺爺心眼實，把茶樹腳上的小枝全部理掉了。按照生物的生長特點，理掉一些多餘的枝丫可以避免鬱閉，產量會更高些。可是，大部分農民不懂。生產隊會計與我家又有些疙瘩，於是，本來應該得300個工分的勞動被扣掉了120分。就是說，與現在對農民的濫罰款相對應，過去存在着濫罰工分的情況。
7、養知識青年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農民並不歡迎。一是知識青年到農村經常偷東西。他們沒有時間和經驗養雞、種菜，只好偷貧下中農的吃。二是農村要負責安排他們的住房和勞動。農村土地是相對固定的，多來一個知識青年就得多分一份，農民不高興。1970年－1978年，我們隊100口人，負擔了6個知識青年。
以上列舉的農民負擔，各個地方可能有所不同。但總體按可比的相對數算來，文化大革命中的農民負擔大約是現在農民負擔的2.5倍。只不過，當時是集體化的農業體制，大部分上交都不是直接從農民手上拿的，而是生產隊集體上交的。所以，農民沒有象今天這樣有切膚之痛。 （以上為轉貼文章） 相關文章： 為什麼說文革使中國經濟瀕臨崩潰？ “文革期間”科技經濟成果是因文革而取得嗎？ 文革至少死了兩百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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