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氢弹、导弹、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南京长江大桥这些我国具有标志性的科技、经济建设成果（包括其它一些产生于“文革期间”的科技经济成果、“数据”），这些是一些坚持认为不应当彻底否定文革或赞美文革的人经常拿来作为佐证的论据，因为它们是产生于“文革期间”的，杨明华先生说，要否定文革就要拿出证据来“否定文革期间的所有一切”——中思网杨明华先生就是这样“辩证地、有联系地、全面地看待历史”的。
杨先生明知当年毛泽东起草的有关文革正式文件中对文革的明确定性和要达到的目的，但他坚持用“辩证的有联系的、全面的”观点认定“文革”是为了发展经济、科技而发动的，其“著名”观点是：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所以“推理”得出文革必然是为了发展经济与科技事业而发动的，杨先生说“把文革期间的发展成就与文革本身分离开来，从而对文革做简单的否定，是肯定说不通的”——而且断言如果不这样认为就是犯了“孤立地、片面地”看待历史的错误。杨先生还说：“你要全部否定文革，你就得举证出文革期间的所有一切都是错误的”。杨先生还说：“建议应先生先读读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的伟大成就——再和刘新科教授“杠”一次》以及《文革中的建设成就——文革十年大事记》，你就应该知道，文革期间是不是该全部否定。”
——其实此话真的差矣，有一点语文常识的人都会明确：“文革期间”这一偏正词组是一个时间段的概念，在这个时间段里怎么可能“所有一切”都是错误的呢？在这一时间段里，如同在其它历史时间段里一样，适龄青年结了婚、妇女生了孩子、农民如往年一样播种并收获粮食、一些工人在上班制造一些产品，边防军履行着守卫边疆的职责等等等等，这些大概既不能称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自然也不可能是什么“错误”而遭否定——呜呼，于是据此便不能彻底否定作为历史概念有着特定政治内涵的“文革”，而在这一时间段里如果科技、经济取得了什么成果，那倒肯定是文革使然了，因为发生在“文革期间”，我们又无法否认那些确实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这便是杨明华等一些肯定文革者的逻辑。
杨明华等先生们的观点和思维逻辑方面的问题涉及的因素较多，说起来有点纷繁，读者也未必有闲情耐性看下去，所以本文暂不过多讨论杨先生的观点和逻辑问题。本文只想以某些事实来说明，作为历史概念而非时间概念的“文化大革命”其实与我国在那段时间所取得的一些引以为豪的科技经济成果不仅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而且恰恰是一些人抵制了文革的干扰才取得的。虽不能囊括“文革期间”的“所有一切”，但列举法也是研究的方法之一，何况本文所列举的应当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史实，是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的。
一、一个常常被错误地拿来作为论据的事实
文革的某些拥护者常常用我国原子弹的试制成功来作为事实佐证之一。但这实在是一个错误，如果不是出于粗心或无知，便是别有用心地浑水摸鱼，贪天之功为“文革”所有——因为原子弹是1964年10月16日试验成功的，将近两年后文革才开始，如何与“文革”扯上关系？这太离谱了，不作评论。不过这反过来却恰恰可以论证，没有文革，我国照样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尖端科技成果。下面的事实会使我们看到，如果没有文革，我国这方面的发展将会更快。
二、除了时间搭边——氢弹、导弹的试制成功基本与“文革”无关
1967年6月，我国氢弹成功试爆。但是众所周知，没有原子弹的试验成功，氢弹的成功是不可能的。1966年5月文革开始，一年后氢弹爆炸成功。仅从时间来说，仅一年，我们能说氢弹是文革的“伟大胜利”吗？没有文革，我国氢弹就不能试制成功吗？诚如是，我们如何解释原子弹成功研制于文革前两年呢？事实是，早在我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尚未成功的1960年，有关部门就做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因为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理论先行，可以在原子弹成功后更快地完成氢弹的试验。（见《于敏：中国“氢弹之父”》）
至于导弹，根据解密档案且载于中学教材中的内容表明：我国早在1959年就用导弹击落了美制高空侦查机器——RB-57D在北京通县上空爆炸（见2008.9.16《淮海晚报》：我国何时有了可用于实战的导弹？）——不论那是自制的还是购买引进的。而我国可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则是在1966年10月成功试爆的。那时文革才开始几个月——仅就时间而言，这难道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三、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与文化大革命有何关系？
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在1968年，当时正值文革如火如荼之时，自然是被称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但是我们一些人想过吗？南京长江大桥是哪一年开工的？1960年1月18日正式动工的！历经8年建设，只是最后两年即建桥的四分之一时间落在了“文革期间”这一时间段的，于是我们就要说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吗？没有文革南京长江大桥就建不起来吗？
而事实是，正是在建桥的最后两年，南京城里文革如火如荼，武斗的枪炮声阵阵传来。在南京市档案馆，存有一份南京市军管会生产委员会在1967年8月提交给江苏省军管会的报告，题目叫《南京长江大桥工程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行文间满是无奈。报告说，“文革”开始以后，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工地上近6000名大桥局二四处的职工逐渐形成两大派:一派属于新工总系统，一派属八·二七系统。或是要参加“武斗”或是要避开“武斗”，很多工人离开工地。“到6月23日，大桥局四处一场较大‘武斗’后，职工群众因人身安全没有保证而大批离开工地回家或在南京外单位活动，整个工程几乎全部陷于停顿。”一直在大桥工地的大桥局副总工程师王序森也被迫返回武汉。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于是派了工程兵四个连进驻大桥工地，明确规定部队有三项任务：宣传毛泽东思想、协助施工、保证安全……（见2009年9月7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南京长江大桥：远去的政治符号 不朽的国家荣光》）我们能说文革是为了经济的发展而发动的？我们能说文革是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能说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成果”？事实难道不正说明了如果不是文革的干扰，南京长江大桥完全是可以提前建成的？
四、“东方红一号卫星”：在文革干扰和抗干扰中艰难诞生
我国的研制人造卫星是早在1957年就提出来的，1958年正式列为重点攻关项目，1970年发射成功，历经12年，其中最后4年处在“文革期间”。没有前八年的努力，文革中这4年能够完成卫星研制并成功发射吗？
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强烈干扰，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桎梏，使得日本生生抢在我国人造卫星发射前一年升空（见央视探索发现“东方红一号”卫星传奇/视频）。而研制卫星的主要科学家和众多科技人员的遭遇却更能说明文革对于我国卫星研制的严重干扰和破坏。
赵九章——中国研制人造卫星的“581小组”副组长，后为我国“651”卫星设计院院长，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文革一开始，他因为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季陶的外甥，便首先被挂起来“靠边站”了；1967年，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开始夺权，赵九章自然首当其冲。他所有的权利统统被剥夺殆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他带来的，除了没完没了的“学习班”，便是白天夜晚没完没了的充满野蛮与疯狂的批判和斗争，每天胸前挂着十几公斤重的牌子，劳动、挨批斗遭侮辱。由于中科院的许多“海归”科学家大多解放前家境较好或有国民党背景，所以文革中大多均有“特嫌”而遭到冲击或批斗。赵九章当年的同事回忆说：文革那阵，赵九章常常“长久地望着天上的星星一动不动，一望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一边望着天上的星星，脸上还一边流着长长的泪水……”
与赵九章同时遭到残酷折磨的还有中国极其优秀的火箭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姚桐斌，他在一次残酷的批斗中被活活打死。姚桐斌的死讯传来时，赵九章一颗本已伤痕累累的心，仿佛又被人猛地扎了一刀！1968年10月10日晚，他吞下整把安眠药，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含恨死去，抽屉里留下的是他工工整整书写的最后一份“检查交代”材料……当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听到这一消息时，手中的茶杯竟掉在了地上，老泪纵横！
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有20人！如果统计全国范围自杀的科学家、知识分子，那该是怎样的数字？！而他们难道也是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也正是在这之后，周总理不顾一切拟定了一份《重点保护的科学家名单》并报呈毛泽东——这才使得我国的另一些科学家免遭劫难，才使得一些重要的尖端科研少受文革的冲击和影响。（资料来源：李鸣生《赵九章之死》,2004年8月16日《文汇报》）
而文革对卫星研究的干扰还很多。比如当年为国人自豪和振奋的我们的卫星能在太空奏响《东方红》乐曲，而当我们现在来看看央视“探索发现”频道《东方红一号卫星传奇》便可得知，为了这个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纯属个人崇拜的“文革”特色之举，为了这个与卫星本身的意义毫不相干的“构思”，我们的科研人员费了多少周折，耽误了多少时间！而到最后，有人提出要在卫星上镶嵌金属浮雕的毛泽东头像以表忠心，为此又耽误了多少时间！因为卫星的重量每增加一点点，都将对设计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而我国当时的能力尚难达到，且我们的卫星已经有100公斤了——明知镶嵌毛头像没有实际必要，但在文革肆虐的当时谁也不敢提出异议。最后还是后接任卫星总体设计工作的国防部导弹总体设计部副主任孙家栋斗胆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这个问题，总理既明确又含蓄地要科学家们“从实际出发”对待这个问题，这才使科技人员放弃了在卫星上镶嵌毛泽东金属头像的“设计构想”……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虽然比日本晚了一年，但毕竟为中国博得了作为一个大国的自豪与尊严。然而，我们为此呕心沥血的中国航天人在哪里呢？孙家栋后来也因出身问题竟然“靠边站”了，而赵九章、姚桐斌两位先生已含恨而死，钱骥等不少前期参加了卫星工程的科学家们则是在“牛棚”里听着卫星奏响的《东方红》音乐……而他们难道也是党内的“走资派”？是要搞所谓修正主义的“走资派”？天晓得！！（资料来源：中华网《艰难的起飞：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背后》）
试问：“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促进科技、经济的发展而发动的吗？客观上，文化大革命促进了科技、经济事业的发展了吗？以原子弹、导弹的研制成就来看，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我国的科技、军事难道不会发展得更快更好吗？国家如此尖端科技工作都遭到文革这样的冲击，其它一般科技经济工作遭到了文革怎样的干扰和冲击这还需要一一细述吗？我们可以如杨明华先生那样简单、机械地从概念到概念地理解所谓“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吗？（其实这也仅仅是有关“政治”概念诸多定义中的一条而已；关于“政治”的界定其实并不统一）。
五、文革期间为何还能取得一些科技、经济成果？
这是一些赞美文革或认为文革不应当彻底否定的人常常使用的诘问。我们就有必要回答这样的诘问。
正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对祖国的赤诚之爱、对科学事业的执着和痴迷、对共产党、新中国、毛泽东的爱戴和信赖，使他们在文革的困惑、痛苦中仍然顽强地进行着研究，他们舍弃国外优裕生活、研究条件而投入新中国怀抱的实际行动早已经证明了他们的赤诚之心。正因为此，他们才在“文革期间”饱受折磨和屈辱之时，仍然为取得那些成果发挥着绝对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贡献出他们的全部才华。
而他们因在国外求学的经历以及他们无法改变的出身，却使他们恰恰成了文革以及其它政治运动中被怀疑、被斗争、被整肃的对象。这难道不是一种极大的滑稽和嘲讽？所谓“文化大革命”难道不正破坏了党和这个政权在那些对祖国赤诚有加的归国科学家心中的美好形象？早已开始研究而最后产生于“文革期间”的那些成果与作为历史和政治概念的“文革”有何关系？事实证明，文革对此产生的负面干扰和影响大约倒是罄竹难书的！！
文革期间我们还能取得一些科技、经济的成果，我们不可忘记如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张爱萍等以及一些有良心和正义感未泯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他们为了祖国的强盛，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运用他们尚可运用的部分权力冒着某种危险保护了如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知识分子，保护了我国的科技事业，使他们尽可能少地受到文革的冲击，这倒是真正算得上促进了我国科技、经济事业发展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
将“文革”这一有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偷换成“文革期间”这一时间概念以及“文革期间的所有一切”这一事件概念，不论从历史学的角度还是从语义学的角度，都是荒谬的常识性错误，是行不通的；用所谓“辩证法”（即所谓有联系地、全面地看待……）来混淆“政治”与“经济”的不同概念也是荒谬的思维方法——从宏观来说，虽然有《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虽然政治固然与经济有着内在联系，但毕竟政治是政治；从宏观来说，经济往往也和政治分不开，但经济毕竟是经济——正如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一样。正如：共产党的最高宗旨是实现共产主义，但土地革命的目标就是达到地主土豪，让农民耕者有其田，而非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抗日战争的目标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而非发展生产；解放战争的目标就是夺取全国政权，而非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重工业……为了肯定文革便硬要将发动文革的出发点或曰初衷说成是为了促进科技、经济事业的发展，这难度也实在太大了点啊！
倒是文革后的“后30年”，我国主要进行的是“经济体制改革”，所以经济、科技事业飞速发展，人民生活较以往有了很大改善，这一切令世人瞩目，为“前30年”不可比；而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这才出现了许多令笔者和一些欲肯定文革者同样焦虑乃至愤怒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分歧。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政治毕竟是政治，经济毕竟是经济；二者虽然联系紧密，但它们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
最后，顺便说一点题外话——杨明华先生还是承认文革中如大规模武斗、随意地乱批乱斗人等是不对的。但杨先生说：“必须承认文革期间有很多做法是背离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意的，但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呜呼，退一万步，即使承认杨先生所说是真，那么文革的发动者、指挥者使文革出现了与其本意相背离的情况，出现了如本文所说以卫星设计院院长赵九章为代表的中科院20位一级研究员的自杀（此仅为典型而已）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责任该有谁来负？难道由那些无权发动和指挥这场“文革”的人来负？那么我们可以假设：如果一场战役出现了不应有的数万士兵伤亡，甚至导致战役失败，只要这位总指挥不是敌方“卧底”，这肯定是“违背”这位总指挥“原意”的——但难道仅因为战役的失败不是总指挥“原意”所以他就不要因此而承担责任并接受处分吗？诚如是，我们如何理解当今正在实施的“干部问责制”？
（以上为转贴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