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韞棟砳-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30年前，即1980年，在黨內舉行過一次四千高級幹部對《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以下簡稱“歷史決議”）的大討論，這次討論從10月中旬開始到11月下旬結束，前後持續了一個多月時間。之後決議草案經多次修改,於1981年6月27日舉行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鄧小平同志對歷史決議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總的來說，這個決議是個好決議。我們原來設想，這個決議要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實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評價‘文化大革命’，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使這個決議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歷史決議所起到的作用，就是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我想，現在的這個稿子能夠實現這樣的要求。”(1981年6月22日下午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議各組召集人會上的講話)

　　不過，到1991年夏，在北戴河一次會議上，鄧小平同志談到這個“歷史決議”時卻說：“這樣評是違心、唯心，在這個問題上，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我們還不夠格！”他要求“再過十年八年重新評價，時間不夠，再拖一點時間。”

　　兩年之後（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小平又談到評毛問題，他說：

　　“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歷史是我們走過來的，不能顛倒，不能改變。對毛澤東一生功過評價，一直是有爭論的。我對彭（真）、（譚）震林、（陸）定一說了：你們的意見是對的，但要放一放，多考慮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紀初，讓下一代作出全面評價嘛！毛澤東的功過是擺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擔心對毛澤東全面評價，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功績被否定，會損害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我看，不必擔心。我建議，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走後，作全面評價。到那時，政治環境會更有利，執着意見會少些。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對過去的錯誤、過失和違心、不完整的決議作出糾正，是共產黨自信、有力量的表現，要相信絕大多數黨員，相信人民會理解、會支持的。”(轉引自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澤東》，2007年7月香港《書作坊》出版社出版。)

　　為什麼對歷史決議前後會有這樣不同的評價，為什麼有必要對毛澤東的功過再作“全面評價”？我作為當時被派去擔任此次討論會的中央國家機關第一組的秘書（當時我任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辦公室理論組長），特提供一些我所知道的情況，雖難免不全面,或可有助於對此問題的探討。

　　這個歷史決議，起草工作是1980年3月開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有以胡喬木為首的20多位同志參與起草，於1980年10月先在黨內四千高級幹部中對決議草案進行了大討論，又經40多位同志再審議，反覆修改後，才於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

　　在四千人討論時，我作為全國人大小組的秘書,負責整理本組討論簡報和其他有關工作，有機會旁聽本組的討論和閱讀外組的簡報，得悉討論的一些情況，特別是黨內高層老幹部敞開思想、自由發言，對黨史和毛澤東的功過的評論，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謂四千人大討論，據我紀錄的1980年10月13日中央秘書局在懷仁堂召開的幹部會（擔任這次討論會的各組秘書參加）報告，中央機關約1000人，地方、省軍級幹部3000人。中央機關又分成三大塊：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國家機關（包括全國人大、高檢、高法和國務院）；軍隊（總政）。其中中直機關有256人，國家機關有446人，軍隊有373人，共分成35個組。其中，國家機關分了16個組。（據事後有關文章報道，實際參加的人數大約有5600多人,其中還有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548名學員。詳見2009年04月02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黃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的台前幕後》）

　　我所在的國家機關第一組（即人大與政法口）有30人，主要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一些中共黨員副委員長譚震林、李井泉、許德珩、肖勁光以及阿沛?阿旺晉美，還有正副秘書長武新宇、鄭季翹、邢亦民、張加洛、雲北峰、趙伯平；法制委員會的委員有楊秀峰、高克林、劉復之、王漢斌、鄒瑜、項淳一；高法的正副院長江華、王維綱、何蘭階、鄭紹文、黃波、楊化南；高檢的正副檢察長黃火青、張蘇、王甫、李士英、陳養山、關山復。小組召集人是武新宇、王維綱、張蘇。此外，李洪林也參加了我們這個組，他不是作為秘書，而是作為參加起草小組的成員下到各組聽意見。

　　我只負責整理我們組的簡報，別的組的簡報發到其他組傳閱，我也看了一些。根據我的回憶和保留下來我對本組討論的片斷紀錄，以及其他組簡報的片斷摘錄，所討論的問題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文革前17年的評價

　　這是有爭議的第一個問題。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數情況我們黨的路線是正確的，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大家對這個結論不完全同意。因為建國後雖然在某些方面的基本建設取得可觀的成就，但政治方面不斷地搞運動，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幾百上千萬人。1957年，反右一下子整了55萬，實際上遠不只此數；1958年，搞“大躍進”，實際上是大饑荒，死了幾千萬人。原稿還迴避了建國以來出現的路線錯誤。大家問：文革前17年有沒有路線錯誤？有，那麼主要是毛澤東的錯誤，還是草稿所籠統說的是“黨的錯誤”

　　這個有爭議。當時大家強調存在一條“左”傾路線，毛澤東就是“左”傾路線的總代表，不能迴避，對此要有一個正確的評價。

　　多數人認為，草稿中許多評價是為毛澤東的錯誤辯護的，很多提法都是說，“黨”在這個問題上怎麼錯了。大家反問：怎麼都是我們全黨犯錯誤啊？主要還是毛澤東犯錯誤嘛！這是有區別的。我的印象中，會上強調毛澤東有錯誤的人多；也有的同志反思自己過去對毛主席有迷信，“總以為毛主席是對的，我自己跟不上而已，‘只憾駑頑跟不上，前途遙見太陽紅’,對毛主席有一種宗教感情。”（張執一發言）（見中直機關第2組第1期簡報，簡寫“中直2-1”，下仿此。）也有穩健持重的少數同志提出要從政治上、從全局上考慮，十七年和毛澤東思想不能一概否定,擔心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第三世界有不利影響。

　　後來經修改通過的正式決議並未完全遵循大多數與會者的意見，而主要決定於當時主持起草的胡喬木和中央領導人的意見。鄧小平在決議起草過程中一連有九次講話，(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1—310頁)一再指示：歷史決議要“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

　　“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

　　“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1、298、299、301頁）這與十多年後小平認為該決議是“違心、唯心”的評價，是很不相同的，那時確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

　　二、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

　　對17年的評價問題，實際上是對這一時期的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這是討論中第二大問題。其中特別是毛澤東思想是否包括毛澤東的晚年錯誤思想？要不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爭論也很大。因為黨的八大已經不提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了。後來搞個人崇拜，重提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但晚年的毛澤東犯了大錯誤，那麼“毛澤東思想”是不是也應當包括毛澤東的錯誤思想？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是不是要排除他的錯誤思想？哪些是錯誤思想，怎麼看？按原稿的意思，毛澤東思想只包括正確思想，錯誤思想不屬於毛澤東思想，這在邏輯上是不通的，很多人反對。

　　大家也不贊成把毛澤東的錯誤歸結為全黨的錯誤。因為起草人要為尊者諱，所以一到某個具體問題，原稿往往說“黨”沒有認識到。甚至還說，當時受國際修正主義的壓力，害怕中國變修，所以毛澤東才搞文革。這是把自身的錯誤歸咎於國外原因。

　　對毛澤東的功過的評價，大家根據自己的經歷的體驗和認識，各抒己見。

　　高法副院長王維綱同志認為，毛主席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消極作用估計過高，怕他們造反，這是一大病根。他在建國初期講“人民民主專政”，還不一定是對民族資產階級專政；而後來講“無產階級專政”就把矛頭對着資產階級，把知識分子也都歸入資產階級，甚至說黨內也有資產階級、走資派，等等，其實，建國以來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參加政權只有名義，一直沒有真正掌權，絕大多數人也並沒有反對我們。他對資產階級和階級鬥爭估計過高，把革命的對象完全搞錯了。才產生57年的反右和十年文革。（見國家機關第1組第1號簡報,簡寫“國1-1”，下仿此。）

　　團中央胡克實同志在發言中指出，決議草稿第60頁13行說：“毛澤東同志沒有全面發展馬克思主義，決不能誇大說是馬列主義新階段。”這與草稿另一處說“毛澤東思想已形成科學的體系”是矛盾的。馬列主義尚且沒有講什麼“體系”，而毛澤東沒有“全面發展”馬列主義倒成了“體系”？如果有，也是不科學、甚至是反科學的體系，如“繼續革命論”、“黨內資產階級論”，等等。

　　張香山同志說，我們也可以寫出一個《論毛澤東同志的左傾修正主義》小冊子。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寧批伯恩斯坦的右傾修正主義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馬列主義體系中的錯誤只是局部的，個別的，暫時的，或只是過時的；不是系統的，路線性的，是白玉瑕疵。而毛主席的錯誤太大、太多。很難把毛的錯誤思想排除在毛澤東思想之外。（國13--13）

　　李維漢同志在發言中列舉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錯誤的十大方面：

　　1．熟悉新民主主義，不熟悉科學社會主義；

　　2．熟悉農民和地主，不熟悉產業工人和資本家；

　　3．熟悉農業，不熟悉工業；

　　4．不懂政治經濟學，很晚才讀經濟學教科書，才研究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5．不研究經濟規律，主要是從政治看經濟問題；

　　6．對知識分子按世界觀劃階級，主張“外行領導內行”，批“臭老九”；

　　7．搞農民平均主義，58年搞“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

　　8．在需要“外為中用”時，大批國際修正主義，把“自力更生”變成“閉關自守”；

　　9．1964年提出四個現代化，66年又開始搞四個大破壞；

　　10．鑽進線裝書，搞他的“古為今用”。

　　他還指出，歷史上毛未犯過右傾錯誤，主要是左傾片面性。如《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強調“矯枉必須過正”，“有土皆豪，無紳不劣”，把赤貧分子（流氓無產階級、“痞子”）和貧農一起當革命先鋒。到八七會議後搞農民起義，普遍發生這種“左”傾。在哲學思想上強調鬥爭的絕對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點，不計其餘；“左”比右好，長期反右不反“左”。（反右擴大化不是他一人負責，我也是有責任的。反右鬥爭是個很複雜的過程。我向部里建議把這件事從頭到尾做個總結。）他把文革與打倒蔣介石並列起來，值得深思。（見中直5-30）中調部副部長劉志漢說，我們跟着老人家奮鬥28年，打倒了國民黨，創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又跟着他幹了27年社會主義革命，我們差一點讓同一個敵人---國民黨（指四人幫）給滅了。

　　會下，政法界一位老同志讓我從哲學思想方法上論述一下“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錯誤思想”問題，寫個材料。我根據我個人的理解，並參考討論中一些發言的觀點，草寫了一篇《對“毛澤東思想‘不包括毛澤東的錯誤思想’”的質疑》，論據大致有以下幾點：

· 在思維方法上違反真理的相對性原理，把“毛澤東思想”變成了超越歷史局限性和個人認識的局限性的絕對真理。

· 不符合歷史事實。毛澤東思想是客觀存在的歷史現象，不能只是正確思想，而不包括他的錯誤思想。何況文革中“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論”曾號稱是毛澤東思想的頂峰、馬列主義的新里程碑，是絕對正確的，而現今實踐已證明它是極其錯誤和有害的。

· 不符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原則，宣稱毛澤東思想不包括其錯誤思想，就不可能用實踐去不斷檢驗其真理性；更妨礙人們辨別是非，導致迷信，將其錯誤當真理。而且可能引出新的“凡是”論：凡是某個領導人或黨中央認定是毛澤東思想的，就都是正確的；或凡是我們現在認定是正確的，就都歸入毛澤東思想。

· 說毛澤東思想不只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因而就不包括毛的錯誤思想，那也意味着否認真理的實踐標準，因為集體的思想也有歷史局限性或認識的偏差，也可能集體犯錯誤。

· 把黨的其他領導人或全黨的實踐和智慧成果，都歸到毛澤東個人思想名下，也不合情理，這等於說：毛澤東的錯誤思想不屬於毛澤東思想（我的錯誤不是我的）；別人的正確思想都歸入毛澤東思想（你的正確倒是屬於我的）！

· 為了剔除毛的錯誤思想，而將“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的思想”加以區別，也難自圓其說。文革中毛每講一句話都是“最高指示”，如何區分哪是毛澤東思想，哪句只是“毛澤東的思想”？！

　　三、對毛澤東個人功過的評議

　　關於對毛澤東個人的評價，也是這次會議的熱點。據本組和其他組的簡報所載發言，雖然大都對毛澤東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績無大分歧，但對他在建國後掌權以來的歷史實踐，則殊多非議，有的還十分尖銳。

　　討論中涉及建國以來的許多事件，都與毛個人的決策及其為人、行事的思想作風相關。

　　李頡伯同志說，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動機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開始，以整人告終，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這場浩劫實際上在1956年11月一次中央會議上就種下了根。這次會上，周總理講話，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陳雲、富春、先念都講了類似的話，少奇還組織人寫了“既要反保守又反冒進”的社論。會上毛主席沒有吭聲。後來乘反右鬥爭勝利和自莫斯科參加第一次會議歸來，他很得意，1958年1月，他召開了南寧會議，在會上就發作了，說你們56年反冒進，就是反對我。你周恩來同志說了什麼，陳雲、富春、先念同志說了什麼，少奇寫了社論，你們把自己拋到了右派的邊緣。誰曉得我身邊有沒有睡着赫魯曉夫？將來有一天他作秘密報告。……會議的氣氛十分緊張。有些人就把矛頭指向這些同志。黃敬同志在散會後就得了精神病，後來得腦血栓去世了。

　　房維中同志在一次插話中提到，58年富春主持計委工作，經過算賬，認為達不到預定鋼鐵翻番的指標，報告中說了些含糊話。毛很不滿，批評富春是“靈台如花崗之岩，筆下若懸冰之凍。”（國4-18）薄一波同志發言中也談到這個會上毛主席批評劉、周等人說：“你們反冒進，我要反反冒進！”會議氣氛非常緊張。毛主席拿出柯慶施寫的一篇《乘風破浪，力爭上游》的文章，問周總理：“總理，你看過沒有？你能寫出來嗎？”總理說：“看過了，我寫不出來。”（國8-27）

　　李頡伯說，59年上海會議，毛主席又批評劉、周、朱、彭（德懷），說我是主席，是統帥；副統帥就是總書記。----實際上包含了要把劉少奇同志作為接班人撤下來的意思。59年的反右傾以後的歷次黨內鬥爭，就都是通向文革了。（見“國5—21”）團中央書記胡克實同志談到文革前他兩次親耳聽到毛主席講話，一次說要“釣魚”，即搞“陽謀”；一次說要搞“剝筍政策”，在黨內一層層剝掉（異己分子）。他說：

　　“當時我聽了很吃驚。無產階級領袖怎麼用這種語言呢！主席後來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論，認為個人意志可以創造一切，可改變客觀經濟規律，改變黨和國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變歷史發展的趨勢，走上追求絕對權勢和個人意志的王國、唯我主義的道路。毛主席實際上是犯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決議草稿上沒有“機會主義”四字）。……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什麼變成機會主義者、專制主義者，必然性是什麼？只有觸及本質問題，才能解釋。不能用（草稿中的）驕傲情緒、主觀上要反修防修來概括，否則群眾不滿意，我們這些正統派也不誠服。”

　　胡克實還說，毛主席出爾反爾的事情很多。如1953年團中央起草團章，上面有“用毛澤東思想教育青年”一語，毛親筆勾掉，還囑咐我們不要再這樣寫；可是在文革中卻把這事說成是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我們挨斗，過不了關，他卻不出來吭聲。又如59年廬山會議，本來要批左，卻變成批右。62年七千人大會，他大講民主；沒幾個月，在十中全會上大批翻案風。三年困難時期，中央決定下馬，主席並未反對；但情況剛好轉，他又大批下馬風。文革派工作組是主席批準的，後來卻說是劉少奇的資產階級路線。1972年剛批林，又批“右傾回潮”。他批別人（對他）搞突然襲擊，他自己就搞。剛批了幾天四人幫，轉過來馬上批鄧。……他這一張一弛，把全黨搞得不知所措了。

　　夏衍發言中對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無過”提出質疑。他主要根據自己的親身見聞，說毛主席有時判斷和決策失誤，卻常諉過予人。譬如1945年8月13—16日，毛主席本是向蔣介石連續發出三封措詞強硬的電報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來延安發指示後，毛主席立即改變態度，於8月25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團結”的三大口號，即“和平民主新階段”。重慶談判簽訂雙十協定時，他當眾高呼“蔣介石萬歲！”使在場的民主黨派的頭頭們大吃一驚。章士釗才忙向毛主席遞交了那張“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的紙條。----在對敵鬥爭中兵不厭詐，用權術麻痹一下敵人未嘗不可；但後來毛主席卻把搞“和平民主新階段”、“想到國民政府去當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劉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又如在黨的七大報告中講中國資本主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1949年我（夏衍）和許滌新等從香港到北京，為接管上海，向毛主席請示，毛又一再講要讓上海的資本主義有一段發展的時期，還講一定要把榮毅仁、劉鴻生留下來，因為他們比我們懂得管工廠。少奇同志也講了同樣的話，聲明是中央的決策。可是到1951年，毛主席就講過渡時期要消滅資產階級，讓資本主義斷子絕孫。這也就是“興無滅資”的祖本。後來還批判劉少奇講“剝削有功”和“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國12-14）(關於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的功過,譚震林同志很激動地談到在蘇區搞“富田事變”反AB團殺了部隊裡許多革命同志的教訓,詳見郭道暉:《毛澤東發動整風反右的初衷》，載《炎黃春秋》2009年第2期，此處不贅)

　　王光美同志發言中說，四清時我寫的“桃園經驗”，主席看過，很欣賞，還推薦給江青和身邊工作人員看。他在少奇當選國家主席那天，召開中央擴大會議，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幾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號。這次會前，小平同志出於好意說，你身體不好，可不必參加。但主席參加了。另一次會上他講四清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時，少奇插話說，是各種矛盾交叉一起，很複雜，還是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為好。第二天，毛主席大發脾氣，說“一個不叫我開會，一個不叫我說話！”談到高饒事件，王說，事前毛主席約少奇談話，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說反周對黨不利，周有很大功績，在國內外有很大威望，絕不能反；並自己承擔責任。後來高崗就反周、劉，毛默許。有的同志還以為毛主席支持高崗，他們才跟高崗。

　　夏衍概括毛主席的錯誤，是16個字：

　　“拒諫愛諂，多疑善變，言而無信，棉裡藏針。”他說1957年反右時，就有人指出，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羅聯盟，而是怕黨內出赫魯曉夫。1958年毛主席才65歲，就有“老年性多疑症”。（國12-14）

　　李銳同志在會上着重回憶了1959年廬山會議的全過程（從略），其中談到，1959年的廬山會議期間，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同他私下議論毛，談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變化太快，易生反覆，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還喜歡別人寫檢討，有時為達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擇手段。反右前，為鼓勵鳴放，當時批評了來自黨內的阻力。在批發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談話)時舉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對李銳)說：“沒有這回事，我根本沒有反對過鳴放。這是不顧事實，借題發揮。這種例子不是個別的。”李銳還說，在廬山，毛澤東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談話，還較融洽，承認1958年有些事他有責任，如提倡敢想敢幹，也有的是胡思亂想，引起唯心主義，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門。否則人們會像蔣干抱怨“曹營之事，難辦得很!”……談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對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沒過幾天他就大反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見國10- 14)1957年由鼓勵鳴放突然轉到反右，何嘗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預計和謀劃，不也正是這種翻雲覆雨、任性生變的“權變”謀略嗎?

　　農機部的宋敏之同志說，毛主席是偉大的革命家，但不是偉大的、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者。他是“封建主義打底，馬列主義罩面。”張愛萍同志說，王明是言必稱希臘；毛主席是言必稱秦始皇。孫冶方同志說，毛主席熟讀的不是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線裝書看得太多，把封建社會帝王將相的權謀用到黨內鬥爭上來了。（國14-3）朱德同志的秘書陳友群同志長篇發言中談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風問題，主要是他同朱總司令不和的過程，“起初在士兵中朱比毛的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陳友群還談及，1950年中宣部起初擬訂的五一口號中，最後兩條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在後面親自加上“毛主席萬歲！”1956年我曾聽到田家英講，主席有一次說“現在喊萬歲，誰知百年後如何？”1959年廬山會議，起初朱老總認為彭德懷意見是善意，還為此做了一首詩：“此地召開團結會，交心獻膽實空前。”並對公社食堂問題提了不少意見。後來毛批彭總時，政治局會上不等朱老總講完，就批評朱是“隔靴抓癢”，批不到要害。回北京後又組織高幹批朱總，迫他寫檢討，一直發到縣團級。從此以後，實際上剝奪了朱總的工作權利。（中直2-15）

　　副委員長許德珩同志說，梁啓超早年是維新派，後來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凱稱帝，寫了篇《異哉帝制》,聲稱“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戰”，即否定其當保皇派的過去。毛主席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戰！”可是他卻是以今日之錯誤否定昨日之正確。（國1-1）

　　鐵道部的慕純農同志說，毛主席發動文革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預謀有意識整人，以整人開始，以整人告終。周總理是累死的，氣死的，整死的。過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總還留下幾個忠良。而跟隨毛主席幹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給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到臨終的時候沒有一個戰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宮裡，這是莫大的悲劇。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後也認識到不需要他了。

　　我印象里，會議主要是這樣幾個有爭論的、尖銳的問題。

　　四、關於修改決議草稿的建議

　　最後，決議起草主持人要求各個組分頭起草一個決議稿子，大家都不贊同，認為撇開那個草案，自己另寫一個，我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那個水平。我們第一小組建議就在草案上批註意見，或者原則性地提幾個方面。決定由本小組推選的“決議草稿修改小組”歸納全組統一的意見，讓我代整理了個“批註意見”草稿，由鄒瑜同志審定後在小組會上匯報，大家認可。報告要點如下：

　　第一點，建議把解放以後的歷史分成四個階段：文革以前一段，文革中一段，華國鋒時期一段，改革開放一段。這四個階段都必須貫穿兩條路線的鬥爭，要反映黨內健康力量與正確路線對錯誤路線的抵制和鬥爭。批註意見稿對各時期錯誤路線的表現和實質，作了不同於決議草稿的評點。（筆者按：當時與會者還遺留着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思維慣性。大家質疑：不是講了十次路線鬥爭嗎？怎麼文革以前就沒有路線鬥爭？毛澤東反右傾，整彭德懷，這是什麼路線？這不是右傾，是左傾的問題。解放後也有兩條路線鬥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左傾路線是主導方面，另外有一條路線是和毛澤東的路線作鬥爭，對毛澤東的專權，黨內是有所抵制的。只是，誰堅決抵制，誰就倒霉，就挨整，包括文革中譚震林和一些老帥不是堅決抵制嗎？卻被批為“二月逆流”！所以大家強調這個。）譬如，對草稿第15頁的“批註”認為，對八大二次會議應作批判性的評價，正是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同志開始背離了八大第一次會議的路線，他在會上的五次講話是左傾路線的突出表現。

　　又如原稿第20頁，對反右鬥爭的惡果，過於輕描淡寫。不能只說是“使民主化進程受到挫折”，而是壓制人民民主，敗壞黨的作風，失信於民的開端（要批判“引蛇出洞”的極其錯誤做法），是黨由正確路線引上錯誤路線、國家由興旺發達轉入多災多難的轉折點。

　　再如原稿對所謂“二月逆流”的意義評價不夠（譚震林同志對此特別有意見），只是為之“平反”而已，應當強調路線鬥爭的意義。建議加上：“他們為維護中國革命的成果，捍衛黨的事業挺身而出，體現了黨內的正氣，反映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意志，是文化大革命中黨內健康力量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左傾路線和林-江反革命集團的一次大搏鬥。”（另一處原稿說毛對江青一夥過於“信用”，要求改為“重用與縱容”）。

　　第二點，總結31年，包括文革的經驗教訓，要澄清一些重大的理論是非：政治和經濟的關係，階級鬥爭為綱的問題，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這些基本理論問題上的大是大非，要加以澄清。

　　第三點，要寫出人民群眾的歷史，而不是帝王將相的歷史。歷史的總結，不要只是圍着毛澤東一個人轉。

　　第四點，要解放思想，要擺脫一些人為的思想障礙。要明確毛澤東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澤東的錯誤思想？或者把毛澤東的錯誤思想說成不屬於毛澤東思想，這個對不對？再則決議草稿為把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幫區別開來，而說什麼存在的路線一條是“極左”（林、四），一條只是“左傾”（毛）。這太勉強。再如把明明是毛澤東個人的錯誤寫成是全黨的錯誤；……等等。認為原稿講第二階段“我們黨在大部分時間執行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這一估計本身是錯誤的。原稿以這種錯誤估計來寫這段歷史，不能不處處文過飾非，為毛主席的錯誤路線及其造成的災難後果開脫。大家認為毛澤東這階段的主要錯誤在：1。以階級鬥爭為綱；2。左傾空想的社會主義。大家認為這段歷史必須重寫。

　　余論

　　上面僅是我對第一組的討論和所閱其他組簡報的片斷記錄，容或不周全，但管中窺豹,也可略見一斑。

　　我認為，應該把這次四千幹部討論黨的若干歷史決議草稿看作是文革後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三中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第二次是理論務虛會，第三次就是這個討論會。如果說理論務虛會是理論界的思想解放，那麼，這次討論會就可以說是黨內高層幹部的一次思想解放，也體現了黨內初步擺脫毛澤東“一人說了算”的思想獨斷控制，享有了前所未有的一次黨內民主與言論自由。過去老幹部們許多話都是不敢說的，甚至是不敢聽的，這次暢所欲言，想講什麼就講什麼，都說了出來。

　　據簡報所載，參與這次會的老幹部普遍反映，這是一次暢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討論會。中直機關一位70歲的老同志陶白說：“我入黨以來，真正解放思想，這還是第一次。會上我們敢於比較深刻地批評我們黨的領袖，也就是說，敢於摸老虎屁股，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這樣的人是沒有的。這次所以敢於比較深刻地批評已故的和還健在的黨主席，不是過去沒有覺悟，沒有看法，而是不敢講。這不是偶發的，是醞釀已久的思想大解放。”中央黨校的宋振庭同志也說：“我1937年入黨以來，只有這次享受了黨內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直接批評了兩個‘上帝’, 把多年不敢講的講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應當說，時在1980年，由於老幹部剛從文革的惡夢中甦醒過來，創傷未癒，記憶猶新，所談的內容都很真切。他們都是親歷其境，親受其害，建國以來各次運動對黨和國家、人民以及對自己的損害，有切膚之痛。有的言辭雖不免尖銳，或帶有情緒，但都是經過理性的思考的（事前大都親自撰寫了發言稿，前引所有簡報上發表的發言也都是經過發言者本人修改審定的）。他們在文革時期關在牛棚或監獄中就進行過深沉的反思。如彭真同志就曾對我們說過，他坐過6年國民黨的牢；沒有想到解放後，文革中，他竟又坐了9年半的牢。一個堅貞的革命黨人坐敵人的監牢不足為怪；為什麼革命成功後反而坐自己黨的牢了呢?這不能不引起他，以及許多被以“莫須有”的罪名關進監獄的老革命的沉痛反思。他說，他坐牢的時候就一直思考着這個“為什麼”。終於恍然大悟：這是對過去黨輕視民主、破壞法制的懲罰，否定民主和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

　　但是，遺憾的是，這次討論中多數人意見並沒有被後來正式通過的決議所採納。因為那時候對毛澤東的評價，還沒有達到現在認識的高度，主要的考慮還是郁於傳統的思維，為尊者諱，擔心給黨“抹黑”。因而如鄧小平後來所說，歷史決議對毛主席是作了“違心、唯心”的評價。

　　據鄧力群（《歷史決議》起草小組具體負責人之一）在《歷史決議》通過後僅１０天，於１９８１年７月７、８日在駐京部隊師以上幹部大會上作學習輔導講話時說，《歷史決議》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就，“最重要的一條”是鄧小平“親自主持了這項工作”，“明確提出了起草《決議》的三項基本原則”：“（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二）對解放３２年來，歷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中央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評價；（三）總結過去，宜粗不宜細，爭取《決議》通過以後，使全體黨員、全國人民思想明確，認識一致，然後一心一意搞四化，團結一致向前看。”

　　“對於各種意見，小平同志……都是這樣，有博採眾議的一面，也有力排錯議的一面。不管你講什麼理由，只要離開三項基本要求，儘管一提再提，就是不接受。”（鄧力群：《介紹和答問———學習〈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這大概就是當時為什麼會通過這個具有“違心、唯心”印痕的歷史決議的政治背景和留下歷史遺憾的原因吧。

　　由此也可見，這次大討論雖然過程中發揚了民主（所謂“讓人講話” ），在結果上卻不是按民主原則“集中到多數人意見”，而是“集中正確意見”；而“正確”則只是根據領導和主持起草的少數人“力排錯議”（？）的判斷作出決定。就參與討論的大多數幹部而言，他們的個人發言容或欠周全，卻不能說是“唯心”的，而是尊重歷史事實的唯物主義，總體上也是為黨和國家深謀遠慮的。但他們確是“違心”地接受了最後通過的正式決議。

　　今年正好是四千老幹部大討論的30周年。而近年社會上一股復辟文革的勢力卻在“唱紅”的旗幟下，大唱文革時期鼓吹個人迷信的歌，重編所謂《毛澤東箴言》的語錄，花幾千萬巨款大樹特樹重達2000噸的毛澤東巨型雕像，韶山樹立的雕像竟成為萬人跪拜的神像。最近北京還出現一個所謂“紅色經典主題餐廳”，居然推出一台宣稱是“懷舊紅色經典激情歲月”的、“以中國歷史上那段紅色革命”為主題的、 “有當年的對口詞、忠字舞、樣板戲” 的、 “再現當年紅衛兵” 的“革命節目”（見2009年12月30日北京市郵局隨報紙散發的《北京郵政廣告》）。

特別是極左勢力居然煽動要進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其氣焰之囂張，令人駭異！看來，要推進政治改革，維護社會穩定，建設和諧社會,重新評價毛澤東的功過,還原歷史真相,徹底否定反右和文革等歷次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運動,是不能繞過去的關。現在是按本文開頭所引小平同志指示和廣大黨的幹部和群眾的意願，重新評價這段黨史和晚年毛澤東的罪錯的時機了。《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勢非重寫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