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政府依法管理社会，更需要民众有权监督政府。 毕竟，监督的目的应该是防止权力滥用，而不是让普通人生活在被监视和控制的压力之下。

是的，不但没有监督反而有一个老大哥天天在监督和控制老百姓。

如果权力缺少监督，承诺缺少问责，那么再美好的理想也可能在现实中走样。说到底，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不是期待出现一个永远仁慈的“婆婆”，而是建立一种不必看“婆婆”脸色过日子的制度。

人一阔脸就变。我党执政以后，就千年的媳妇熬成婆，变本加厉自己作婆婆了。所有的诺言，都不算数了。唯有打土豪分田地绑票撕票的初心花样翻新了。

打天下时需要百姓支持，坐天下后却容易把百姓当作统治对象。真正的问题不是谁打下天下，而是天下究竟属于谁。 如果权力缺乏监督，再多的改朝换代也难以跳出历史循环。文明的进步，关键在于用制度约束权力、保障民众权益。很欣赏你的见解，也很喜欢与你交流。不知是否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希望以后有机会多交流分享

您分析得很有道理。国共两党在山东敌后的不同命运，关键不仅在于军事力量，更在于基层组织能力和民众动员方式。中共通过减租减息和群众组织深入乡村建立了较稳定的支持网络，而国民党的传统基层体系在战争冲击下逐渐失效

未必，如果日本打赢了二战。我党就是新朝开国功臣，可以取代重庆国民党裂土而治的。

----

哈，哈，这个倒极可能。但山东长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土共最可能被赶去延安，毛继续当不毛之地的山大王，但苏鹅驻延安特派员被日本驻大延安国大使取代。

没错，白左和新闻记者帮倒忙。美国的败仗，一半是自己把自己打败的。民主社会，没法独裁和隐瞒真相。

粟裕据此成了战神。一将功成万骨枯，都是华夏好儿男。七战皆捷世无双，黄桥烧饼人肉馅。

未必，如果日本打赢了二战。我党就是新朝开国功臣，可以取代重庆国民党裂土而治的。参见清初三王事迹。可能的结局，就是满洲、华北、南京汪精卫、我党。

有沒有想過，國軍是跟日軍交戰的，而土共是見到幾個日軍就逃，專在國軍背後插刀？

土共所謂的控制，也只是日軍來了就逃了，日軍走了再回來。老百姓倒霉：收穫的時侯日軍來運糧，不見土共縱影。日軍運完糧了，土共又回來把他們的剩下的再抄走。這種控制不過是黑社會“控制”一個地盤而已。

如果日本沒被美帝擊敗，土共就還是如同黑社會，很快就被清理掉。

黄桥战役是土共一直在吹的，指挥的粟裕是靠此战发家，回忆录里全是这些，但却找想不出何时与日军作战的事。

稍能独立思考的立刻读出“中流抵注”的真相了。所以，真想弄清楚的，早就不再娇情的宣称“真想弄清楚，就得给不同结论留下余地”。

這個報導，也見於國外報紙，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中國共產黨真行，八路軍真能打！喝采的聲音，來自全世界的各個角落。

-----

所以说，土共的第二大恩人就是美国的白左，尤其是进住重庆的白左记者。它们遮掩土共一再在国军背后插刀的恶行，却把国军攻击违反转移命令的新四军一事扭曲放大，欺骗罗斯福，逼的老蒋为了维持美援无法剿共。

资料来自百年非：從史料看"抗日中流砥柱"的中共及共軍。以及百年非：中流砥柱"辨析。

根據時任山東省第六區保安司令區弼安呈報、並由石友三轉呈的歷史戰報記載，1939年8月28日，國軍山东省保安第三旅正與進犯的日軍在山東壽張的柴樓一帶展開激烈交火，戰局正處於膠著狀態。然而，中共八路軍115师独立旅楊勇部卻在此時乘我不備，率部在青紗帳內突出襲擊，從背後對正在與日軍浴血奮戰的國軍部隊實施了致命的猛烈夾攻。區弼安在報告中對此憤慨地直呼為兩面夾擊，痛心實深。這場戰役的微觀戰場實錄，詳細記錄了抗戰期間地方國軍與中共軍隊在敵後戰場發生的激烈摩擦與流血衝突。这就是抗战期间我党所谓攻势防御之一斑。在我党我军戰史與敘事中，此類衝突通常不被稱為襲擊抗日友軍，而是被定性為打擊頑固派（反共頑軍）或肅清地方反動武裝的清除障礙行動，其目的是為了鞏固和擴大魯西抗日根據地。柴樓之役赤裸裸地反映了抗戰中期敵後戰場敵、我、友三方錯綜複雜的殘酷鬥爭，也是國共兩黨在民族大義之下仍無法掩蓋的深刻矛盾的縮影。

（1939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山东今后摩擦会更多，更厉害，我们应准备长期摩擦，坚持我们在敌后抗战的的路线与政策，反对顽固分子的错误路线，不要设想让步可以解决问题；在统一战线与摩擦中，我们的态度应是攻势防御的。山东纵队在中央指示下对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摩擦斗争，打退了其多次进攻。

所谓的攻势防御，就是，在军事行动上要主动出击，是进攻性的、和歼灭性的（一旦开打，就主动出击，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根据老萨写的对黄桥战役的考证，常凯申对八路军和新四军一直是仁至义尽，要枪有枪要经费有经费，不成想还是被反咬一口成了下山摘桃子的那个。黄桥战役时日军坐山观虎斗，就说明在民族大义方面谁是历史罪人了。这是三国时期典型的夷陵之战的翻版，竟然还有脸拿出来炫耀战绩。

其实土共因此一直自卑，习近平一上台就重新全盘封杀抗日历史。但又不时想煽动仇日，就只能靠横店神剧来猴耍P民。

老毛已投降老蒋，周又是国军中将，十八路军与新四军都拿国府军赏。但土共竟然还在山东另设政府，对民众另加税收，再配合日军攻打国军，这就是“中流抵注”的历史真相。

土共在山东干的邪恶之行靠小说泄漏，但在江苏干的更有有名，好像有个黄桥站役，几十年了都还不停地吹。但得意之余，恰也是证名了专在国军背后插刀，日军在旁乐得观战。

所以有人说“真想弄清楚，就得给不同结论留下余地”，冒似公正，其实是想混水引导。真想搞清楚的，早就清楚了。

真想弄清楚，就得给不同结论留下余地。

真想弄清楚的，早就不这么问了。

国人打天下和坐天下是两回事。打天下的时候不择手段坑蒙拐骗拼命画大饼，等坐天下的时候一切翻脸不认账过河拆桥流氓行径。所谓厚黑厚黑不以为耻反而为荣成王败寇所以三千年没有进步。

您这番分析很有说服力，也揭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决定战争胜负的，往往不只是前线的兵力和装备，更是背后整个社会的组织能力。国民党试图依靠旧有的乡村权力结构维持统治，而共产党则通过基层动员改变了农村的政治生态。不过我认为山东敌后的历史也说明，民心并非天然属于某个政党，而是取决于谁能真正回应百姓的现实需求。农民最关心的无非是土地、生计和安全，谁能解决这些问题，谁就更容易获得支持

您说的很对。国民党作为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其政权根基长期依赖的是城市资产阶级、地方乡绅、地主和保甲长。国民党在山东敌后（如沈鸿烈、牟中珩时期）试图通过保甲制度（十家为甲，十甲为保）来控制人口、征兵和派粮。然而，在日伪频繁扫荡的敌后，地主乡绅往往率先逃往城市（沦陷区）或大后方，导致保甲长系统在乡村迅速瘫痪，国民政府成了无源之水。为了供养于学忠部等正规军和沈鸿烈的行政班子，留在地方的国军残余和地方实力派不得不向农民强征抗粮和军鞋。在缺乏阶级改造的前提下，这些负担全被地主转嫁到了贫苦农民头上，导致敌后农民对国民党的行政体系产生了极大的抵触，甚至称部分顽固派军队为刮民党。

相反，我党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其核心武器是阶级分析与组织建设。罗荣桓主持山东军政后，将这种阶级动员玩到了极致。抗战时期，为了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弃了过去激进的打土豪分田地，通过强大的基层组织，将国民党发明了的减租减息落到了实处，从而赢得了民心。这既把最广大的贫苦农民死死绑定在战车上，又没有把中小地主彻底推向日伪那一边。另外，我党通过反奸诉苦等运动，在山东农村组建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民兵队等庞大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将每一个农民（甚至妇女和儿童）都纳入了现代政治动员体制中。

这种动员机制的差异，在战场上呈现出了决定性的结果。当国军在沂蒙山区打仗时，由于没有基层的组织支撑，他们连粮食都很难筹到，甚至经常遭到我党武装力量和不明真相的村民袭击，最终只能无奈撤出。而八路军在山东无论走到哪个村子，地方上的秘密村长、农救会和民兵都能立刻提供向导、送来煎饼和担架，建立起一条稳固的地下情报和物资走私线。

为什么同样面对日军占领，一方的地方力量逐渐萎缩，另一方却能够发展壮大？这背后不仅是军事战略的差异，更涉及政治组织、社会动员以及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历史最值得研究的不只是最后谁取得了胜利，而是那些决定胜负的条件，究竟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逐渐形成的。 山东抗战史恰好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

是的。其实山东的情况比较特殊，抗日战争期间日伪国共四方拉锯，合纵连横是彼此力量消长的关键。1937年7月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時，山東完全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之下。當時山東地區有兩個省級單位，即山東省和青島市(院轄市)。是年12月以後，山東重要城市及重要交通線（主指津浦、膠濟二鐵路）陸續為日本佔領（日軍於12月27日佔濟南，31 日佔青島、泰安），但國民政府的勢力繼續在鄉區維持行政建制，包括山東省政府的組織、青島市長的名義、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的組織、以及部分縣政府的組織。后来就是我党进来，势力不断壮大，国军逐渐退出，包括韩青天被枪毙，力量逐渐消亡的过程了。要说其间共军和皇军之间没有默契，熟读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历史档案也显示，为了在残酷的敌后环境中生存，八路军的敌工部门（如中共中央社会部、八路军山东纵队敌工部）与日伪军高层、特务机关之间确实存在过谈判、情报交换或局部停火的接触。这种接触主要是为了刺探情报、换取根据地急需的物资（如药品、食盐），或者诱使日伪军减少对特定根据地的扫荡压力。

作为敌后唯一的国军正规大兵团，山东的于学忠部成为了日军的眼中钉。从1939年到1942年，日军对沂蒙山区等鲁苏战区根据地进行了数次极其残酷的毁灭性大扫荡。而在行政方面，沈鸿烈部在日军扫荡和八路军反击的双重夹击下屡屡失败。到1941年底，沈鸿烈在山东已经无法立足，国民政府不得不将他调离，由牟中珩接任。

关于史料，若干年前万维有若干博主提供，说主席他爸斯大林警告大日本帝国皇军，不得侵犯毛主席的延安。

而斯大林引日本祸水到中国让日本专心从东北侵华来代替侵苏，且毛主席的我党充分配合，这些博主也有提供相对一手史料。

只不过在中文互联网，我党有海量五毛，正规文宣和海量党史，总是淹没一点真知。而历史细节总是容易被挑战，被喷墨汁，被搞浑水。

从根本基础看，虽然国共两党都是左翼政党，由苏联扶植，但

中国国民党是根正苗红，开宗明义的民族主义政党，从兴中会开始。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无产阶级政党，工人冇祖国，共产主义最高理想是英特耐雄耐尔。

故此在解放前，我党从来开宗明义保卫苏联，推翻落后和反动的国民政府，只是在日本侵华期间偶尔在文宣中提民族主义的说辞来与国民党争夺民族主义者。

在解放后前卅年，我党总体是批判民族主义的，只是偶尔为提振反帝反殖之民气会用民族主义的说辞。

到８９６４我党成功镇压北京反革命暴乱后，为填补共产理论的全面破产后的党内外信仰真空，开始有意识大玩我党特色的民族主义至今。

由于中华民国在台湾偏安一隅，现今国民党早已经被我党蓝金黄成功，更被台独民进党长期夹击及执政的民进党打压，从２０００年代初已经完全失去民族主义的底色和话语权。

这些历史以及相关理论和文宣的框架，我党冇严重隐瞒，只是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人群，提供侧重不同的文宣。

说的没错。基本属实。

根据《戰後國共勢力在山東地區的軍事對抗》一文的介绍：山東地區在中日戰爭期間，大部分地區屬於淪陷區，由日本及其所扶持的愧儡政權統治。但因國民黨和共產黨均在山東地區從事游擊戰爭，不僅攻擊日本及其儡勢力，彼此且互相攻擊兼併，使中日戰爭時期的山東地區，同時存在三種政治力量。大體說來，日本及其愧儡勢力在津浦鐵路、膠濟鐵路、重要公路沿線及重要城市，並控制大部分縣城；國共游擊隊在鄉區，但也斷續領有一些縣級城鎮。中日戰爭初期，約在1937年至1943年間，國民黨在山東的游擊勢力由盛而衰；另一方面，在此一時期內，共產黨在山東的游擊勢力則由小而大。在1943年以後，山東部分城區和大部分鄉區，皆有共產黨的游擊勢力出沒；國民黨的游擊勢力，只在若干城區和鄉區能活躍。國民政府於1939年原設有魯蘇戰區，派正規軍進入山東，因不敵共軍及日軍交攻，於1943年6月撤往安徽。日本投降時，國民政府在山東已無正規軍。

讽刺可以让人会心一笑，却不能替代历史证据。“这是真的呢，还是真的呢”，其实已经把答案预设好了。真想弄清楚，就得给不同结论留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