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验尿的那家回复：“下星期一来上班，合同工。”
心里惶惶然，问：“上班？什么时候面试啊？”
人家说：“来上班吧，不用面试。”这也太不符合程序啦。
“什么公司啊？”
“ 杜邦！” 这也太牛气了，不面试就上班？照理说杜邦这么大的公司，不会忽悠我吧，周末跟先生在电话上嘀咕了半天。
周一到了杜邦，带着满心的疑问见到了美女老板，凯伦。美女抿嘴一笑，从抽屉里拿出我写的报告--原来前几年帮这个部门做过一个项目。他们一看名字和简历就知道，这活我能干。
一周后，另一个面试的大老板回来了，打电话问能不能去那边上班，只好回答说：“不好意思，这边上班都一个星期了。”
这个部门原属研发，后合并到农业部门。我的工作范围以测试水和鱼类的药物含量为主。我的美女老板不笑不说话，交代任务时先问可不可以接受。无论我认为多长时间可以完成，她都要再加上两个星期，说不要做快，但要做好。对我来说，这工作本身就是轻车熟路，无论是要快，还是要好，都没有问题。
杜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星期四上午两小时雷打不动的安全会议。也许是因为从生产黑火药起家，杜邦对安全十分重视。每星期的安全检查都要在周四的会上总结，对照。每星期都能查点儿什么出来，像什么不带防护镜啦，不穿工作服啦，其实依我看都不算什么事儿。想当年我们在棉田里打农药，那画着小骷髅儿的农药瓶子，都是徒手操作。背上一大桶杀虫剂---马拉硫磷，呼呼地喷药雾，连口罩都不带，谁带口罩谁就不是彻底的革命派。老美呀，真是太把自己当人啦。
经过了原来一家公司的变态老板，杜邦简直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我们七，八个人在一间大办公室里。早上先在办公室里吃早餐时，一番说笑，热闹异常。经常有人带来各国的异样食品，供大家享用。中午又是一番玩笑，打趣，天天热闹得像过节。
一个部门里所有人的生日都列成表，专门有人安排，或买蛋糕，或外出吃饭庆祝。每到周五就成群结队地找理由出去吃饭。 所以在杜邦日子里，人际关系十分融洽，和在那个变态老板那里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也从每天早上怕上班变成了每天盼着去上班。
我在杜邦时除了向美女老板报告以外，有一段时间被借到外组，向一位来自香港的美男报告。一开始他可能有些怀疑我的能力，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我的任务是杀小鱼取血清样品。头一天他让一个博士做给我看，半小时才搞定了一条小鱼。第二天早上，我用了一个半小时，取了几十条鱼的样品，从此他对我刮目相看，也和我成了铁哥们。如今他已经是一个小公司的副总裁了。每次在地区或年会上遇见都要一起吃饭，或聊上半天。
另外我们还一起干了一件事，更增进了我们的友谊。那次是杜邦的“亚洲月”，哥们不知从哪里弄了两三百块钱，要办一个亚洲午餐。于是成立了五人筹委会，自己亲任主席，并不顾我的合同工身份，力邀我加入筹委会。当时在那个餐厅吃饭的有一，两百人，于是我们决定到一些亚洲餐馆订几样菜，委员们自己再做一些。记得一马来女委员报了炒米粉，印度女委员表示要熬一大锅汤。
等到大家都看着我这个中国女委员时，我一想中国特色太多了，做什么好呢？我炸一百个春卷吧。主席要大家报个钱数，我说要十五块。主席不同意，要给三十，最后达成协议，二十块。
拿上钱，买了肉，卷心菜，鸡蛋，春卷皮。鸡蛋一炒，肉一搅，卷心菜一剁，加上点虾皮，就要动手调馅，开油锅。可是转念一想，中国特色嘛，明天现包现炸，让老美们记住正宗中国春卷的滋味！
第二天十点，主席清点一应事项，看见我这儿，四包皮儿，一锅馅，还有油锅，小脸儿立马就黄了：“还有一个半小时开饭，你这还皮儿是皮儿，馅是馅的？又要卷，又要炸，你，你，你……”
我问他：“忘了上次杀鱼的事儿啦？”两人对视一笑，他放心地走了。
十一点半准时，一百个焦黄焦黄的，热乎乎的，脆得掉渣儿的春卷搬到餐厅。主席不顾斯文，先抢了一个放嘴里，边吃边赞：“天哪，天哪，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到了中午，我们把春卷，印度汤，炒米粉，还有餐馆的菜一字儿排开。人们排起了两条长队。识货的，先拿上一个春卷，有耍小聪明的要拿俩，被我坚决制止了。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我要让更多的人尝到咱们的中国特色。傻乎乎奔印度汤去的，后来都后悔了。清理场地的时候，剩最多的就是那印度汤。
可惜的是，我们还是低估了老美们对春卷的热爱。当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排队时，装春卷的大盘子就空了。面对人们遗憾的目光，我只好保证来年一定多做些。可是一些好朋友比别人难对付，只好又炸了二十几个带到了办公室。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走在路上都会有人指指点点，得一比较难听的封号“春卷女士”（Egg Roll La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