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查全性先生/四十二年前那场高考-春阳-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惊闻查全性先生于今晨离世，享年95岁。77年，我已下乡三年多，前途渺茫。多亏查先生当年力谏恢复高考，才得以进入高等学府，才有了后来不一样的人生。在化学系的迎新大会上，“1978年3月15号那天上午，时任化学系副主任查全性老师给我们讲了话。他教育我们要立足本专业，热爱本专业。”--《散花轻拾》, 后来读研究生时，还得到先生亲授电化学方面课程。先生虽已驾鹤西去，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谨以此文记念查先生。愿查先生天国安息！】

（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参加科教工作座谈会，武大副教授查全性提出了一个爆炸性建议：立即恢复统一高考！邓小平一锤定音：今年冬季就恢复。1977年高考，全国570万考生，却只有27.3万人考上大学。当年湖北省考生多达20.6万人！原计划招收12211人，后来扩招了6000多人，实际录取18396人。1977年12月6日、7日高考。湖北省共设了821个考点，考点主要设在州、市、县的一中、二中。湖北省1977年录取分数线：理科165分，文科210分。）

1977年9月，在革命老苏区大别山麓练了三年红心的我，已经送走了一同下乡的所有的女生，而光荣地成为知青点的“老红军”。父母想尽了办法，动用了他们全部的，可怜的一点关系也无法将我调回武汉。

当恢复高考的消息在民间流传时，我给父母去了一封信，请他们停止一切求人的活动，并大言不惭地说：“只要是真考，咱就谁都不求了！”

由于当时还是要当地推荐，我们点里的知青都不敢回家复习。白天要出工，连6点到8点的早工也不敢耽误，所以复习看书只能在下午收工，吃完晚饭以后。那时山里没电灯，用的煤油灯是一个墨水瓶，盖子上面用一个铁皮拧成的小圈，中间插上一根棉线。每天晚上点完一灯油就得睡了，一般能熬到夜里两，三点。第二天早上6点还得起来出早工。

更糟糕的是，我们没有复习资料。政治是比较好对付的，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加上毛爷的雄文四卷就足够了。语文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瞎想了几篇作文写了就觉得差不多了。由于初中时的反革命闹剧让我不敢再沾文科的边，于是决定考理科。但是数理化的资料一点也没有。

首先几本薄薄的数学书早就当废纸卖掉了。物理那时候叫“工基”（工业基础），只记得是做了一杆秤。还学了手扶拖拉机，其实也就是放在操场上，大家围着看了几天就开到别的学校去了。化学应该是“农基”（农业基础）。透浪（土壤），姚老师这标准的武汉话，让我记住了我还学过农基。好像就是土壤的单粒结构和团粒结构。

到了11月，各式各样的手抄本，油印本的复习资料终于传到我们林场时，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山里已经开始冷了。地里农活不多了，可是秋收后的事也不少。再加上学大寨，开山造梯田，白天还是不敢歇工。晚上面对着那些似曾相识和那些从未见过的数学方程式，还有那些似不懂非懂的物理，化学题，拼命地熬完一灯油。

当时报名就要选专业，而我对理科专业是一窍不通，也没人可问。记得那天我们走了几十里路到了公社，然后看见公社的好几面土墙上贴满了纸。一心一意想学科学的我认为只有无线电是科学，原因是家里有个熊猫牌收音机，我从小就纳闷那声音怎么会从里面出来，于是一口气报了三个大学的无线电专业。

12月5号，我和知青点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了县城，准备第二天考大学。到了县城才知道，县里的旅店都住满了。当地县城知青都可以回家去住，其他人也各自想到了办法。而我到了晚上八点多才找到了从未见过面的，在县医院工作的，一位姓丁的邻居大姐姐。她当时满脸愧意地对我说，她的宿舍已经有人住了。如果我不介意，10点以后可以跟她到急诊室，睡在她的值班床上。

我当然不介意，12月已经很冷了，露宿街头可不是个事儿。就这样，听着外间的呻吟，哭喊声和急促的脚步声，我在县医院的急诊值班室度过了高考前夜。

1977年12月6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是高考在中断十年之后的第一次考试,也是全国27万77级学生生命的转折点。当时是各省自主出题。湖北省考的是如下四门：语文，数学，政治，和理化。总分为400分，其中理化各为50分。

那天是阴天，也很冷。我们的考场设在县里的一所中学。上午考语文。

记得有分析句型，改错，成语，好像还翻译了一段文言文。一看时间还有近一小时，写作文应该够了。可是一看作文题当时就傻了眼：“学雷锋的故事”。文革的十年，最时兴的是打打杀杀，文斗武斗，根本不用学雷锋，可不学又到哪儿去找故事呢？再还有就是下乡三年多，每天就是出工干活，学大寨，也用不着学雷锋啊？这题出得也太偏啦！

记得当时愣在那差不多二十分钟都没法下手，心里越急，脑子里越空。眼看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忽然灵机一动，既然自己没学雷锋，就让别人学学吧。一旦决定让别人学，马上就倍觉轻松。

派谁学呢？就小梅吧。“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就开了头，从这儿开始，可怜的小梅就开始给军属王大妈挑水，砍柴，三年了，每个星期天都得去。想想不太忍心，又加了个几乎，让她一年也可以休息几天。不过刮风下雨是不能停的。还有一次发高烧刚刚好一点就被我派去了。写到后来，自己也被小梅感动得一塌糊涂了，那个星期天没去县城里逛，把自己也派去和小梅一起挑水砍柴了。“出门前，一缕金色的阳光照在雷锋同志的画像上，‘向雷锋同志学习’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好不容易编完了，一看时间，还有十分钟交卷。急急忙忙地誊写在试卷上，还没誊写下1/3，下课铃响了。诚惶诚恐地看着收卷的老师，只见他一伸手，说，连草稿一起交吧。于是毕恭毕敬地呈上卷子和草稿。由于这故事编的实在是太离谱，开头和结尾，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忘不了。带着没誊完草稿的遗憾，高考第一门考完了。

中午，急急忙忙去吃了午饭，又找了一旅馆交了三块钱定下晚上的床位才到了考场。

下午考数学，原以为比较有把握的一门，也是花工夫最大的一门。复习时，妈妈的好朋友贺阿姨家的黄叔叔，从市一中寄来了一本复习材料。为了里面的数学题我可是熬了不少灯油啊。学理科，就指望这门得高分呢。

拿到考题一看，第一题是9开根号，会做。后面还有几题比较简单的。再后来就迷糊了。记得有一道要化简什么的题被我化来化去,越化越多，都化到了X的六次方了才舍得罢手，最后还是放弃了那一题。再往后很多根本就没见过。有一句老话，叫“两手摸白纸，两眼望青天”，形容的就是我当时考数学的情形。

12月7日上午天还是有点阴。上午考政治。政治那可是我最拿手的。文革十年没学到别的，就是把政治学好了。下乡三年没有其他读物，雄文四卷那是人手一套。还有就是“资本论”，“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

复习的时候，我就把华国锋的政治报告一阵猛背。再就是把十次路线斗争中，那些胆敢与毛主席作对的，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等人，以及他们怎么分裂党，怎么坚持错误路线，全都记得一清二楚。这次刚好都用上了。

拿到考卷一看，果然是问什么是“四人帮”。于是将华国锋的政治报告上关于“四人帮”的那段话一字不漏，原封不动地搬到试卷上。记得好像是有三个他们是……的排比句，当年华主席读起来铿锵有力，我这里写起来也落纸有声，刚好头天晚上还看过。还有别的都不记得了，只知道写得哗啦哗啦的，十分顺手。考完了感觉特好，就等最后一门了。

下午考物理化学。两科两张纸，一科一张。我先看了看物理，和我学过的手扶拖拉机和那杆秤没有什么关系。只好去看化学，原来化学和我学过的“土壤的单粒，团粒结构”也没关系。但是有一题是我见过的，记得是融化一百克冰（或者是烧开一百克水）需要多少能量。还有一题也知道，好像是摄氏与华氏温度的换算。于是赶快写下答案。又去看物理，似乎也找到了一题可以试试。就这样翻来覆去地试了好一会儿，又只能“两手摸白纸，两眼望青天”了。青天望得差不多了，时间也到了。交卷时感觉特别不好，心里更后悔，不该放出让父母不再求人的大话了。

不管结果如何，我们考完了！知青点的十几个人最后聚集在一起，说说笑笑往知青点走。一边走一边回忆着试题和答案。说起了“四人帮”的定义，一位男生得意地说：“王张江姚哇，这三十分太容易得啦。”我问：“你真的只写了四个字？”他得意地说：“当然啦。”等我把那段话背给他听了以后，他笑不出来了，大家都笑了。

还有一位女生考中专的题，好像是翻译文言文“郑人买履”。她比较虚心，问道：“老红军呀，你说那个姓郑的人买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问：“哪个姓郑的？是不是郑国的人卖鞋的事呀？在家里量了尺寸忘了带，到了鞋铺才想起来，不在店里量脚，却回家去拿尺寸的事？”

她说：“郑国的人？买鞋？里面可是一个鞋字都没有呀？”于是大家又笑了一回。最后一位朋友更逗，可怜他数学就会做第一题，完了以后在反面写了一个大大的恨字，又历数四人帮害得他没好好学数学的罪恶，并保证录取以后，好好学数学，据说写了大半张纸。听完大家都大笑起来：哈哈哈，你以为你是谁呀？张铁生啊？还想当白卷英雄啊？哈哈哈。

那天运气比较好，二十几里路还没走到一半就拦到了一辆部队的空车。那年头，凡是开四个轮子的，都怕我们。于是十几个人蜂拥而上，各自占据了有利地形就放声唱开了:“长鞭哎那个一呀甩耶，啪啪地响哎，咳哎咳咿呀，赶起那个大车出了庄哎哎咳呀……咳哎咳咿呀，咳哎咳咿呀”，于是刚才都觉得自己没考好的重重雾，一下子就都被我们“哎咳咿呀”到风里去了。

高考后最难熬的就是等录取通知了，严格地说，是等那小半张纸。下乡三年多以后，一直回城无门。高考回城是我当时唯一的希望，所以高考以后的等待，就显得那样的漫长。记得那时候，不管考试成绩如何，每个考生都要体检。好像查了血压，心率，听力，视力，甲状腺。好像还看了走路直不直。记得我们知青组眼睛近视的，体检时很怕过不了关。

1978年2月我如愿回到武汉。不过几年后我才知道数理化三门加起了，我才考了70几分。也许是化学考分比物理多一点，我被分配到了化学系，从此与无线电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