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眼中的真實毛澤東——錢理群在政治大學文學院的講演

錢理群

前幾年，魯迅的兒子周海嬰曾透露：毛澤東曾經在1957年反右後期說：“要是魯迅活到今天，他有兩種可能，不是顧全大局、不說話，或者就是被關起來，但還是會寫。”

這個事情引起較大的震動。也引起很多人的興趣，很多人就開始討論…

我怎麼看毛澤東對魯迅的如此評價？我還寫了一本書叫做《遠行以後》，講魯迅的“接受史”。我覺得毛的回答是可信的，以魯迅和毛澤東的關係來說，也有很大的可能性。

實際上周海嬰的這本書裡面還提到了一個叫做楊繼雲的魯迅研究專家，和魯迅本人關係也非常密切，也一直照顧許廣平和周海嬰的。但這個楊繼雲有件事情大家都不理解，在四九年以後，他一直沒有寫關於魯迅的任何回憶。

後來他才透露，“我最想回憶的人就是魯迅”，“魯迅曾經和我討論過，有一天中共掌握政權後，魯迅對新政權和自我命運的分析。但這個是不能公布的，所以沒有寫出來。”魯迅對共產黨掌權後的自我命運，是有相當且細緻的思考的。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份，魯迅去世後，李濟也有一個回憶錄，他就談到了，魯迅曾和這個馮雪峰(中國共產黨和魯迅的連絡人，也是魯迅相當器重的學生)說：將來革命勝利後，我要第一個逃跑。因為你們第一個要殺我。馮雪峰連忙說不會不會。1934年四月三十號，他給曹聚仁的一封信裡面說：如果有天舊社會崩潰了，我將有一天要穿着紅背心在上海掃馬路。

後來大家看了都很震撼。

魯迅為什麼生前就有如此預感？他和毛澤東之間冥冥中有個對話。

在當代中國最了解毛澤東的是魯迅；最了解魯迅的，也是毛澤東。

這是二十世紀中國不可迴避的兩個歷史人物。

對他們兩人的了解，可以使我們獲得一些訊息。我們要來回顧梳理一下他們兩人的關係。毛澤東開始思考魯迅大概是在1934年，那時，魯迅進入了毛澤東的視野。一九三一年，毛因為黨內鬥爭失勢，非常鬱悶，他曾說過“那時連一個鬼也不上我家的門。”在極度的孤獨寂寞中，他讀了許多書，也讀了魯迅的書。失意困頓的人最了解魯迅。毛澤東那種心境下一讀，他即把魯迅看作知音。

有一天，馮雪峰迴憶，毛澤東到他家來，說今天我們不談別的、專談魯迅。

馮雪峰就說，有一個日本人說過：全中國懂得中國的，只有兩個半人：一個蔣介石、一個魯迅，還有半個人，就是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

後來，有共產黨人要把魯迅搶救出上海，讓他到蘇區當教育委員，毛澤東也反對。毛說，還是讓他留在黨外作用大一點。毛澤東也曾說，我們是不可以給魯迅出題目讓他作文章的。

馮雪峰又是個革命者，常常一早出去革命，晚上一回來，又迅速跑到魯迅家裡，聊到半夜一兩點才回家睡覺。

許廣平常常聽到兩人間的對話，馮雪峰說“先生，做這個”魯迅說，不行。馮雪峰再勸、又勸，最後魯迅就說，好吧!

許廣平後來描述：這些是莊嚴工作、努力工作的人，為了整個中國未來的光明，他是連生命都可以置之度外。

這個看法，某種程度上可以代表魯迅對那個時候對共產黨的看法。

魯迅是經驗主義者，從那些具體的個人共產黨員身上，魯迅看到他們為國家忘我犧牲的風格。

後來，馮雪峰為魯迅寫過一篇文章：《答托派的信》，信里說，“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了現在中國人而流血奮鬥者，我都引為同志。”

這段話非常值得着墨，魯迅提出了一個衡量個人或集體政黨的標準：

其一，是看你是不是夠能反抗那些妨礙中國人生存的黑暗勢力？你是反抗黑暗、還是助長黑暗？

第二，你能不能腳踏實地的作一些改善中國人生存狀態的事情。

魯迅當時是一個非常激烈地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知識分子，所以他認為共產黨是反抗這種專政的一股力量、而且腳踏實地的在做一些事情。

30年代魯迅認可共產黨，還有一個理由：他個人的理想。

有一個在蘇聯革命初期在蘇聯待過的中國工人寫過見聞錄，魯迅為這書寫序，序中說“這是一個促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幾萬萬的群眾湧現出來，自己做支配自己地位的人。”魯迅表示了對社會主義的肯定。

當然，我們可以說魯迅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判斷有誤，三十年代的經濟大危機當中，唯獨蘇聯經濟還在保持高速成長，那時全世界的很多左翼知識分子都紛紛傾向於蘇聯。

在此背景下，魯迅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認可，一個層面是建立在認定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生存而努力奮鬥的；另一個層面就是認可社會主義。

魯迅還有更大一特點：雖然認同共產黨、但他又有懷疑主義思想；一方面認可、一方面又再觀察。這和其它左翼知識分子不一樣，不像他們一旦堅信不疑、就不再懷疑。

經過這樣的觀察，他很快發現問題：在日本侵略的背景下，共產黨提出要搞統一戰線，於是在文學上有個提法：國防文學。

魯迅並不反對抗日的統一戰線，但是他擔心，在愛國的旗號下、過分強調對抗日本的氣氛下，會不會反過來損害工農利益、認可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因此他提出另一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從今天來看這兩個口號是可以討論的。但是共產黨說，我提了這個口號，你不能再提另一個，你必須決對服從。

我順便舉例子，郭沫若開始時也對國防文學的口號持保留態度，但是當共產黨告訴郭沫若說：這是黨提出來的，郭馬上改口支持，說我要做黨的喇叭。

如果你不絕對服從黨，你就是背叛；當時左翼知識分子就有很多爭議：到底是要做獨立的知識分子、還是要做黨的喇叭？

如此，魯迅就和上海黨組織起了衝突。有個共產黨員說：你這是要破壞統一戰線！如果你不聽從指揮，我們要對你“實際解決”。

魯迅一聽勃然大怒，問他：什麼是實際解決？是要充軍呢？還是要殺頭呢！魯迅他會說：我支持你，但這也是出於我的獨立判斷和選擇。這個不能妥協。因此他才說，革命成功之後，共產黨第一個要殺的，是他自己。

魯迅常能從事件中提煉概念：稱這些共產黨領袖是奴隸總管、革命工頭。魯迅認為，這些人一旦掌權，他就可能反過來奴隸別人。

這個就形成他對共產黨的基本看法，今天你反抗奴役、明天你掌權了就要奴役別人。

魯迅和毛澤東之間還有另外一節也很好玩。

馮雪峰迴到上海時，給魯迅帶去了一闕毛的詩詞。我估計，就是西江月·井崗山“山下旌旗在望、山上鼓角相聞”那個。魯迅一看，哈哈大笑說，毛澤東這首詩有山大王的氣概。

問題是，馮雪峰又把此話傳到毛處，毛一聽也哈哈大笑說：我就是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是共產黨領導的，有主義有辦法有策略的革命的山大王！

1945年，有人在重慶問他：你還寫詩嘛？毛澤東說，現在沒什麼心情寫。我以前是白面書生，現在是土匪了。毛澤東還說過，我是小學教員，但我沒上過大學。我上過綠林大學。

魯迅怎麼看這個山大王、綠林好漢？這就涉及到魯迅的一個經驗：20年代，現代評論派和魯迅論戰，當時英美派的紳士稱魯迅為學匪。魯迅答曰：說我是匪、我就是匪，那又怎麼樣呢？他曾說，綠林書屋東壁下。

他對綠林的認可，可說是因為魯迅對來自民間，對於反抗官府、有一股野氣的人，都是認可的。

但我們不要誇大他的認同，他是有非常嚴峻的批判的。他曾經說過，中國歷史上就說那些土匪，造反土匪，他們其實是農民革命軍，是農民起義。而他們的最大問題，不是真正想把皇帝推倒，而是自己要過皇帝癮。他不是要根本結束封建統治，魯迅其實清楚看到：共產黨的革命就是農民造反。

他說：你們說，幹什麼活是最賺錢的？造反！他某種程度是一個投資，今天犧牲，但將來是要大貴大富的。阿Q的作夢，夢到大把的元寶、女人、夢到小弟不聽話就打他，說“給我幹活”。說到底，就是為了女人、金錢和權力，就要這三東西。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號，魯迅逝世前三個月，他在一封信里就說：阿Q正傳的真正涵意還沒有人懂。他有個說明：很多人以為，我寫阿Q造反是寫辛亥革命的事情，但事實上我寫的不是二十年前的事情，而是二三十年後的中國。

這裡可以看出來，我們這就懂了，魯迅對共黨的基本判斷就是，實際上是農民造反，要當皇帝，彼可取而代之。這是魯迅對毛與共產黨的基本分析。所以他才說 “你來了，我要逃亡。”

那麼魯迅就陷入了一個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作為一個左翼知識分子，他為了要反抗國民黨一黨專政、參與反抗社會運動，而且唯一反抗國民黨的獨裁力量，就是共產黨。他不能不支持共產黨。

但是，他又清楚看到了自己的下場。這就是魯迅在去世之前在遺書裡說，我死了就趕快收，趕快忘掉我。一想到死後可能被利用、甚至被迫害，他只想保證自己死了，就完結了。

但魯迅的悲劇大概就在這裡：一切無法結束。不可能隨着他的死而結束。

人們從不同的意義和原因不能忘掉魯迅，包括毛澤東。毛澤東還是要緊緊地抓住魯迅，毛澤東在魯迅身上做了三篇文章，很值得研究。

首先，一九三七年魯迅逝世周年時，毛澤東曾做過一個演講：論魯迅。

毛澤東做了兩個判斷：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是現代中國的聖人。我覺得吧，毛澤東把魯迅說成這樣，是最不符合魯的意願的。魯迅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做“論現代中國的孔夫子，說人們都把孔夫子當成敲門磚，用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是被歷代的統治者捧起來的。他萬萬沒有想到，他才剛死，就被毛澤東給捧起來了。

為什麼毛要說魯迅是現代中國的聖人呢？毛澤東內心有個情結：在他的早期著作里，強烈地表示了自己想當聖人的願望。他說，中國有兩種人，豪傑和聖人。前者是在某一領域取得非常成就的人；但聖人，是要影響人的思想、成為人的精神導師的人。而毛澤東就是又要當豪傑又要當聖人，且更深的是想要當聖人。但在一九三七年的時候他不可能當聖人，他只好先把魯迅抬出來，他看出了魯迅在知識分子當中的巨大思想影響力。

第二點，再論魯迅的演講里，毛澤東說：魯迅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這也很有意思。在此之前，共產黨對魯迅評價最高的人是瞿秋白。但即使是他，也只把魯迅看成黨的同路人、黨的朋友，不會把魯迅看成自己人。但是毛澤東就說，魯迅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顯然就是要把魯迅的旗幟拿到黨的手裡。

第二篇文章是《新民主主義論》。他對魯迅又做了兩個重要評價：第一，魯迅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運動的方向。這也就包含了毛澤東對於五四的評價。

在此之前，中共黨人對五四的評價並不高,因為認為這是由胡適等資產階級所領導的一場運動。但現在對五四，毛的評價變了，說這是由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如李大釗、陳獨秀所領導的。毛又說，五四運動在思想和幹部上，準備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毛澤東又把五四的旗幟高高舉起，他就變成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合法繼承人。

我就認為國民黨比較笨，他始終不去跟五四拉關係。毛澤東因此爭取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識分子。實際上毛對魯迅的評價，就是要爭奪知識分子和文化思想的正統地位。

第二，他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貴的信仰。這個話是對的。毛澤東從個人來說，他對魯迅的認識還是深刻的，還把魯迅給納入了對帝國主義鬥爭的這種民族情緒！這可以看出毛澤東作為政治家的特質。我至今，我也這麼認為，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

當然，毛又在這裡把魯迅英雄化，但若說魯迅是文化戰線上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那麼毛澤東的潛台詞是，誰是全面戰線上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呢？顯然是毛澤東他自己。毛一方面舉起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子、一方面舉起民族主義的旗子，瞬間贏得了很多的知識分子同情。

最典型的之一就是胡風。因為胡風對魯迅評價非常好，但一直不為人所認同，直到看到毛澤東。這使他非常興奮。胡風就連臨死的時候，還是肯定毛澤東的。

但毛澤東自己也知道，高舉魯迅旗幟是有風險的，因為魯迅的批判鋒芒是很徹底的，這種批判，也是有可能指向自己的。抗戰開始後，到延安的知識分子中，他們許多人是魯迅的及門弟子。延安當時也成立了魯迅文藝學院，開會時也要專門為魯迅默哀。但是知識分子一旦接受了魯迅，就會把他的懷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貫徹到底。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就是王實味。

他是深受魯迅影響一作家。他就用魯迅的思想來觀察延安，於是就發現許許多多的問題，並且用魯迅的方法來批判，寫了個《野百合花》，結果遭難。他強調，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就應該把批判精神貫徹到底、應該勇敢正視社會和心靈的黑暗，特別是他還用了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王實味發出號召“我們要用硬骨頭精神來對抗我們的上司！”

延安據說有個輕騎兵牆報，這兒有王實味的文章。毛也提着燈去看了牆報，看完之後說：現在的問題，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主義掛帥？他看到了爭奪領導權的危險。但是他不能一下批評魯迅，所以只能去批判王實味。就說呢，王實味是背叛魯迅的，只好這樣。你舉了魯迅的旗子，這個旗子就可能倒過來對着你。於是，這就有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批判說，今天還是要用魯迅的筆法，要分清敵我。對敵人可以用魯迅雜文筆法；對人民、尤其對人民政權用雜文筆法，那就是人民的敵人，要剝奪他自由民主的權力。最後王實味被槍斃了。當時魯迅在延安的學生們，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都投降了。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丁玲，她說：我回頭是岸。但王實味迎頭衝撞最後被殺害。用我的話來說，他隨着魯迅而遠行。

王實味這樣的結局，正好印證魯迅的預言：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魯迅說，他在反抗舊社會時，文藝家和政治家是一致的。但是革命勝利以後、政治家們掌權後，他們就想維持現狀，他們不希望繼續批判現實。但是作家和文藝家還要繼續批判，這時政治家只有壓制文學家，甚至殺他的頭。如果你要繼續堅持獨立的知識分子的批判理想，你就要被殺害。

王實味死了，胡風還在。已經到了一九四八年，共產黨快要掌權了，未來的新中國的思想文化要向什麼方向發展、誰來領導呢？毫無疑問是毛澤東思想。但是毛澤東又說過啊，魯迅的方向就是新中國的方向啊。這是個悖論。

對胡風來說，應該要堅持魯迅的方向，而且他還振振有辭：是你(毛澤東)說的啊！這個問題怎麼解釋是非常頭疼的問題。所以毛就動員了黨內一些理論家來解釋這個難題，展開對胡風的批判。

毛澤東提出，他把魯迅分成前期和後期，說魯迅最偉大的地方就在於從小資產階級出發，向無產階級轉變到後期的魯迅。前期的魯迅則都是魯迅的局限性。胡風恰好強調懷疑主義、改革國民性，因此毛澤東就批判胡風是抓住魯迅的局限性來反對黨，實際上是反魯迅的。

一九四九年，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

毛澤東的詞《沁園春•雪》，我有一解：他說的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不過就是一時之豪傑。數風流人物，還要看我毛澤東。我要當聖人。當他掌權後就要進入他夢寐以求的，毛澤東當聖人的新時代。但是，你已經說魯迅是聖人了、那怎麼能要再出一個呢？

如果一九四九年魯迅還活着，他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我們可以從魯迅生前的言論看出，一來，他可能對共和國的成立是持歡迎態度的，因為有可能實踐他的理想。二來，魯迅不是又說，共產黨來了我要跑嘛。

很多知識分子在那個時代都在想這個問題，於是就出現兩種不同說法：一個占主流地位，郭沫若寫了一首詩：魯迅笑了。胡風也說魯迅在微笑。“微笑在他寧靜如水的目光里、微笑在他桀傲不遜的牙刷鬍子裡”，胡風還是比較天真的。胡風的學生張中曉在建國初期提出了另外一看法。張中曉說，隨着共和國誕生，魯迅非常孤獨和寂寞。因為魯迅是永遠不滿的。這就是在四九年的兩個想象。

回到剛才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後文化的發展方向是誰領導？聖人是誰？據說有一次開會時，江青在會上說，文藝發展方向應該是毛澤東思想，胡風立即站起來反對說，應該繼續發揚魯迅！

另外一個是文字報告。周揚曾說，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方向就是唯一方向，只能是這個方向，要有別的，那就是錯的。那怎麼處理魯迅這個燙手山芋呢？在紀念魯迅的一個會上，就提出了“學習魯迅與自我改造”，把魯迅又納入了自我改造的系統了。

對魯迅的認識和操作，我蓋括為：利用、限制、改造。這其實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策略。要改造出一個新的魯迅。

怎麼改？首先，是通過對歷史的重新敘述和記憶，來建立一個魯迅和共產黨與毛澤東的所謂歷史的聯繫。所以馮雪峰就發表了回憶魯迅的回憶錄。他繪聲繪影地說了這麼一個事情：“有一天，在我和魯迅談到我黨和毛主席，魯迅面向着窗子、撫着胸口，淡淡地說：我想，我作為一個小兵，還是勝任的。”

下面，悲劇就發生了：因為這樣的話從馮雪峰口裡說出來不是這麼有說服力，一九五九年，許廣平出版了魯迅回憶錄，她說：魯迅在上海時期的工作是在黨的具體領導下進行的、他對黨的尊敬是到最高點的，他對毛主席的思想是虛心接受。我想許廣平她說這樣的話，也有半被迫、也有半自主的成分。我的理解是，許廣平可能不是真正懂魯迅。

第二個辦法：從學理上去重新解釋、從學術上重新闡釋。有一個老共產黨員寫了一論文：《論魯迅小說的限制》，把魯迅學說納入到毛澤東思想的框架下。他說，革命民族主義的魯迅得到的結論，與毛澤東完全一致；有些不合乎毛澤東的，就是他的局限性。魯迅作品的傳播研究和閱讀出版，也成為一個政治行為，由黨來操辦。魯迅全集的出版完全控制在黨手上，刪去了魯迅很多罵周揚的書信。所以五八年出的魯迅全集不全，還把魯迅的作品選入中小學課本，而且顯然是用意識形態的角度選的。

應該說，成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幾代人，顯然是透過國家來理解認識魯迅；但是另一方面，也使我們有機會能夠接觸到魯迅的原文，因為一讀了魯迅，思想就會發生改變。他的批判性不是政治可以控制住的。

我們那個時候是把黨、毛澤東和魯迅看成三位一體的，一方面有三位一體的崇拜、一方面又被獨立自由反抗的意志所吸引。我們這一代對魯迅，是有着心裡的迷霧和心裡的覺醒，是交織在一起的。

一九五七年的毛搞了兩個運動：先是發動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來打擊黨內的反對派和黨的官僚；二方面，又聯合黨內官僚來打擊知識分子。

這個過程中，第一階段時毛澤東極力鼓動魯迅的造反精神，對大家說“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毛說，我看魯迅如果到今天，還會繼續寫雜文、而且會當文聯主席。(這個位置後來是郭沫若當了)，意思就是說，如果魯迅活着，他會是你們的頭，他會講(共產黨的缺點)、而且勇敢講，鼓勵大家講！

第二階段，到了反右階段了。毛澤東就在一次和知識分子的談話中說，魯迅或者再說話就進監獄；若他顧全大局，沉默吧，他就安全。這其實也是在跟這些知識分子打招呼，也算是毛澤東的一個“好意”。大部分的人確實顧全大局了，毛還說：至死不變，願意帶着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的人，還是有的。他們就成了萬劫不復的右派。

接着說到文革：當毛澤東已經到一九六零年，因為大災荒而很多人對他不滿，覺得他應該負責。毛澤東正在醞釀一場更大的動作，其實就是後來的文革。

那段時間他非常孤獨，是高處不勝寒；當時他很孤獨寂寞，所以又想到魯迅。那是魯迅誕辰八十周年。 “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這是毛澤東當時的心境。文革一開始，毛給江青的信里又說：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他很孤獨，因為他知道，他在向全中國挑戰。

魯迅這個人非常不幸，每到中國歷史轉折點總被提出來。1966年10月19號魯迅逝世三十周年，就召開了一個規模極大的會，郭沫若又做了演講：紀念魯迅的造反精神。郭沫若是非常敏感的喔，他總能喊出他那時代的最強音。他知道，要堅持兩條：造反，要服從黨的最終領導；造反的目的，是要用毛澤東思想來統一認識。郭沫若把毛澤東的心思揣摩透了。

悲劇繼續產生：許廣平說，毛澤東是魯迅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魯迅是毛澤東的小兵。之前還說是黨的小兵，現在是毛澤東的小兵了。

我們在文革時代的年輕人，只能讀毛澤東或者讀魯迅。文革時期，魯迅完全被完全地歪曲了，他真正成了敲門磚、真正成了打人的石頭。因為除了毛著外不能讀別的書，大家找出路的時候，只能從魯迅來找。特別是在文革後期。因為文革前期的影響，年輕人都在誤讀魯迅，但到了後期就反映了，主要是人們開始獨立地接受魯迅。

有一個因素：毛澤東把大批青年知識分子趕到農村去。這些大批的知青到農村後，開始在現實生活中發現了魯迅筆下的種種人。他們對魯迅作品發生了全新的認識。魯迅的藝術的根、他的靈魂是深深扎在農村的土地上。很多人都發現：中國的人民多麼苦；中國的人民多麼好。這個時候再讀魯迅，大家就發現魯迅跟底層人民的血肉連繫。不了解中國農村，實際上是無法真正了解魯迅的。我自己也在這個過程中真正了解魯迅，那時讀魯迅讀得熱淚盈眶，跟在書齋里讀書完全不同感覺。那時候才感到魯迅和我們息息相關。

第二個原因是林彪事件發生。這對我們這些知青來說，那是一個晴天霹靂。一下子就產生懷疑了。以前對毛澤東堅信不疑，但現在會想，你指定的接班人怎麼會成了叛徒？大家開始用懷疑精神和批判現實來看現實的、擺脫了黨的魯迅。

總而言之，今天只有到文革後期，魯迅才真正走進了中國的青年和知識分子的心靈。

我的魯迅觀，基本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成立的。當一個人處在絕望的時候，我們那個時候真是絕望到底的，但是恰恰就在那個時間點，魯迅來打開了你的思路。他不一定能給你答案，但他會對你有所啟發，讓你的腦子動起來。

在這個時候，毛澤東是個什麼樣子的人，也是很有意思的問題。林彪同樣給毛致命的打擊，他再次陷入不可解除的孤獨和寂寞。這一刻，毛再次想起了魯迅。1971年10月份，毛澤東大病剛好，到武漢視察時說：我勸同志們看魯迅的雜文，今年讀一遍、明年讀一遍，魯迅的書不好懂。他過世之前，還特地讓有關部門把58年版的魯迅全集十卷本排成大字本，硬是通讀了一遍。

它的結論是什麼？這幾乎是毛澤東最後的話：魯迅是中國的第一代聖人。第一代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聖人的學生。尼克松訪問中國時，恭維毛澤東說：你的思想改變了世界和中國。毛澤東響應尼克松說，我的思想沒有改變世界和中國，我只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區而已。

在毛澤東生命的最後，他終於得出自己不是聖人的結論。這時，魯迅遠行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