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深度诠释特朗普的突然崛起，深层原因是当代社会矛盾使然，是现代文明的周折。

上一回我写了“颠覆传统的大选‘坏人’成好人”，从历史角度分析了“特朗普现象”的因素。今天主要从现实视角来厘清一些条理。因为混杂着多重思潮的“特朗普现象”从历史中走来时，现实中的某些因素促成了它的发展。一般而言，总统选举中所有参与者的策略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行为者面临难以改变的现实环境的约束，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其驱使。所以我们不能只从历史出发而不看现实的景色，目前床铺的走红与现在美国和世界所处在的困境，以及潜在的一些机遇有不可割离的关系。我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刁大明的一篇文章为基调，编辑了此文以餐读者。

从现实角度出发，当今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及国际状况等大环境所塑造的民意无疑是“特朗普现象”的主要成因。同时，美国总统的初选制度、共和党政治发展状况、媒体传播的议题设置乃至特朗普个人的某些特质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当今美国的多重民怨情绪造就了“特朗普现象”。而且，桑德斯之所以久久挥之不去的原因，也是民怨太过的结果，两个派别，不同性格，但是吸引的选民很相似。雷同度较高。

作为2016年大选的环境，当今美国政治党争极化、经济复苏缓慢、社会族裔多元化冲突、国际环境不佳，这些因素的叠加影响引发了民众中的不满、不安、愤怒甚至恐惧等多层次的民怨情绪，成为“特朗普现象”的根源所在，详细解析为一下4个因素。

第一，民主党和共和党斗争极化招致民众不信任。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一系列“大政府”主张刺激了共和党阵营的反弹，加深了党争极化趋势。

政府和国会的不断的冲突直接酿成了2012年财政悬崖危机，招致标准普尔指数对美国信用评级史无前例的下调。2013年9月，由于国会两党无法就是否废除“奥巴马医改”相关项目达成一致而拖延通过拨款法案，联邦政府时隔17年再度陷入了部分机构关门16天的停摆危机。2015年9月，国会众议院共和党极端派组织“自由连线”(Freedom Caucus)又以反对为“亲子关系规划”(Planned Parenthood) 提供经费为由阻碍拨款立法，不惜以政府停摆为代价捍卫在堕胎议题上的保守价值观。

“统计表明，第112届国会（2011~2012）与第113届国会（2013~2014）的立法数量分别为284件和296件，堪称1947年以来最低效率的会期。

根据盖洛普民调显示，至少有七成美国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不满，对政治精英充满了不信任。成为床铺异军突起的主要因素。奥巴马2012年连任以来，其政府的满意度持续下降，长期低于50%(好不容易最近回升了)，即便在2016年有所回升，其最高数字也只是52%。民众对奥巴马执政的不满，凸显了对其承诺改变的高度期待与兑现承诺的现实效果之间的较大落差。相应地，民众对国会的失望程度也继续攀升，2016年民众对国会的满意度仅为14%，民众的不满也朝着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建制内人士很难改变这些个根深蒂固，积劳成疾的毛病。

对在任传统政治精英的失望与不信任，转化为民众对非传统政治人物即“反建制派”的强烈期待。这种“反智主义”倾向在民主共和两党初选中表现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特朗普不同程度上的意外表现。同时，一度关于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对决杰布•布什的所谓“王朝政治”猜测以及关于科赫（Koch）兄弟、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等为某些共和党参选人提供大量捐款的“金钱政治”报道，也加深了民众的无奈与厌倦，巩固了对特朗普等“反建制派”参选人的支持。

第二，经济复苏难以满足民众期待。也许期望值升高，也许没有得到根本利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很快进入了稳步复苏阶段。GDP增长率从2009年的-2.8%恢复到2015年的2.4%，并有望继续回升。与此同时，失业率在2016年开年后降至4.9%，回到了2007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2014年和2015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也分别达到了2.7%和3.4%。须知美国经济的基数很高，达到如此漂亮的增长数据好不容易，美国基本上一花独秀，但是民众要求很高，觉得受益不够，要起来造反。

与经济指标良好表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5年年底的民调显示，改善经济与就业状况仍是美国公众最为关注的议题。就业其实也是改善明显，但是工作的质量改变不多，穷人的工作临时性多，且工资很低。同时，71%的公众认为美国经济体系明显不公平地倾向于富人。

必须看到，美国产业结构的不均衡复苏问题突出。根据2014年统计，发展最快的产业为服务业，且大多在低专业领域，而萎缩最快的则是作为实体经济的制造业。2014年美国就业岗位中的80.1%来自服务业，而工业及农业分别只贡献了15.1% 和1.5%。在服务业中，创造就业数量增长最快者为医疗与社会辅助服务、教育私人服务、休闲餐饮服务、专业商业服务及交通与仓储服务。看来拚命发展中国的服务业也不一定能扭转目前中国国内的经济颓势。

这就意味着，依靠低端服务业带动失业率下降的同时，众多美国劳动者的就业在水平、质量及稳定性意义上并不理想。特别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他们只能从事专业程度较低的行业，而这些行业又天然地具有极强的可替代性与流动性，因而该群体极易因被少数裔新移民等更低成本的劳动力取代而再度失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了在低失业率下民众仍迫切期待改善就业状况的现实。

“面对迫切诉求，在对传统政治人物不信任的催化下，特朗普的“本土主义”理念即通过驱逐非法移民、限制新移民涌入等“反全球化”措施来改善就业状况的政策选项开始得到更多选民接受。尽管可能是莫须有的罪名，一个很好的借口。

与此同时，同产业结构失衡平行的是，美国中产阶级空前萎缩、贫富分化加深。据2015年统计，中产阶级、高收入阶层以及低收入阶层的比例分别为50%、29%及21%，这组数字在1971年为61%、25%及14%。伴随着中产阶级萎缩，财富持续向富裕的高收入阶层聚集，数量可观的中产阶级跌入了低收入阶层。这种作为社会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与低收入阶层具有的强烈“被剥夺感”导致了一部分民众选择支持桑德斯在国内再分配意义上的“平民主义”（populism），而另一部分则倒向了特朗普的“本土主义”排外倾向。

第三，族裔多元化引起冲突，因而令民众焦虑。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拉美裔已超越非洲裔，成为美国第一大少数族裔，且保持激增。按照保守预计，白人比例将在50年后降至50%以下，拉美裔将上升至24%，亚裔可能超过非洲裔的13%，美国从而成为无多数族裔的国家。非白人族裔激增的重要原因是非美国本土出生移民数量的增长：从1970年的970万（4.7%）增至2013年的4130万（13.1%），并被预期可能在2065年增至18%。

族裔多元化及新移民的涌入不但导致了同性婚姻、堕胎、枪支管制等传统争议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而且还诱发了众多社会矛盾与冲突。2014年迈克尔•布朗案引发的弗格森种族骚乱、2015年巴尔的摩种族骚乱等一系列反抗种族歧视抗议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2015年2月CNN的一项民调显示，有39%的公众认为在奥巴马任内白人与非洲裔关系恶化，而认为关系好转者仅为15%。

同时，新移民的宗教倾向也逐渐上升为争议焦点。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和2015年加州圣贝纳迪诺枪击案等恐怖袭击事件的施暴者皆为受到宗教极端思想驱使的新移民。这些事件进一步撕裂了白人群体与少数族裔群体（甚至是其他宗教信仰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塑造了白人保守派针对移民的强烈敌视情绪。

根据调查，大概四成美国民众同意将约1100万“无证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驱逐出境。在叙利亚局势日益恶化之后，超过一半的美国公众也反对接受叙利亚的难民。这与特朗普全面驱逐非法移民、将叙利亚难民称为“终极特洛伊木马”等“本土主义”言论如出一辙，得到了大多数基层白人广泛的支持。

第四，国际地位下降、反恐局势严峻，令公众不安。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外交战略进行了以合理配置美国有限战略资源为目的的调整。奥巴马政府选择尽快从中东地区“抽身”，将更多资源投入“亚太再平衡”战略进程中。但随着叙利亚局势恶化、特别是“伊斯兰国”（ISIS）等恐怖主义极端组织的再次抬头，欧洲盟国面临着打击恐怖主义和解决难民问题的两重压力，俄罗斯又在中东实施了较为有效的军事行动。奥巴马政府被广泛要求采取更为积极的应对措施，担负起应有的国际责任。但是现任政府采取了绥靖政策，尽量不管闲事，使得一些美国人不满意。

美国民众对奥巴马外交、国际安全及反恐政策普遍持有负面评价。按照民调显示，在这三个议题上持不满意态度者分别为52%、58%及54%，而满意者仅为34%、34%及40%。

事实上，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始终被民众视为三大首要议题，并在2015年11月13日巴黎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后一度上升为最为重议题，这也表现出美国公众对潜在恐怖主义威胁的持续恐惧。特朗普在竞选中颇为“偏执风格”的“本土主义”渲染也正好迎合了这种不安与恐惧的民众心理。

当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只是有了一些诱因，还有辅助因素，即制度，体制，媒体和群众对“特朗普现象”推波助澜。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不可或缺，但相对于美国当前的多层次民怨这一必要的民意环境而言，仍处于诱因范围。

第一，现行的美国总统初选制度更易产生持极端立场的提名人，为“特朗普现象”提供了空间。

“提名制度乃现代政党最显著的标志”，初选程序事实上是民主共和两党各自党内的决策过程，其参与者往往为本党的坚定支持者。据统计，1970年代之后的初选投票率一度达到将近30％，但2000年的数字仅为17％。这就意味着，初选过程的结果往往不是民意的充分表达，而是一小部分本党最为坚定分子的作用，即特朗普这样的极端人选。当然，大选参与者很多，也许会改变这种格局。

事实上，为了平衡并不完全甚至极端化的民意表达，1981年之后民主共和两党在总统初选中先后设置了由本党选任政治人物和政党官员出任的代表政党立场的所谓“超级代表”（super delegate）。在2016年初选中，民主共和党两党分别有731位（占全部代表的15.3%）和144位（5.8%）“超级代表”。研究发现“超级代表”在近年来的角色是遵从而非纠正初选民意，所以床铺几乎堂而皇之的成了候选人。而且克林顿之所以击败桑德斯，主要还是超级代表的支持。

第二，当前的共和党处于分裂状态，为“特朗普现象”留下了机会。特朗普的异军突起，凸显了共和党党内“建制派”的消沉，以重商温和派尤甚。受到茶党势力及其“反智主义”倾向的影响，2010年之后的每次国会两院选举中几乎都有共和党资深在任者在初选中落败，这一趋势也发生在2012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初选当中。在2011年9月到2012年2月上演了四位具有茶党标签的保守派参选人在民调上轮番领跑的戏剧性场面。但在茶党及其支持者释放能量的同时，代表”建制派”的马萨诸塞州前州长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在民调中稳步上升，其整合的努力最终得以成功。

基于2012年的经验，特朗普最初的民调领先也曾一度被解释为是暂时性的。但2016年的共和党初选却陷入空前的混战，“建制派”人满为患，自相残杀。杰布•布什、斯考特•沃克（Scott Walker）、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卡西奇以及鲁比奥等人无法内部协调，具有“茶党福音派”（Tea vangelical）标签、代表党内宗教保守势力的克鲁兹也无力吸纳重商温和派，最终错过了阻击特朗普的最佳时机。

第三，媒体的推波助澜为“特朗普现象”提供了独特且强劲的推动力。美国媒体的政治报道在议题设置上明显偏好于吸引眼球的新闻，比如政治人物的绯闻、失德甚至腐败行为，对于可能因太过专业而无法令受众感兴趣的政策议题的关注度有限。基于这种偏好，活跃在各种媒体平台上的特朗普“跨界”参与总统竞选本身就是新闻的“富矿”，被认为具有巨大的受众吸引力，他本人口不择言的极端言论更是几乎每天都制造着“重大新闻”。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已有75%的民众认为媒体对特朗普的报道太多了。本来是哗众取宠，商业竞争，结果促成了床铺的崛起。

超过其他任何参选人的曝光度至少为特朗普带来了两方面优势。一方面，特朗普的极端言论与偏执风格通过媒体左右了整个共和党初选的基调，其他参选人甚至也跟进了偏执倾向的宣泄式表达。另一方面，特朗普得到了超级规模的免费竞选宣传，一本万利。

至2016年2月，特朗普用于广告宣传的开销为1000万美元，不足克鲁兹或者希拉里•克林顿的一半，但其免费宣传的估值高达1.89亿美元，是克鲁兹的六倍、希拉里•克林顿的2.5倍。因此，在初选阶段任何参选人都无法实现的动员规模构成了“特朗普现象”在竞选意义上的巨大支撑。

第四，特朗普作为参选人的个人特质也是“特朗普现象”的一个重要前提。除了前文论及的“反建制派”身份认同以及“跨界”知名度发挥了关键作用外，特朗普本身的确存在某些表演性甚至是煽动性的人格特征。根据其个人传记中的回忆，特朗普“爱表现”的性格受到“很有表演的天分、喜欢气派的东西……渴望万众瞩目”的母亲极大影响，他年轻时甚至还曾有过投身电影业的念头。同时，特朗普凭借较为娴熟的媒体操纵，喜笑怒骂、口无遮拦，颇有将选举“大众娱乐化”的趋势，异化了选举政治的动员模式，变异出滑稽剧，人人爱看。2015年8月3日，共和党总统初选的首场电视辩论，就因为特朗普的参与而吸引了2400万观众，创造了美国非体育赛事类电视节目的收视纪录。

“特朗普现象”背后的美国困境。通过从历史与现实意义上的梳理，“特朗普现象”的面目更为清晰地显现出来：即一种由于当前美国多层次民怨直接导致的、带有强烈“反智主义”与“偏执风格”的“本土主义”倾向，并得到了制度、政党、媒体以及个人特质等综合因素的强化。

时至今日，“特朗普现象”仍在继续发酵，最终能否导致“政党重组”甚至是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所界定的“历史周期”更迭等重大变化，仍需进一步观察。但从过去八个月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的领先以及本次大选选情走向观察，“特朗普现象”已揭示出美国正在面对的某些深层次困境。

一方面，“特朗普现象”是负面的“奥巴马现象”，凸显美国政治困境。无独有偶，奥巴马在2008年的历史性当选也是凭借资浅的“反建制派”定位、回应民众的变革诉求、承诺实现变革进而实现的，也堪称某种政治现象。而今，金融危机之后在民众中的这种“思变”情绪非但没有得到充分释放，甚至对奥巴马执政的失望令民众的不满、愤怒以及恐惧情绪加剧累积，转而期待一位距离传统政治精英更远的“反建制派”参选人切实实现某种改变。所以，2016年的特朗普得利于2008年奥巴马获胜的民意氛围。

但与2008年奥巴马竞选时面对民怨的正面承诺不同，特朗普的竞选主线是偏执地利用乃至煽动选民的负面情绪，所传达的是恶化民怨氛围的极端信息。正如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在放弃参选意向的公开信中的评价，“特朗普唤起了我们的心中的魔鬼”。

从“奥巴马现象”到“特朗普现象”，凸显了美国民众对现行政治体制的不满与愤怒。面对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流动与人口流动的交互影响，美国民众特别是中下层遭遇着严峻的经济与就业冲击，在金融危机之后愈发激化。而从奥巴马“我们能够相信的变革”的落空，到今天特朗普的“本土主义”或桑德斯的“平民主义”，美国选民只能寄希望于选举产生下一个可能实现改变的新总统。而对于真正需要改变的美国当前极化的“否决政治”以及不公平的经济与社会制度而言，身在其中的希拉里•克林顿或特朗普可能仍然是束手无策，只会令民再次怨陷入一个循环怪圈。

另一方面，“特朗普现象”将“奥巴马主义”中“内向”的倾向推向极端，凸显美国外交困境。不可否认，特朗普在气候变化合作、伊朗核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众多奥巴马“外交遗产”议题上持有反对立场，但其从“本土主义”出发的“不干预主义”却明显具有所谓“奥巴马主义”的政策，只不过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与布什不同，“奥巴马主义”的核心内容被解释为“在国际舞台上收敛，将更多资源投入其自由派倾向的国内事务”的倾向。但在国内与国际平衡的同时，“奥巴马主义”还强调了中东与亚太地区的平衡、维护全球领导力与积极盟友合作的平衡等原则。而特朗普恰恰站在了“奥巴马主义”内在逻辑的冲突点上，他进一步强化了“更多资源投入国内事务”的路线，放弃“盟友合作”，并模糊了“维持全球领导力”的平衡性目标。

这种“内向化”倾向在美国外交思想的流变中始终存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任主席詹姆斯•威廉•富布莱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曾就二战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发出警告，“我们偏离了我们的民族经验和立国之道所准备让我们去走的道路，而走上了不适当的强权政治和战争的歧途。这条弯路耗尽了我们的资源和精神力量；它使我们变成了跛足巨人”。而按照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的观点，“世界需要美国的领导，但是美国的领导力取决于美国首先应该把自己的国家搞好……美国在国外试图采取行动时就必须更加克制，在国内则必须更加有条不紊”。

在今天的两党初选中，所有参选人都在讨论国内经济与就业需求，无一敢于明确主张新一轮的海外军事干预。这是“奥巴马主义”所取得的共识，但其“内向化”的程度会否蜕变为特朗普所主张的“本土主义”的失衡状态，将直接关乎美国的国际角色及其牵动的世界格局。

从美国政治中一些可因循的规则与经验观察，在各州选举人团意义上，民主党获得胜利的难度略低于共和党；虽然“历史周期”理论有利于共和党阵营，但从“政党重组”和“区域主义”等次理论角度观察，又无法找到足够充分的依据。

相比总统选举的扑朔迷离，国会两院选举略显清晰。基于共和党延续在国会众议院多数、但在国会参议院维持多数存在一定压力的判断，未来的政府和国会最有可能成为对立关系，即便民主党维持了对白宫的控制，也肯定会遭遇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的制衡。由于候选人不是十分理想，两党的界限变得模糊。有的选民可能不投本党提名人，而转投敌方候选人，或者皆不满意而拒不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