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死灰復燃與中國文革再起？

如今，莫斯科最時髦街區與布魯克林的威廉斯堡酒店相似之處很多：這是一個人們非常熟悉的生態系統，遍布着咖啡館，技術俱樂部，自行車修理店和理髮店。時髦理髮店的年輕遊客們卻不認識牆上那副畫面里那個英俊，年輕蓄着大鬍子的男人，繫着一條時尚的黑白圍巾。同志們，咱們中國的文革青年一定認識他，他就是-斯大林(Josef Stalin)。

對於現在的俄羅斯年輕人來說，斯大林是一個遙遠的人物，但是他在目前的俄羅斯環境中死灰復燃。他的重新時髦並沒有讓任何人感到震驚，許多年輕人也沒有往心裡去。將這種營銷手段視為對斯大林作為蘇聯獨裁者長期壓制，監禁和殺害的數百萬前蘇聯無辜人民的歷史的嘲弄甚至侮辱。

這對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及其政治盟友來說是一個小勝利，他們正在發動另一場在俄羅斯周而復始肆虐數十年的戰鬥，一場意識形態的鬥爭，恰似中國的文革。反對他們的是俄羅斯民間社會的遺留問題，該社會團體旨在保護對鎮壓受害者的記憶，以此作為對抗當今獨裁政權的一種方式。

要抗議斯大林的回歸，民間在尋找他的罪孽。正如壁畫的照片正在社交媒體上播出一樣，莫斯科市長辦公室禁止今年推出的“回歸名人”。這是一場具有非凡情感力量的活動，人們在克格勃總部（現為FSB）對面排隊，大聲朗讀在古拉格曾經被槍殺者的名字。最後，市長辦公室放棄了干預，這也許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比平常更多的人在嚴寒中忍耐四個小時。

普京的一個悖論是，現政權的立場越嚴厲，斯大林在普京的選舉基礎中受歡迎程度越高，俄羅斯選民越有可能為蘇維埃獨裁者找藉口，越有可能給普京投票。在2014年3月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之後，這種模式變得更加明顯。根據獨立民意調查機構Levada中心的數據，2014年17％至20％的受訪者對斯大林持否定態度。這個數字2018年下降到12％。

與此同時，承認斯大林殺死數百萬無辜民眾的人從16年的62％下降到18年的44％。拒絕回答這個問題的受訪者比例也從16％顯着增加到29％。有一種態度是穩定的：斯大林在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中的作用在這一時期幾乎沒有變化。同志們，像不像咱們中國的文革復辟風？毛澤東死了四十年了，陰魂未散，而且五毛越來越多，和俄羅斯幾乎是一個神似的複製。

即使普京最親密的盟友也承認斯大林是一個殘酷的暴君。但由於克里姆林宮精心策劃的宣傳工作，這位獨裁者再次成為俄羅斯的驕傲，他是俄羅斯軍事和工業榮耀的象徵。對於普通的俄羅斯人來說，斯大林被視為“有效的管理者”（正如一位歷史教師的教材描述的那樣），或者作為蘇聯光榮歷史的象徵，其形象在流行文化中經常被拔高，這要歸功於流行的電視連續劇。斯大林擔心的秘密警察，內務人民委員會的積極和浪漫的形象。這些也是中國的文革內容再次復出的相似情況，但是中國電視連續劇目前文革鬧劇尚不明顯。

當然，俄羅斯對這類戰爭歷史並不陌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赫魯曉夫解禁(比斯大林開放-那時候中國認為是變成修正主義)和20世紀80年代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開發之後，斯大林主義者和反斯大林主義者一直在較量。關於斯大林罪行俄國沒有作出任何決議的情況下，俄羅斯國家的神話仍有足夠的空間圍繞着簡化過去和粉飾俄羅斯歷史上最黑暗時期的官方政策。其實，這種現象是社會主義的後遺症。儘管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對文革和毛澤東有了評價，在中國近年來文革死灰復燃，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主意是習推出了不否定兩個三十年的復辟政策。

這場關於記憶的爭鬥已經蔓延到對紀念革命英雄紀念碑的看法中，近年來出現了一股紀念斯大林的“人民倡議”。最近，俄羅斯第三大城市新西伯利亞舉行了公開聽證會，討論是否在該市建立斯大林半島。想象一下斯圖加特某處是否會塑造一個希特勒半身像的類似辯論。

俄羅斯民間社會仍然有人願意與斯大林主義者交手，甚至於開展你死我活的戰鬥。在莫斯科郊區的科穆納爾卡(Kommunarka前內務人民委員會)射擊場，當年有6,609人遭到斯大林槍殺，一張記載受害者姓名的紀念牆於去年10月27日開放。關於是否包括劊子手的名字的辯論，使得紀念碑的完成變得更加複雜，後者後來受到壓制。不過，這成為紀念該政權下受害者的一個重要步驟。

另一場鬥爭正在莫斯科歷史悠久的尼科爾斯卡亞(Nikolskaya)大街上的一座建築物上進行，此建築距離克里姆林宮僅幾百米。當斯大林的殺手在最高法院的可怕的軍事部門安置武器，人們在大樓的地下室被集體殺害。現在，該建築物的主人打算在那些被屠殺者的骨頭上開一家高檔香水店。紀念館發現自己不僅與國家作戰，而且還呈現一種現代俄羅斯迷人的消費文化。來往的人們似乎不記得斯大林時代有什麼可怕的東西，歷史悲痛記憶恍忽完全的消失了。

值得記住的是，蘇聯的公民社會本身就是從反斯大林主義誕生的，並且它在現代俄羅斯繼續發展進步。另一個名為“最後地址”的項目，旨在鼓勵人們通過為那些受害者豎立紀念牌來記住斯大林時期成千上萬的受害者。該項目不僅揭示了斯大林犯罪的規模，還揭示了今天仍然有相當規模的俄羅斯人對新斯大林主義者的抵抗。這是歷史的另一個展現：最近在聖彼得堡，地方當局譴責這些行為，因為他們的地址選擇違反了廣告法律。

Andrei Kolesnikov是卡內基莫斯科中心的高級助理兼俄羅斯政治機構項目主席，他也是一個俄羅斯悲慘時代倖存者，因此他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幢建築物上貼了一塊牌匾，那是他的祖父被帶走的地方(於1946年在古拉格遇害)。在祖父和他的家人住過的建築物掛牌紀念六人在大恐怖期間被捕甚至遇害，這塊牌匾是ANDREI與斯大林主義者博弈中一個小小勝利。在這方面，俄羅斯的自由度應該比中國還是好些。中國不要說公開攻擊毛澤東或者數落他的七宗罪，就是畢福劍那樣私下裡唱唱調侃毛的歌曲，都幾乎到了無家可歸，無處藏身的地步。

1987年，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高峰時期，搖滾音樂家鮑里斯·格雷本希科夫錄製了歌曲“This Train Is on Fire”，其中包括“拍攝我們父親的人正在為我們的孩子制定計劃”這一句膾炙人口的流行歌詞。那時候(30多年前)試想回歸斯大林主義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今天，.....。復古有找回了市場。同中國一模一樣。

現在，那些在科穆納爾卡和古拉格巨大帝國中那些屠殺者的孫子們正在與被屠殺者的孩子，孫子孫女和曾孫搏鬥，各自為他們的思想和靈魂而戰。這場新一代的思想和靈魂的歷史記憶的戰爭可以說是俄羅斯最偉大的戰爭。因此，中國也應該鼓勵兩種勢力的對立和博弈，不能讓文革餘孽無休止的猖獗，而是讓反文革的力量破土而出。這樣無論是來自上層的文革復辟，還是自下而上的唱紅歌，自覺自愿的搞個人崇拜，都應該受到反毛力量主動防禦。

看來中國俄羅斯，兩個曾經好的一塌糊塗的“布爾什維克”國家，現在開始了遙相呼應。他們的統治者為了鞏固其統治，現在正在尋找靈魂的依託，把那祖先(毛澤東和斯大林)的亡靈，再度祭起。以達到盅惑人心，企圖掐滅任何民主革命的初衷，撲滅任何可以和當局唱反調的星星之火。可是，仍然有一股自發的民間力量，噴薄欲出，自覺的擔綱歷史的囑託，讓那一點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