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多年的思考，我開始同意王丹說的“（六四中）學生有錯，政府有罪”的感悟。但是，學生到底犯了哪些錯呢？第一，我認為學生不該長期占領天安門廣場。“示威遊行”乃是一種表達政治訴求的方式，而不是逼迫政府讓步的手段。當學生表達了他們（也許，我 該用我們這個詞，因為我也是他們的一員）反官倒反腐敗的政治主張之後，就該回到學校上課，繼續他們的學業，因為絕大多數學生畢竟不是職業政治人物。
第二，正因為學生不是政治人物，因此他們沒有強有力的組織，不適合於提出具體的要求。學生領袖們可能提出了要求，政府也許答應了，結果另外一批學生領袖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讓政府騎虎難下。
我想指出，這兩個錯誤本身是學生在參與政治活動中很難避免的，因為青年學子是情緒化的群體，不是一個穩定的、負責任的反對黨。當執政黨與學生代表談判的時候，學生領袖們自身的權威性有限，即使打成協議，這些學生領袖並不一定可以讓廣大的學生服從和接受這個協議。而協議無法落實，讓掌握政府和軍隊的執政黨缺乏意願去和學生談判。同時，執政黨害怕讓步之後，群眾會得寸進尺，加上過去執政的中共罪惡累累民憤極大，稍一示軟，反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下面談談，政府（更準確地講是中共）為什麼有罪。到1989年，中共掌握政權四十年了，而前三十年幾乎是罪惡滔天的毛澤東時代。中國優良的傳統文化被摧毀殆盡，而土匪流氓黨性文化肆虐，讓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大饑荒與文革也造成數千萬人餓死或者折磨而死。可以毫不客氣地講，毛的專制讓整個中國成為一個大監獄。而鄧小平僅僅恢復古代中國的農業政策和恢復慈禧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就輕易地榮登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中國政客，這說明了什麼？鄧的所謂改革開放在歷史的長河中只是一個可以預見的常識，就是中共的偉大功績了，這從反面說明：毛澤東時代乃是一個罕見的、超乎荒謬之上的荒謬，超乎殘忍之上的殘忍。鄧動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是毛時代罪惡之上又一筆中共的罪惡。這是毫無置疑的。
但是，當年的熱血青年的我們今天已經人到中年，我們是否仍然停留在譴責中共的罪惡上、讚揚學生的正義之上就對得起那些在六四中犧牲了的同齡人了嗎？我們滿懷仇恨地看待中共就能給中國帶來美好的未來嗎？
我個人認為，六四是我們全民族的悲劇。這個民族包括學生和政府。當政府和民眾面對矛盾和利益衝突的時候，我們民族還是那麼的幼稚，不知道如何來化解矛盾，不知道用談判、爭論、妥協來漸進地改良我們的社會。六四的時候，學生們不會,中共也不會。 學生不會，情有可原，長期執政的中共不會，實在不應該。
學生們不會（在長期的專制壓制下也不可能也不可能）組成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犯了政治主張不明確、不穩定、希望一口吃個大胖子的錯誤；而中共沒有能力化解矛盾，一味相信暴力，犯了大罪！而這一切的根源是：無論是學生還是政府所有的中國人都缺乏相應的政治能力。
這個很諷刺，中國歷史（比如二十四史）幾乎都是政治史，沒有什麼城市發展史、宗教信仰史、哲學思想史，怎麼能說中國人缺乏政治能力呢？這是因為中國人眼中的政治是權術而不是公共事務的管理。中國古代沒有多少公共建築，沒有公共體育和集會，沒有發表群眾演說的習慣等等。毛澤東對中國的政治有深刻的洞悉，那就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因此，在中國政治就是如何獲取權力的權術，而不是解決“住房、就業、利益糾紛”等問題的公共事務的管理。中國最近才領悟到一點，號稱要實現“服務性政府”。因為以前都是盤剝民眾、發號施令的黑社會性質的政府。
反思六四，就要看到六四的發生乃是因為中國人的政治能力極端低下。追求民主的學生不知道穩紮穩打，建立一個具有韌性的反對黨。一個反對黨才能長期與中共對抗，而不是採取群眾運動的方式、謀求一次性的成功。假設當時有一個反對黨，號召學生上街示威表達反對貪污腐化的中共，聲勢浩大。示威遊行靜坐絕食之後，反對黨宣布訴求已經表達，學生們回去上課，結束示威。這樣會給中共一個極大的震撼。
中共會怎麼應對？我想中共會採取中國的傳統智慧“秋後算賬”，大肆抓捕反對黨領袖。那麼反對黨領袖就去坐牢，然後學生中再繼續產生領袖，前赴後繼地去坐牢。中共認為，政治就是竊取合法暴力的權術，那麼一個支持民主的反對黨就要和他們相反，堅決地採取非暴力不合作、爭先恐後地去坐牢，持之以恆地宣揚自己的民主主張，不斷啟發民眾什麼才是真正對他們有利的政治制度。
我想，中國今天也不存在可能性產生這樣的反對黨，因為中國人心目中的政治就是竊取政權的手段，即“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反思六四，就要反思自己心中的那個毛澤東，那個為了權欲不擇手段的毛澤東。又回到我一貫的觀點：毛澤東代表了中國文化最醜陋的一部分，卻在近代越來越難以去除。
六四運動，學生有錯，他們嘴上喊着民主，心裡也想着民主，但骨子裡還是想“出風頭、要權勢”；政府有罪，他們在行動上直接表達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主張。這一切都是因為中國文化本身無法支撐一個政治上多黨制、三權分立、新聞自由的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並不是要求一大批品行端正的人才能實現，恰恰相反。民主制度是在洞察了人性的惡之後才得以實現的。只有幼稚的國民才幻想一個偉光正來領導，結果卻是災難。政黨之間的爭鬥才能保障平民的自由。我從六四事件中得到的認識就是：中國需要一個強大的反對黨，否則六四這樣的悲劇、甚至更大的悲劇會一再上演。中國的歷史其實一再地證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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