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19 民国时期由清朝遗民编纂的《清史稿》对清军入关前后的屠城或大规模屠杀暴行，由于其立场限制，大多采取了隐讳、淡化、缩减人数或改换措辞的处理方式，例如对扬州屠城，只字未提。但在部分篇章中，依然留下了部分大屠杀的蛛丝马迹。例如《清史稿·卷234·列传二十一》的《靖南王耿仲明传》，对顺治七年（1650年）以汉人尚可喜（1604-1676）和、耿仲明(1604-1649)的儿子耿继茂（？-1671）统领下的清军攻破广州城后的暴行，就留下了如下记载： 其字面含义，就是靖南王耿继茂与平南王尚可喜攻陷广州后，愤怒于广州城内军民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顽强死守，导致清军伤亡惨重。作为报复，他们下令将城内的丁壮（青壮年，实际演变为无差别屠杀）全部杀绝。这是民国时期编纂的《清史稿》中，关于清军攻陷广州后大规模杀戮行为的一条明确记载。 再如《清史稿·卷234·列传二十一》《平南王尚可喜传》记载的，虽然也是轻描淡写，但仍然血迹斑斑：斩六千馀级，逐馀众迫海滨，溺死者甚众。 这基本上就是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子耿繼茂上清廷《恭報恢克廣省事》題本中的说法：
时人釋今釋（金堡，1614 - 1680）撰定，尹源進、李棲鳳校訂的为尚可喜歌功颂德的《平南王元功垂範》中，也是如此说：
考虑到尚可喜占据广州之后一直修庙礼佛的心理，这个杀人六千的死亡数据应该是被打了很大折扣的，至少平民老百姓，是没有计算在内的。
平南王尚可喜
清初人钮琇(1644-1704)在其笔记小说《觚賸》中，就没有那么客气了，直接就说广州围城后，被真修和尚在城外成堆焚化的死难者残骸堆积得如同山丘，惊天动地泣鬼神，最后形成了令后人无比悲痛的大墓共冢：
嗚呼！ 一治一亂，維天有道。 一死一生，維人有數。 在昔尉陀，南土翼翼。 迄于盧循，降割邦域。 殺人盈城，屍填溝洫。 甲申更姓，七年討殛。 何辜生民，再遭六極。 血濺天街，螻蟻聚食。 饑鳥啄腸，飛上城北。 北風牛溲，堆積骷髏。 或如寶塔，或如山丘。 便房已朽，項門未枯。 欲奪其妻，先殺其夫。 男多於女，野火模糊。 羸老就戮，少者為奴。 老多於少，野火轆轤。 五行共盡，無智無愚。 無賤無貴，同為一區。 豈無同姓，鬼食嫌疑。 生妻在傍，冥漠未知。 兒尚繈褓，母已生離。 骨無人收，兒在背饑。 亦有弱婦，倉卒入房。 暮昏晨別，未拜姑嫜。 斷肌委塵，粉骨埋香。 生不相見，良友巾幗。 如何墓門，不遠咫尺。 嗟乎，悲哉！ 浩浩黃雲，瀟瀟暮雨。 誰斂魂魄，而聚比戶。 野狐鄰穴，野葵塞路。 崢嶸荒馗，白楊蓑衣。 大小號呼，同歸鄉土。 回首西天，勿生劫道。 江南庾信，傷心作賦。 因而大招，夫寧無禱。 乃招曰：欲開兮天門，蕪城荒兮隴樹寒。 有年月兮無瓦棺，誰之哀兮露漫漫。 往復兮新壙未乾，狹茲窀穸兮相安。
靖南王耿继茂
顺治七年（1650）的庚寅之劫給明遗民番禺诗人屈大钧（1630 - 1696年）留下了一生的痛苦和記憶。1690 年(康熙二十九年)初冬，已入晚年的屈大均攜諸子至廣州北郊尚氏墓堂，作《感懷往事》長詩，既有對清軍攻城過程的回顧，也有對尚、耿二藩的怒斥：
地脉从衡岳，南盘粤秀开。 城池熊海抱，井邑凤山回。 少帝方迁国，名王遽筑台。 冲梯朝鼓舞，笳吹暮喧豗。 喷药飞天炮，穿沙震地雷。 力悲诸将惫，心恨一人灰。 要垒西关卖，坚围北面摧。 频令朱鸟塞，顿化白龙堆。 律负通天罪，陵辜报汉才。 穹闾连五岭，髦宿掩三台。 犀兕难烧尾，鱼龙易曝鳃。 肝为蛟蜃脍，发作夜叉䰄。 六角先戎首，三藩即祸胎。 种人俄痿弱，征马渐虺隤。 士卒思剸刃，僮奴总利财。 盗争红玉象，宫夺赤珠𤨛。 反覆真非策，荒淫实不材。 主恩徒荡荡，天道故恢恢。 赐爵劳丹券，临戎枉墨缞。 牲将贰师用，剑使属镂裁。 颈血无人吮，脐膏祗自灾。 填倾虚石椁，道坏失金锤。 殿瓦鸳鸯碎，楼碑屃赑颓。 火腾多宝焰，烟落众香煤。 飒飒馀营柳，青青失苑槐。 凶残因父子，夭枉及舆儓。 豚犬生何益，贪狼死不回。 刍荛谁踯躅，熠耀自低徊。 鬼祝阴阳食，魂招大小哀。 漆头消怨毒，饴胆为渠魁。 事已当年慰，情犹此日慛。 惟须伤彼狡，未暇笑于䰄。 往极行应复，倾终势必栽。 经纶屯始见，左右泰方来。 骥伏吾奚老，鹰扬尔尚孩。 乘时虽晼晚，佐运岂涓埃。 凛戾寒初中，暄和暖早催。 杀机庚午尽，生气上元培。 猎猎随风末，韸韸向水隈。 英餐蒲涧菊，蕊嗅竹园梅。 并骑欢驰逐，联舟厌溯洄。 放鹞除短旋，牵捉上重鋂。 莽密防猪箭，花深怕雉媒。 长歌蒿里曲，每奠国殇杯。 酥酪沾黄土，氍毹遍绿苔。 射休加虓虎，鞭只与驽骀。 觱篥持双叶，琵琶挟一枚。 归乘娥月出，坐引客星陪。 王霸凭尊酒，君臣问草莱。 定知需羽翼，相助似瓶罍。
那么，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的广州围城，具体死了多少人呢？明遗民戴耘野即戴笠（1614-1682）在《行在阳秋》中说屠之，百万人民尽死于内：
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出版的《广州市志·卷十六·宗教志》和1996年8月由广州市宗教志编纂委员会单独成册出版的《广州宗教志》中关于1650年庚寅之劫（清军广州大屠杀）的记载如下：
如果说，这个数据还不足信，那么曾担任番禺知县的任果，和进士檀萃（1725－1801）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主持纂修的《番禺县志》卷十八《事记》上的说法，应该比较接近了。
如果再不相信，那么在此之前的孔興璉修、彭演、薛起蛟、陈阿平纂康熙二十五年（1686）版《番禺县志》卷十四《事记》中，有更详细的注解：
这本康熙二十五年版的《番禺县志》，是在已经遗失的清李文浩修、康熙二十年（1681年）撰成的《番禺县志》基础上编纂的，现存北京图书馆。这两版《番禺县志》的成书年代与广州屠城的年代相隔不远，而且孔兴琏也是番禺知县，编纂者中有本地人参与。当时就秉笔直书，写下这样的话，妄议朝廷，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所以只能以注释的形式隐藏在字里行间。
所以，这些资料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也是经得起时代检验的。如果说这两版地方志记载的数字还需要进一步考证，那么，康熙二十五年和乾隆三十九年的《番禺县志》至少说明，死者七十万人，民居遂空这一说法，在清初就已经出现，并为后来被官方所背书的地方志所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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