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戰爭是美國歷史上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內戰。羅伯特·李將軍雖然不贊成南方的叛亂，但還是為了自己南方的家鄉而站在了南方一邊。雖然他軍事才能優異，多次擊敗北方聯邦軍隊，但最終還是戰敗了。不能不向代表北方的尤利塞斯·格蘭特將軍投降。

一幅戲劇性的場面出現了。有人這樣記載：

1865年4月，兩位將軍在弗吉尼亞州的阿波麥托克斯鎮會面，商議李2.8萬人的軍隊的投降條件。格蘭特已與林肯討論過了。他們要大度地接受投降。李坐到馬背上，幾星期來焦心的戰役在他臉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但他的制服依舊清整無污，態度彬彬有禮，正規如常。格蘭特渾身泥污，卻十分友好可親。他把接受投降條件的文件交給李將軍。

“您真宏量，”李說，“我可以提一個請求嗎？”

“如能辦到，則深感榮幸。”

“您已極寬厚地把我的軍官們的馬給了他們。我的騎兵們的馬也是他們自己的。”

“我懂了，”格蘭特說道，“他們今後種地會需要的，他們當然應該帶走自己的馬。”

“先生，”堪稱君子的李將軍說道，“我為能向您這樣一個偉君子投降而感到驕傲！”

這就是美國民族，失敗者不卑不亢，保持尊嚴，但投降了也就遵守約定，不再負隅頑抗至你死我活。而勝利者寬宏大量，對投降者也是以禮相待，不懷疑投降者是否有詐。這種互信，這種尊重規則，是一種文明，一種騎士精神、貴族氣質、紳士風度。這種優雅文明的氣質使美國很快地達到了民族和解，很短時間內，美國就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階段。

我想到四年一次的美國大選，新總統就職的時候，總是宣稱“這不是民主（共和）黨的勝利，而是美國的勝利”。我們中國人可能覺得這種說法很虛偽，很套話。但事實卻是，勝利的一方不會表現的唯我獨尊，失敗的一方也不耿耿於懷。支持失敗一方的人們也轉而維護新總統的權威，因為他是美國的總統，而不是某個黨派的總統。這樣，四年一次的大選才不會撕裂美國。

再看看我們中國的內戰。有報道稱：他（毛澤東）於1951年4月30日在一則批語中明確寫道：“殺人不能太多，太多則喪失社會同情，也損失勞動力。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不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況者可以超過這個比例，但須得中央局批准，並報中央備案。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據說這是毛澤東為了控制殺人數量定下的比例，也提出了一個新的刑期“死緩”。 其實，我們誰不是死緩，嘿嘿。他老人家也就死緩到了1976年9月9日。（http://bbs.creaders.net/history/bbsviewer.php?trd_id=444441）

我很同情也理解毛澤東，從某種程度上講，他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在中國，一個新王朝取代了舊王朝，不能不從肉體上消滅舊王朝的支持者。滿清征服中國之後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要威懾潛在的“反革命”。不同的是，滿清是集中屠殺，而我朝是分布式消滅。這不能不說我朝更加高明。

我很同意一種說法，政治就是和你的敵人一起生活下去的藝術。這是美國人的定義，卻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共識。我們中國人對政治的潛意識定義是：“對待朋友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敵人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還有另一句，“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犯罪”。但“誰是敵人，誰是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這也不能埋怨勝利者不仁慈。如果失敗者常常想臥薪嘗膽，常常懷着“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念頭，那麼要求勝利者寬宏大量就是一種奢侈了。因此我們中國人就陷入了一種死鎖狀態。失敗者要求勝利者仁慈，不要老是坑殺數十萬降卒；勝利者卻滿懷恐懼地認為“知人知面不知心”，不知道失敗者是不是詐降。我們中國人以為自己很聰明，認為“兵不厭詐”“三十六計”是理所應當的。那個提倡“仁義之師”的宋襄公，不就被毛澤東批示為“蠢豬！蠢豬！”我們中國人沒有多少人認為戰爭還將什麼規則。你要是堅持要“陷敵人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那麼你就必須承擔南京大屠殺，三光政策這樣的命運。你怪不得別人，是自找的。

南北戰爭和我朝的“三反五反”構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誰文明誰野蠻，小學生都能看出來吧？這不是共產黨的錯誤，這是全體中國人的錯誤。多少慘痛的歷史構成了我們民族的潛意識，不要輕易相信別人的承諾，何況是敵人的？

我曾經讓一個朋友給我寄幾本書，他說要不要一本著有拼音的東周列國志給我的孩子讀。我立刻說，我希望我的孩子永遠不要知道那裡面的故事。我們中國人是東周列國志餵養大的孩子，心裡滿是詭詐。我寧願中國文化在我們下一代出現斷層，不知道勾踐，不知道伍子胥，不知道孫臏龐涓，不知道蘇秦張儀。希望中國人的後代都忘掉那段中國歷史，還是單純天真傻一點好。我們中國人的“三十六計”這樣的小聰明帶來了多少大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