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内战。罗伯特·李将军虽然不赞成南方的叛乱，但还是为了自己南方的家乡而站在了南方一边。虽然他军事才能优异，多次击败北方联邦军队，但最终还是战败了。不能不向代表北方的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投降。

一幅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有人这样记载：

1865年4月，两位将军在弗吉尼亚州的阿波麦托克斯镇会面，商议李2.8万人的军队的投降条件。格兰特已与林肯讨论过了。他们要大度地接受投降。李坐到马背上，几星期来焦心的战役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但他的制服依旧清整无污，态度彬彬有礼，正规如常。格兰特浑身泥污，却十分友好可亲。他把接受投降条件的文件交给李将军。

“您真宏量，”李说，“我可以提一个请求吗？”

“如能办到，则深感荣幸。”

“您已极宽厚地把我的军官们的马给了他们。我的骑兵们的马也是他们自己的。”

“我懂了，”格兰特说道，“他们今后种地会需要的，他们当然应该带走自己的马。”

“先生，”堪称君子的李将军说道，“我为能向您这样一个伟君子投降而感到骄傲！”

这就是美国民族，失败者不卑不亢，保持尊严，但投降了也就遵守约定，不再负隅顽抗至你死我活。而胜利者宽宏大量，对投降者也是以礼相待，不怀疑投降者是否有诈。这种互信，这种尊重规则，是一种文明，一种骑士精神、贵族气质、绅士风度。这种优雅文明的气质使美国很快地达到了民族和解，很短时间内，美国就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我想到四年一次的美国大选，新总统就职的时候，总是宣称“这不是民主（共和）党的胜利，而是美国的胜利”。我们中国人可能觉得这种说法很虚伪，很套话。但事实却是，胜利的一方不会表现的唯我独尊，失败的一方也不耿耿于怀。支持失败一方的人们也转而维护新总统的权威，因为他是美国的总统，而不是某个党派的总统。这样，四年一次的大选才不会撕裂美国。

再看看我们中国的内战。有报道称：他（毛泽东）于1951年4月30日在一则批语中明确写道：“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准，并报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据说这是毛泽东为了控制杀人数量定下的比例，也提出了一个新的刑期“死缓”。 其实，我们谁不是死缓，嘿嘿。他老人家也就死缓到了1976年9月9日。（http://bbs.creaders.net/history/bbsviewer.php?trd_id=444441）

我很同情也理解毛泽东，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中国，一个新王朝取代了旧王朝，不能不从肉体上消灭旧王朝的支持者。满清征服中国之后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要威慑潜在的“反革命”。不同的是，满清是集中屠杀，而我朝是分布式消灭。这不能不说我朝更加高明。

我很同意一种说法，政治就是和你的敌人一起生活下去的艺术。这是美国人的定义，却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共识。我们中国人对政治的潜意识定义是：“对待朋友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还有另一句，“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也不能埋怨胜利者不仁慈。如果失败者常常想卧薪尝胆，常常怀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念头，那么要求胜利者宽宏大量就是一种奢侈了。因此我们中国人就陷入了一种死锁状态。失败者要求胜利者仁慈，不要老是坑杀数十万降卒；胜利者却满怀恐惧地认为“知人知面不知心”，不知道失败者是不是诈降。我们中国人以为自己很聪明，认为“兵不厌诈”“三十六计”是理所应当的。那个提倡“仁义之师”的宋襄公，不就被毛泽东批示为“蠢猪！蠢猪！”我们中国人没有多少人认为战争还将什么规则。你要是坚持要“陷敌人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那么你就必须承担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这样的命运。你怪不得别人，是自找的。

南北战争和我朝的“三反五反”构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谁文明谁野蛮，小学生都能看出来吧？这不是共产党的错误，这是全体中国人的错误。多少惨痛的历史构成了我们民族的潜意识，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承诺，何况是敌人的？

我曾经让一个朋友给我寄几本书，他说要不要一本著有拼音的东周列国志给我的孩子读。我立刻说，我希望我的孩子永远不要知道那里面的故事。我们中国人是东周列国志喂养大的孩子，心里满是诡诈。我宁愿中国文化在我们下一代出现断层，不知道勾践，不知道伍子胥，不知道孙膑庞涓，不知道苏秦张仪。希望中国人的后代都忘掉那段中国历史，还是单纯天真傻一点好。我们中国人的“三十六计”这样的小聪明带来了多少大灾难！